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不久前在河北衡水保利大剧院上演。该剧向孩子们传递了共产党人伟大的牺牲精神和使命意识。
《送不出去的情报》选择了东北抗联革命历史题材,作为一部儿童剧,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如何以儿童剧的方式展示,成为了创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过于宏大的叙事,很难真正走入孩子的内心;过于沉重的体验,又是孩子的经验无法抵达的。在故事层面,编导们设置了“送不出去的情报”这个牵动全剧的悬念,成功牵动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从小主人公满山带着情报离开山林、离开杨靖宇将军、离开抗联战士们开始,他的历险就此开始,他的成长也就此开始。这个悬念的设置,把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故事,扩展成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成长故事。满山带着情报离开杨靖宇将军,更像是一个男孩离开了父亲,去完成属于自己的成长。相比于传统的革命历史故事,这样一种讲述方式,更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共情。因为离别、历险、未知、不确定性等元素,都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经验。如何面对未知,是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难题。
无论是文学还是戏剧,总是要涉及人生难题。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中将儿童文学分为“母爱型”与“父爱型”。“母爱型”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更为虚幻与随意的解决方法。而“父爱型”的作品处理人生难题的方式却更为现实与深刻。“父爱型”的最大特征是“直面人生”,它已经向成人文学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其审美追求也开始转向“揭示人生难言的奥秘”。
《送不出去的情报》是一部偏向“父爱型”故事模式的作品,这个故事首先是残酷的,满山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母亲给他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那个用来传递情报的拨浪鼓。在此之后,他又独自离开了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的队伍,前往奉天传递情报。在这样一个情境中,他必须独自面对、孤独承受。在送情报的过程中,满山遭遇了诸多坎坷,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过程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审美共鸣。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一帆风顺的事情是很少的,我们总是不得不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失败。这样一种审美共鸣使得剧本完成了从儿童剧到成人叙事之间的连接。满山运送情报的过程,成为人生历程的浓缩。人物的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同时展现在舞台上,完成了一种精神的对话与交互,共同推动了人物的成长。
纵使在观剧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成长的疼痛和人生的困顿,我依然无法完全用“父爱型”的故事模式去界定《送不出去的情报》。因为,结尾那个转折之后我所感受到的巨大温暖与善意,是“母爱型”故事模式的本质特征。关于“情报”的悬念持续到了最后,当满山将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封情报上时,却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身后汇聚着多少温柔的、深沉的、善意的目光。这些目光轻轻托住他,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真正至关重要的不是这一封情报,而是人的期待。这份期待,化作一封情报,承载着一个孩子以及他的未来。这样一种处理,使得整个剧在“父爱型”故事模式的严肃与残酷之下,增添了母亲的温柔注视。这个剧本中,“母爱型”的故事元素不再是“遇到困难绕道走”的轻巧与奇幻,而是困难背后的巨大希望和对孩子的温柔善意。这份始终保有的希望和温柔善意,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完整,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让孩子们能够走得更远。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母爱型”故事元素,使得一个革命历史故事由单纯的教育意义上升为一种审美价值,《送不出去的情报》成为了一则孩子们的寓言。该剧给孩子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寓言世界:困难也许真实存在,但困难的背面不是苦难,而是深远的爱意。
在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便是战争,这段历史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充满着伤痛与血泪,战争的残酷不必多说。创作者站在这段惨痛的历史废墟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选择:面对远去的硝烟,创作者最想给孩子展现的不仅是战争的残酷,他想要给孩子更多的思考维度。剧中一场动人的戏展示了创作者的思想深度。李小刀带着满山找到日本小兵想要讨回拨浪鼓,三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语言不通、政治军事立场敌对的状况下,却在关于“妈妈”这个词汇中找到了共鸣,达到了某种理解。这样一种人类正视自己情感的瞬间,在残酷的战争中显得尤为动人。更加难得的是创作者的克制,这样的瞬间即便再动人,却也只是战争一隅。这份人类的相通,恰到好处却又戛然而止。创作者的用心可见一斑:要让孩子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用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闪光,唤起孩子们对和平的珍惜。这份“送不出去的情报”,通过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传递到了孩子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