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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发明”: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主体反思

时间:2021年11月05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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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莲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剧照

中国舞协提供

  《唐宫夜宴》火爆“出圈”以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大众对古典舞的兴趣,也在业界引发了传统舞蹈如何更好传承发展的热议。在此语境下,重新思考中国古典舞作为“被发明的传统”至关重要。中国民间舞已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中,并实现了真正的挖掘和保护。中国古典舞作为中国传统舞蹈的另一部分,历朝历代都涵盖礼乐、雅乐与俗乐两条脉络,并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相互联动,通过文献、文物、图像和史料都能得以佐证梳理。从当下社会的舞蹈活态存在来看,中国古典舞作为封建社会中国宫廷文化的产物,必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某些断裂,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也因此并不尽如人意。中国古典舞在当代“重建”过程中,许多所谓“传统”,往往都是为了新近的目的建构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传承主体(重建主体)在上世纪50年代初至今的中国古典舞重构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古典舞的实践主体出发,从中国传统舞蹈母题之下的古典舞、民间舞及世界不同国家古典舞三重纬度入手,可以深入反思中国古典舞的创建模式、重建过程中与主观能动性的互动,以及中国传统舞蹈视野下古典舞与民间舞主体的异质同构和中外古典舞脉络的对比,思考中国古典舞实践主体的结构脉络。

  做好“传统”有力的接力者

  在阐释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形态模式之前,首先要对“古典”的概念进行反思。所谓“古典”,不仅仅是“古代”与“经典”的简单结合。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的看法,“古典”是艺术的最理想状态。它具有理性、秩序、规范、均衡、严谨、静谧的特点,并被用来表现民族精神。“古典舞”一直处于动态的“延续”与“创造”之中,作为传统文化典范性的审美范式,应该包含,一是在历史动荡长河中,是一种并未终止的历史文化记忆;二是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并处于时代主流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古代舞蹈;三是有独立的舞蹈语言范式,强调风格的规范化和语汇的体系化;此外,还应具有能够传递“古韵古趣”的古典美学意蕴。

  关于中国古典舞,舞蹈学术界普遍存在“当代建构论”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建构便可看作是“结构过程”的动态化的过程,与之相应的创建者(传承人)透过他们的目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于此重建者们从戏曲中提炼元素,加入武术、杂技等动作语汇,按照芭蕾的审美规范,表达具有中国古典意蕴的传统舞蹈文化。例如作为典型作品之一的《春江花月夜》,闻花、听鸟鸣、仿鸟翔,一个妙龄少女漫步在江边花丛中……意境极具古趣,每一个动态、表情和着琵琶曲都值得细细品味。而当下有些创作打着古典的旗号,用着现代舞的编舞技法,却无法走向高级的自我表达式的形式感,更违背了“古典”的原点。由此,创作者作为“传统”有力的接力者,实践着策略性的个人动机,也是在再造文化和舞蹈的审美秩序。这其中,文本框架限制着行为者个体行为的场景和叙事情境与舞蹈创作表达的关联,能动者对于结构的修改、变更,不应完全脱离作为传统文化内在性的古典风格范式。这也是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后一些作品失真的本质问题。

  回到民间艺术发展场域,非遗传承人或许终其一生重复着同样的文化记忆,这种忠实于原型的精神或许是中国文化两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原因所在,同时受益于延续师父传授的技艺,代代相传以至于技艺逐步高深、风格逐渐成熟。笔者曾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地龙灯的传承谱系一代接着一代,其中不乏因为文化空间、物质条件等发生变迁,但文化主体并没有脱离他们的传承项目,反而形成技艺精湛的结果。回到民间,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中国古典舞实践者应更多重视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立足传统,真正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下足功夫,中国古典舞的实践和发展必然将更进一步。

 

《唐宫夜宴》剧照

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提供

  用好中国古典舞的复现经验

  我们周边的日韩、越南等国家的古典舞或许可以成为反思的参照对象。学者刘青弋曾提出日本古典舞蹈的传承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断裂,但在宫廷的支持下,古典舞蹈家用生命坚守传承并不懈努力,将从中国传入的“唐乐舞”、从朝鲜半岛传入的“高丽乐舞”传承下来,同时创建了本土的古典乐舞。如今,雅乐作为日本古典乐舞的核心,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韩国的“宗庙祭礼乐”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佾舞亦被认定为“韩国文化遗产”,将受中国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宫廷仪式及其乐舞不断地进行复原。越南宫廷舞蹈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以上三国古典宫廷文化源头的中国,乐舞复现传承的有效途径是以传承主体为关键,传承主体应该走进历史的田野,将乐舞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吴晓邦就有中国大传统、小传统舞蹈文化意识,发出传统就是“民族发展力量的象征”之声,他深入田野,对各地残存的舞蹈遗迹进行收集和抢救。1957年他带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在曲阜孔庙拍摄《祭孔乐舞》影像,才得以为改革开放以来多地恢复祭孔活动提供参考的范本,发出对中国宫廷乐舞复现传承的先声。随着舞蹈专家学者对中国古典舞的认识,中国古典舞当代建构需要纵横开掘,应以古代文化为根基而深入展开。复排舞蹈虽无法根本上重现舞蹈历史原样并呈现传统的连续性特征,但一些舞蹈和研究实践者以身体文化作为主要特征,借助文物、文献、壁画、雕像等静态的形式,实现了具有文化意义的敦煌古典舞的复现、汉唐古典舞、唐乐舞的重建、昆舞的发明等。

  再如,按照学者王明珂的学术观点,昆文化作为结构性文本,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在一种结构性社会情境下,将会产生特有的、可支持此社会情境的历史心性,这种由历史心性所产生的文本(或表征),才能在发展的社会记忆中展露它自己。昆曲与昆舞就是“昆文化”历史心性下的文化表征。舞蹈家马家钦作为昆舞的创始人,其创作是一种能动性的体现,也是实践行为的结果。通过以文化的身体进行构形,坚持具有“昆韵”特色的文化身份,其文化身份的确立在于对昆文化符号的舞蹈性转化、对古典“昆韵”风格的把握以及对昆曲道具水袖及扇子的正确运用,从而实现昆曲行当的类型化。同理,今日“出圈”的《唐宫夜宴》,也是导演及相关创作人员对于传统文化能动性发挥的表现。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实践主体作为第一关键,应该遵循“古典”内在性的审美规则,遵循历史时间、文化空间等多种视角,积极发挥自己的文化观、审美观与舞蹈观,在历史的田野中从分层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模式转向相互关联的和多原因的解释模式,才能真正做好中国古典舞在当代乃至未来的传承发展。

(编辑: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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