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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于有用之人的不同之用

时间:2021年04月2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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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起:书法何用?我一时也语塞,只好讲了个故事。故事来自于《虞龢论书表》,大意是:王羲之去一门生家做客,对方款待以丰盛佳肴。王羲之投桃报李,回赠其书迹以表感谢。环顾四周,在一张滑净的榧木几案上写满了字。饮罢,门生送走王羲之归家却发现,其父因不知所云又看着碍眼,便将上面“草正相伴”的字符一并抹去。门生因失王字真迹,惊懊多日……

  讲道理一直是历史的短板,讲故事却是时间的长项。对于故事,我们会怀疑真假,这是做学问的前提。有时故事权当故事来听听,对理清道理或有裨益:于不懂书法何用者,用一种可以换到钱的方式最直接,否则也确实费力,当然多数情况下无需解释——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学问都是如此:有人视如草芥,有人求之不得。于有用之人有用,于无用之人无用,而这“有人”当指不同的人,这“有用”也用作不同的用。

  于书香门第而言,书法是学养的高贵招牌。郑枃《衍极》里记载有三国时期魏国钟繇成为大书法家过程中的小机缘:说他“见笔经于韦诞”,但韦诞无论如何不给他,直到韦诞去世,执着的钟繇竟不惜掘开韦诞的墓盗了出来。钟繇学书即成,西晋末年,王羲之伯父王导过江避乱,怀里揣着的《宣示表》即是钟繇所写。另有王羲之叔父王廙,将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也以同样方式小心翼翼地折成四叠,缝在衣服夹层里南下山阴。

  如此看来,书写及其书写承载的文化符号一定有用,且超出了单纯的用。不然,谁会于性命堪忧之时,心头肉般护那几页信札稿纸周全——那种时候,这几张皱巴巴的“破纸”于高门而言,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是汉文化族群在乱世飘零中的寄托与尊严,是他们怀想故国时的情感维系和惦念。且世道一旦安定,这文字及其衍生而出的文化内核,便就成其立门之权威,乃至为了高贵的招牌,他们之间因嫉妒而不服,因谦逊而承让,又因匹敌而联合的戏码,更是一个比一个精彩。像虞翼看着后生绕过他去学王羲之家法,说出的“重野鹜,贱家鸡”,话语间藏不住满心的“羡慕嫉妒恨”。再有与王羲之同辈的谢安,用“得献之书裂为校纸”的手法,以矫饰其献之长辈和“书坛盟主”的身份,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处理方式段位也不低。

  于善书寒士而言,书法为稻粱谋的生存手段和方式。书法史上一般起到引领风尚作用的,多数来自士大夫上层群体:如曹魏洛阳新书风、南北朝崔卢王谢等。这也是为什么“后浪”要折腾着拿自己的作品,干谒有书学书法背景的大家,让他们给自己的东西写个前言、说个好,便是要找寻这融入时间轴和空间圈的位置,而一旦跻身高位,又是新一轮的门户即成之感。

  黄庭坚年轻时,有一位书法前辈,名为钱勰,其身后书名虽不如黄庭坚响亮,但钱勰生长于诗礼之家,在当时属说话颇有分量的人物。他指出黄庭坚字俗,原因是没见过怀素的真迹。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尽览文化资源的优越感,本来因自己的跌宕纵横而自信的黄庭坚,被钱勰说得灰头土脸。他如此在意钱勰的评价,且为“脱俗”而奋斗终生——与自我流露型脱俗相较,更像是抗争性脱俗的范畴。直到黄庭坚在石家借临了怀素的《自叙帖》真迹之后,才对草书恢复了自信,甚至“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此时的钱勰已谢世多年!黄庭坚恨他不能再看一眼,以证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黄庭坚。黄庭坚那么跟怀素较劲,想来是否和钱勰的那句评价隐约有关?

  王褒是东晋王家后人,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其曾孙王方庆献于武则天的王氏一门28人书迹,即后来刻成的《万岁通天帖》,就是以王褒带到北周的书法真迹为蓝本的。王褒在北周书坛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有趣的是,这碑碣之间的辛苦竟使王褒怨恨不已:“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或许现在听来这话不免矫情——这可是人人称羡的恩荣。与王褒相反,北周还有位出身庶寒的书家赵文深,后有题写碑榜之事,王褒每每推给此人,不知其深意者会赞许王褒让贤。然不过是高门与寒士间对待书法功用立场的不同表现:如王褒者,不过是以书迹显示其家学优赡、个人才华的手段,且以“笔研之役”为耻。相反,如赵文深般,书艺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生存手段,且以能被任用而深感价值与荣耀。因此宫阙楼阁遍布赵文深书迹,也才得以至今流传。虽然颜之推也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反过来想想,是否也正是道之不同,世上之人也才好各得其所。

  于商贾新贵而言,书法是恩荣与利益的间接载体。史料记载,唐朝弘文馆、集贤院都设有专职“拓书手”,根据诠次不同等级与价值,将真迹摹拓和石刻打本分赐远近职官以表恩宠,据说颜真卿也得到一本打本。文化发言权获取无论何种途径,其归宿逃不过示威、获利或者炫耀。比如,东晋收藏最富者桓温之子桓玄,就有向人展示书法作品的嗜好——虞龢《论书表》和张彦远《法书要录》都有记载: “桓玄爱重书法,每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人一旦拥有好东西,哪能憋住?于是需要寻求表达的出口,只不过从接受者的角度,容易被理解为“炫富”。若真如“萧翼赚兰亭”中所言,即便是修行颇深的高僧辨才,也逃不过这一怪圈:他有《兰亭序》真迹,无人提及他主动炫耀的可能性不大,但招架不住有人“挠痒挑衅”,憋不住说了出来,被“心理学家”萧翼得了手。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详细记载了唐朝内府所藏书法的来历。这时的法书名画在众人眼中,即是厚货官爵,难免心生贪婪。进献与搜访,献书画而拜官者不计其数。窦臮直言,有个叫穆聿的古书画倒卖商在肃宗时,乘危射利。因为告讦征收古迹,其中“强括石泉公王方庆家,则天后还书功,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强括”一词是明证,这里面有饱满的不情愿戏码。以此手段拜官的穆聿,想必也忌讳自己的这段“黑历史”,后改名为穆祥。提到官至太子少师的张彦远,其实他祖上出自“三相张家”,恩荣一时,家中经籍字画甚至等于秘府,也因此他的传世名作《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多取资于家藏,自然不过。

  于山间隐士而言,书法是于世俗中自适的人生蕴藉。三国时期,钟繇与胡昭并师于刘德昇,胡肥而钟瘦。司马懿的幕僚、写过《三国志》的陈寿说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的确,他辞谢袁绍任命,不请曹操礼召,隐去了——去种地、去自适、去当名士。当然,他即便隐去,但在短时间段里也有足够的名声余响保全乡里,使得三路兵将在其居住的地界止戈为武,甘心绕道而去——让人的确心生敬畏与佩服。可笔者还是会惋惜,他那豪放潇洒的书法呢?“钟胡”“钟胡”叫了不少年,虽说二者书法在距离曹魏不远的西晋,也都被秘书监荀勖作为官方学校书法范本,但到东晋时期,胡昭的书迹便没有了消息。相反,当时来看瘦瘦的、小巧的、认真的、恭敬的钟繇,却以神品之位,主导得后世书法家团团转。

  当然,隐世者还有东汉三国魏晋之梁鹄、北宋时期的林逋,以及元代之倪瓒,也有如赵文敏、董其昌等思想上的隐逸书风,并不见得就身为隐士,且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确实早已不知胡昭的后世如何了,但却能得知钟繇的儿子钟会被杀了。梁鸿需要个归隐山林用的烧火做饭且不惹事的丑妻,而你恰恰正好是罢了……让人不禁感叹:何为彰与显,何为隐与默;何为居高声自远,又何为非是藉秋风;不知是死在朝堂上舒坦,还是死在沙滩上惬意;不知是默默者存,还是因为默默而不知其存与不存。但话说回来,这些个生前身后名,对于当事人来说,后世或许没什么相干——不过是每人一个活法,自适而已。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书名——此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后人为将二书相别,故命南朝这本为《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改称今名。萧子云还有一本书叫做《东宫新记》,电视剧里也有《新白娘子传奇》已经老得恍若隔世——新语不新,旧语不旧,没有一个故事就只是故事,也没有一个故事发生过就再也不会发生。当下参与其中的人,依然承袭延续着精神层面和行事治学的气场等级。所以,关于书法的尊严和内心的笃定,依然有人愿意付出许多心力,去寻求书写的层次与高下的真理,从而获取进学的阶段动力,自渡而渡人。若明了书法原来存在过的价值,似乎对当下的书写范畴不那么纯粹性狭隘,有所裨益。

(编辑:刘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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