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年来，美术创作的成绩虽然很好，可是问题也不少。我自己曾经接触过、可以作为经验教训、也可以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继续探索的问题，大致有这样几个：一、题材问题；二、风格问题；三、古为今用、外为中用问题；四、深入生活问题。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和我接触较多的、曾经使我苦恼过的、只有这几个问题。

　　一、关于题材

　　关于美术创作的题材，我国很早就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之分。自从美术学校创办后，又按照西方惯例将绘画分为人体、风景、静物三种。这种分类，实际上都是从题材的范围着手，每种范围之内，还包括有多种多样的具体题材。题材的多样性，来源于生活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着审美要求的多样性。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美术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美术的题材多种多样，和人民群众的不同需要有关，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开阔、明朗和美化有关。所以题材问题，实际上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重视。

　　在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出现在每次美术展览会上的作品，是各种各类的题材都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实际上也不少。但和其它的作品相比较，就没有山水画、花鸟画的数量多。究其原因，是可以从山水、花鸟画悠久的历史地位、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美术工作者技艺的局限性……等等因素中得到解答的。而且，这些现象都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改变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兴师问罪。可是，在林彪、“四人帮”破坏文艺创作的年代，题材突然成了大问题；所谓“帝王将相”，所谓“才子佳人”，所谓“牛鬼蛇神”，所谓“山山水水”和“花花草草”，转瞬之间都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大敌。许多作品，都因为题材有罪而受到抄查或消毁，并且不准此类作品走进展览会的大门。许多作者，也因为题材的株连而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美术界的所谓“黑线”，就是被抹黑了的题材上的“黑线”；美术界的十年灾难，主要是题材的灾难。然而，灾难并不到此完结，“黑线”可以随便拉长；在翻云覆雨了五六年以后，又出现了一种“黑画”，这是从宾馆饭店组织的一批山水、花卉、翎毛之类的作品中挑剔出来的作品，它的罪名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地说它在影射着什么、宣传着什么、反对着什么，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认为这些题材有益无害的周恩来同志，想借此在他脸上抹黑。于是，开展览会，作“反面教材”，搞批判，造舆论……，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真正制造了一个诬谗与罪祸齐飞、禁忌共阴谋一色的黑暗时代。

　　“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三年，重复地把美术界的题材灾难再说一遍，是因为：“四人帮”虽然不存在了，可是“四人帮”口中念念有词的“革命”口号和极左论调，还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特别是那个类似“对口医疗法”的“对口题材论”（注：“对口医疗法”是曾经在民间流行的以动物心脏补养人的心脏、以肾脏补养肾脏……的医疗法。“对口题材论”是认为只有表现工农兵的题材才有利于工农兵、只有反映社会主义的题材才有利于社会主义，这种论调曾经风行一时），很能蛊惑人心。只要风吹草动，就会冒出头来。我们应当看到，在历史上，任何阶级都对于表现自己的题材有所偏爱；任何历史时期，都对于表现时代潮流的题材有所偏重；这是反对不了的客观法则。在我们这个人民大众当权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美术家应当多采用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愿望的题材，关于这，我想不会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对口医疗法”虽然讲究对口，可并不主张忌口；“四人帮”假借对口之名，却千方百计扩大忌口的范围；如果主张“对口医疗”的医生，在对口下药之外，断绝五谷百草的一切饮食和营养，势必置人于死地不可。主张多种忌口、断绝多种精神营养的“四人帮”，表面上喊叫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是置工农兵的精神生活于无比贫困的境地；文艺领域中的十年灾难，不是已经证明我国人民所遭遇的这个残酷的现实吗！

　　我们应当理解，人的思想脉络，是四通八达、互相联系的。不同的精神营养，也是互相补充、互相化合，而不是各立门户。在一个时期内，文艺创作的题材可能有主次之分；但任何时期，都不能采用一种题材代替多种。我们应当宣告，题材无罪，历史题材无罪，神话题材无罪，山水题材、花鸟题材无罪。值得万目睽睽的，是形象，是具体的可以看见的形象。形象是题材的具体化。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寓藏在形象之中；作品的是非优劣也不能离开形象论断。如果形象不对头，重大的题材也会取得相反的效果。这一点，我以为应当予以重视。

　　二、关于风格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风格，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讲的，距今二十多年了。在美术界，禁止某种风格的行政命令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些美术作品（例如油画、雕塑、和一部分中国画），在风格上不是多种多样、而是逐渐趋向雷同和单一化。在历次展出的美术作品中，寻找风格的共性，要比寻找个性容易得多；寻找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也比寻找一般化的作品较为困难。敏感的观众在十多年以前就提出过批评，说我们的作品风格是千篇一律。有些外国观众，也说我们的作品缺乏民族风格。这些批评我们当时都没有理睬。现在，是一九七九年，情况突然有了改变，但是，并不是根本的改变。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研究，对今后的美术创作是有好处的。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美术风格的单一化，大致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美术基本训练的单一化；其二，是来自对于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前者属于教学实践，后者属于理论探讨，但两者是互相牵扯不可分割的。

　　关于美术基本训练的单一化，在全国的美术学校中不是个别现象。这里包括着教材内容的单一化（只限于西方教材），技术方法的单一化（只限于写实风格一种），工具材料的单一化（只限于削尖了的铅笔）……等等。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素描教学上面。在不少美术学校里，素描教学几乎概括了基本训练的全部课程。而长期以来，素描又被誉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就是说，素描是油画、雕塑、中国画、工艺美术……等等的共同基础。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基础就有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素描）的风格只有一种，那么，本来是多种多样的上层建筑（油画、雕塑、中国画……等等），就不得不在基础的强制之下（三年之久的素描练习）渐趋于单一化。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已经被多年的教学实践所证明了的。因此，我认为雕塑、中国画、工艺美术，都应当有适应它本身特点的基本训练，不能以油画的基本训练代替一切。作为绘画的基本训练，也不能让素描所独占。我赞成素描应当从严格的写实风格学起，但严格的写实作风也不只一种，众口交誉的黄永玉的白描，难道不是严格的写实风格吗？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中国画的基本训练之一呢？改变基本训练的单一化，会牵涉到教学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我只是提一下而已。

　　关于现实主义美术的理解问题，从今年开始起了变化。我们应当感谢解放思想的威力，它在美术的创作实践上打开了几个缺口。第一，关于现实主义美术的写实风格，恐怕不再会有人说只有一种了，恐怕也不会再把写实和“模仿自然”等同起来了。（今年有很多美术作品展览，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根据形象思维的逻辑，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组织在同一个画面上的艺术手段，已经逐渐多起来了（黄新波画展、纪念张志新烈士的画展、北京市美展，都有这种风格出现）。第三，理想的形象、象征的形象、比喻的形象……也在油画、版画的作品中出现了，而且已经听见观众的赞赏了（黄新波画展、纪念张志新画展……）。这仅仅是我所看见的令人高兴的部分作品；我把这些作品的出现，都看作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胜利，是流入风格多样化的海洋中的主要流脉。我向这些在艺术上风格上不断创新的老战士、新战士们致敬，我祝贺他们今后有更好的作品产生。

　　三、关于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党在科学、艺术方面提出的一些方针、口号，都是毛泽东同志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选拔出来的。尽管用词简短、只有一两句话，可是都概括有科学、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在内。不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这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也是这样。由于简短的词句不能充分表述较深的内容，容易令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失去作为指导方针的作用，“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在美术界，对于“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看法，很早就存在着分歧。一种看法认为，不管是古代的或者外国的东西，只要原封不动的继承或者“拿来”就行，不必有所改变。抱有这种见解的多半是对古代笔墨或西法技巧比较熟练的画家，他们不仅这样想、而且也是这样作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古与今、外与中、都是对立面；在“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的对立中，还包括着不同时代的对立，不同民族的对立、不同阶级的对立等等；归纳起来，就是不同的需要的对立。因为这样，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如何适应今天的需要，如何进行革新、如何加以现代化的问题；在“外为中用”的过程中，就存着如何适应中国的需要、如何进行改造、如何加以民族化的问题。古代艺术现代化，外来艺术民族化，就是“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核心，也就是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它和美术的历史事实相吻合。我曾经看过一个有趣的材料，同是释迦牟尼的塑象，但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这个佛教始祖的形体和面貌，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都和所在国的人民那种典型的形体、面貌、有相似之处。我认为这就是外来艺术民族化的例证。有人问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例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彼时彼地”的“今”和“中”和“此时此地”的“今”和“中”有没有共同之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还是应当向历史请教，应当到那些石窟、庙宇、博物馆，以及收集大量出土文物和民间文艺资料的库藏中去看看，这些丰富的历史遗迹会给我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描绘天堂地狱的画卷里总漏不了人间？为什么在帝王、君主的形象以外还有一个民间？为什么由青铜白石铸成的钟鼎镜器具有那么雄浑、刚强的气魄？为什么在石窟、陵墓里会发现“耕织图”、“狩猎图”？为什么在饮宴游乐的题材以外还盛行着“渔樵耕读”？为什么在宋徽宗的画院里也不回避民风民俗？为什么在描绘着长袍广袖的人物画中也夹着科头赤足？为什么在民间年画里让皇后娘娘给农民送饭送酒？……把所有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存在两种艺术，两种自立门户而又形影交错的艺术；其中的一种总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消亡；而另一种则具有强在的生命力，它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各个历史朝代，永远延绵不绝。它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今”，也代表各个不同民族的“中”；它在作品数量上可能不占多数，可是它代表艺术欣赏者的多数。这种艺术和艺术欣赏者的共同称号是：人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谓适应时代需要、适应民族需要、适应阶级需要，归根到底是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所谓古代艺术现代化，外来艺术民族化，归根到底是为了艺术的群众化。“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求古代和外来的技艺，都应当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都应当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不为人民服务、不合人民口味的艺术，迟早总要枯萎、总要消亡；而为人民的艺术却是历史上的一棵长青树。在我们这个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时代，它势必有更大的发展，势必要更好的适应人民群众的口味，更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更为妥善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让艺术的长青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青互相促进、互相辉映。

　　四、关于深入生活

　　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曾经把“读万卷书”作为认识生活的重要途径。这是无可非议的。借前人的智慧打开心窍，从间接经验中吸取教益，这有什么不好呢。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彼时彼地的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书本上的道理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连“读万卷书”的知识分子，也感到知识不够用了。于是又提出一个补充口号，叫做“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继“读万卷书”之后在认识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在肯定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之外，又肯定了直接经验的重要性。给本本主义和书生气一个迎头痛击，开始呼吸到生活的新鲜空气。特别是古代美术家，他们对“行万里路”很感兴趣，不顾艰险跋涉数千里的大有人在。这样，“行万里路”就为美术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在山水画的推陈出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行万里路”的口号也渐渐令人感到不够用了。

　　在建国初期的十余年中，在“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下，全国美术家协会曾经多次组织美术家下厂下乡下部队，无论是“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多半是在“看”的范围中打转转。甚至，是在“行万里路”的老路子上打转转。我在同美术家交流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是强调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性，强调速写、默写和文字记录在创作准备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我所强调的往往没有超出视觉感受的范围以外，忽略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互相依赖关系，忽略了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互相交错的自然法则，因而很少讲“和工农兵交朋友”、“做群众的小学生”这一类的词句。这个过失，我是在美协工作了十多年以后才有所发觉。当我听见这样的批评：说我们描写工农兵劳动和斗争的作品，没有摆脱课堂里人体习作的平庸状态；说我们有不少作品偏重于生活表象的模拟，缺乏生动的形象、缺乏教育意义、缺乏典型概括……等等。我认为这些批评符合美术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这些创作上的缺点不能完全归罪于美协工作上的过失，但是我认为这一类的缺点和不深入的生活实践有关，我应当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九年初冬，我带着不光彩的身份参加了五七干校。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寄居在贫下中农家里。从这时开始，我又和一些朴实的庄稼人发生了接触。尽管时间短促，可是他们对我倾吐的肺腑之言，令我永世难忘。我记得在田野的小径上，在半掩的门旁，在灯光黯淡的炕边，在乡音浓重的话语声中，那种喷薄而出的诚恳的真挚的语言，曾经增长我多少知识，增进我多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他们讲话中那些强烈的感情色彩，喜悦的、忧虑的、愤慨的……感情色彩，深深地打动了我，感染了我，改变了我；以至于当我抬头看见身边的田野、树木、房屋、和交谈者的身影的时候，好象都变了样子，都抹上一层情感的光辉；以至于连我这种失去了创作条件的人，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象非表现出来不可的创作冲动。

　　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讲个不完的，主要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土改运动中有过感受、后来又忘了的切身体会。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对艺术创作是多么重要。我认为深入生活，应当是深入到人民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人民的精神世界、深入到人民的情感世界中去。画家当然不能离开眼睛，可是单凭眼睛是看不出、也画不出人间美景的。视觉感受如果脱离理性认识的引导，怎么能够进入人们心灵的堂奥。画家是色彩的舞弄者，然而，不带感情色彩的作品怎么能够打动观众的情感。依我看，不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作品，终竟会显得黯淡无光。于是我想，多和劳动人民交谈，听他们讲话，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带到美术作品中去，是不是加强作品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呢？能不能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口号之外，再添上一个“听万家言”的口号呢？当然，关键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行动；德国画家珂勒惠支经常和贫苦的病人谈天（她丈夫是医生），因而非常熟悉下层的苦难，创作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作品。法国画家米勒经常生活在农民中间，也创作了“倚锄人”、“拾落穗”、“晚钟”那样的意义深刻、形象动人的作品。伟大的画家，总是把他们的画笔伸进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而也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深处。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是不少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我把三十年来的创作问题压缩在上述几个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几个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就会在美术创作园地上打开一个万花怒放，无比繁荣的局面。当然，美术从来不是生长在什么真空地带，也不会有什么无目的的繁荣；当我回顾了我们走过的艺术道路以后，我还想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年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尽管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从思想上来说，我们却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条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道路。我们从五湖四海汇合到这条道路上来了，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结识了千千万万的伙伴，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大半辈子，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升起了五星红旗，我们终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条革命传统的道路，这是一条斩荆断棘、从千难万险中夺取了胜利的道路。可是，我们却在胜利以后遭遇到一场浩劫；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利用剥削阶级那种膨胀了的欲望所制造的毒气弹，轰炸了这条道路，轰炸了这条路上的幼稚的心灵；革命理想的幻灭，国家民族观念的淡薄，高尚思想和美好情操的虚无……，世界上有哪种创伤比这一创伤更为严重呢？！世界上有什么损失比这一损失更令人痛心呢？！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又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新的征途，这条新的征途正是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延续；我们应当在这条道路上团结起来，我们应当在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仍然要用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培育新的一代；我们要用美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们要尽情地描绘广大人民群众心灵的美、性格的美、思想情操的美、革命斗争的美；我们要用美术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扫除那些被剥削阶级思想所毒害后的遗症。只有这样，我们才名符其实地作到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人民的美术家、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推动着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