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中国民协、宁夏文联等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宁夏银川、中卫举办，在民歌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花儿”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歌。此次活动邀请来自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花儿”艺术家与陕西、福建、贵州等地的歌手同台献艺，以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作品，充分展现了“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报记者专访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秘书长、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秘书长蒲占新，邀请其围绕当代“花儿”艺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实践展开深度解读。　　

　　中国艺术报：近年来，西北地区的音乐、曲艺及戏曲艺术总能在网络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一定的话题度，诸如陕北说书、秦腔等艺术形式都实现了“破圈”传播。您曾说“花儿是流淌在西北高原上的天籁”，同样，这一“天籁”近些年来也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出现了马全、撒丽娜等有着众多粉丝的“花儿”歌手。在您看来，“花儿”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能让听过它的人为之着迷？　　

　　蒲占新：“花儿”的艺术特色是鲜明而深刻的。过去，在青海，“花儿”被称为“野曲”，因其多是表达爱情主题，不能在家中演唱，只能在田野、山间、庙会或特定场合歌唱。这种禁忌反而赋予了“花儿”在乡野间自由抒发感情的奔放特性，其情感表达格外炽烈、直率，成为普通民众表达爱情及离愁、苦闷等情绪的重要出口。我们常称之为“漫花儿”，“漫”不等于普通的“唱”，而是如同“漫谈”“漫吟”，随性而自由，像是在山野间自由流淌出来的歌声。我认为，这一艺术特色契合了当下人们追求随性、自由的情感表达的需求，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与此同时，“花儿”有着高亢、苍凉的音乐调性，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尖音”与“苍音”交织的演唱风格，这同样是其让人着迷的原因。　　

　　当然，“花儿”有别于其他民歌的首要标志，还在于其“令”的体系化与曲调的丰富性。“花儿”拥有“河州大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等上百种“令”，每一种“令”都有相对固定的旋律框架、调式色彩和情感基调。这种“以令传情、以令辨地”的音乐结构，在全国各地民歌中都极为罕见。另一方面，“花儿”歌词的即兴性与格律的严整性是高度统一的。“花儿”歌词多为四句或六句体，讲究比兴、对仗和押韵，尤其以当地常说的“本子花”（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草花”（即兴情歌、生活歌）两大类最为典型。歌手在演唱中可即兴编词，但必须严守格律。这种创作方式体现了西北人民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的语言智慧。

　　蒲占新：的确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下，“花儿”传承的环境和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传统上“花儿”赖以生存的“田间地头”“山野庙会”“花儿会”等自然与社会空间，正随着城镇化、农业机械化、人口外流等而迅速萎缩。许多著名的“花儿会”虽仍在举办，但其原生态的“漫花儿”氛围已被商业展演、旅游消费所稀释。“花儿”正在从一种活态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一种被观看的舞台表演。　　

　　与此同时，当下“花儿”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老一代“花儿”歌手相继离世，中年骨干歌手数量有限，而优秀的年轻歌手虽个别涌现，但整体上后继乏人。许多年轻人即使会唱几首“花儿”，也缺乏对“令”的系统掌握和对即兴编词能力的训练，难以达到“漫”的境界。学校音乐教育中，“花儿”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导致即使在西北地区，很多年轻人也缺乏对“花儿”的认同感。　　

　　中国艺术报：与您说的问题相对应的，是像“花儿”这样的传统音乐形式，有时会在互联网场域中引发广泛关注，甚至能产生“破圈”效应。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或者说，我们应如何把这种短暂的“关注”转化为促成传统艺术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　　

　　蒲占新：在我看来，互联网对“花儿”的关注，是机遇，也是考验。一方面，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打破了地域和代际限制，让“花儿”高亢苍凉的旋律和“漫”的自由表达被更多年轻人听见，一些歌手也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听众，这为传承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另一方面，“破圈”不等于“传承”。网络传播带有碎片化、娱乐化倾向，人们容易停留在对高腔、尖音等听觉奇观的短暂“围观”上，而忽略“令”的体系、即兴编词的格律规则以及背后的乡土情感和族群记忆。如果只满足于流量层面的热闹，“花儿”便可能被简化成一种猎奇符号，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认同。　　

　　要把短暂“关注”转化为助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其一是系统化传播，由传承人、研究者和专业机构共同参与，把经典的“令”、老歌唱段、“花儿会”实况与通俗解读结合起来，制作短视频、音频课程和纪录片，让受众从“听热闹”进入“听门道”。其二是推动线上流量向线下生态转化，以“‘花儿会’+旅游”“非遗工坊+研学”“乡村音乐季”等方式，引导人们从屏幕走进村落、庙会和山野，在真实情境中感受“花儿”与土地、节气、人情的关系，使流量沉淀为乡村文化消费和活态传承的动力。其三是强化网络传播中的版权保护与伦理约束。当前“花儿”歌词、曲令被随意改编、截取、滥用甚至恶搞的现象并不少见，必须依法保障传承人和原生社区的权益，防止以损伤文化尊严为代价换取流量红利。只有把传播、体验、保护贯通起来，“花儿”才能从“网红”变成“长红”，真正成为激发乡村文化活力的内生力量。　　

　　中国艺术报：除了您说到的这几点，您认为，当下应做哪些方面的努力，为“花儿”的传承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蒲占新：“花儿”虽已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许多地方的传承工作仍停留在“申报热、保护冷”的层面。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传承人认定与考核机制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花儿”歌词、曲令被随意改编、滥用），都亟须通过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来加以破解。　　

　　同时，对于“花儿”的传承工作，应寻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花儿”绝非单纯的“唱歌”，它承载着西北各地区、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伦理观念、审美理想与乡土情感，是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瑰宝，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乡村振兴中，“花儿”可以成为凝聚民心、教化人心、激活乡村文化活力的重要资源。如何将“花儿”纳入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规划，使其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值得各地相关部门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