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鄂尔多斯举办，11台民族管弦乐音乐会、32支特色民乐组合齐聚一堂。中央民族乐团以民族交响合唱《畅想京津冀》奏响“暖城”，为这一盛事更添新彩。

　　该作品由王丹红作曲、良辰和王晓岭作词，首演于2020年1月，被纳入文化和旅游部“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后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在两项国家级项目的支持下得以精进提升。此次参演，既是作品历经数年沉淀后的再度亮相，也是对“时代交响”主题的回应与致意。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多年间，顶层设计密集出台、一体化发展持续推进，《畅想京津冀》无疑是回应这一时代主题的“命题写作”。然而在创作之初，业界对中央民族乐团担纲京津冀题材多存担忧：抽象的音乐语言如何解读一项宏大的国家战略？民族管弦乐能否托举“京津冀”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应该说，这部敢于直面时代之问的胆识之作，最终交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创作者以“人文历史”“山水生态”“发展未来”为切入点，找到了一条从过去到当下、以“苦难—奋斗—新生—未来”为情感脉络的叙事线索，让时代的宏大命题变得有故事、可聆听、可解读、可回味。

　　整部作品以四篇六章结构展开。首篇《日出》写意天安门晨曦，红日初升，寄寓新声与希望；次篇《津津有味》撷取京韵大鼓、天津快板之韵，以杨柳青、狗不理、十八街为意象，曲风诙谐热烈，尽显多元包容的城市气度；第三篇《塞罕长歌》分《风之殇》《呼唤》《筑梦》三个乐章，讲述塞罕坝人变荒漠为林海的绿色传奇；末篇《梦想之光》以恢宏颂歌凝聚民族复兴之精神伟力，奏响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号角。

　　由此，《畅想京津冀》所回应的“时代”，绝非扁平的切片，亦非单一维度的“反映论”，而是一个多重时间层叠的历史现场。作曲家将地域声景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北京的大气、天津的灵动、河北的昂扬，在民族交响的语汇中各守其位、彼此映照，于更高维度上交融共生。而在历史叙事与音乐想象之间，颇具戏剧张力的段落当属《塞罕长歌》：黄沙蔽日、荒僻苦寒是困境的底色，呼唤绿色、渴盼生命是心灵的呐喊，不畏艰难、变荒漠为林海是改天换地的壮举。这一纵贯时空的生态史诗，在纵横交织的音响中形成强烈的戏剧性高点，最终升华为民族复兴的时代精神。

　　作品史诗气质的生成，与“非均质”的体量分配密不可分。全曲四篇六章，《塞罕长歌》占有三章，与其余单乐章篇章形成鲜明反差——这恰好暗合“从高潮看统一性”的剧作学理，即作品各部分的笔墨当依其与高潮的关系而有所侧重，而非机械平摊。可见《畅想京津冀》的“不均”实是有意为之：首篇简净写意、《津津有味》轻快跳脱，皆为塞罕长歌的情感爬坡蓄势；末篇颂歌凝练集中，令高潮之后的升华干净利落。非均质结构使戏剧冲突得以充分展开，也让“苦难—奋斗—新生—未来”的情感脉络真正拥有了“陡坡”与“峰顶”。时代精神之重，正需结构之重来支撑——宏大命题若平均散布于各章，终将流于平面，唯有在戏剧高地上集中引爆，方能完成从“叙事”到“精神”的跃升。

　　“时代交响”之名，本身即内含对入选作品“交响性”的学理期待。此次展演，中央民族乐团从数十部符合申报条件的“在演”原创剧目中遴选报送《畅想京津冀》，意在以一线创演单位的实践立场，回应中国民乐“交响性”这一持续引发学界讨论的论题。

　　民族管弦乐已走过百余年历程，队伍由小到大，建制日趋完善，音响趋于均衡，新作层出不穷。这一进程本身，即是各地乐团对“交响性”命题不断作答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中国民乐的发展。然而，民族管弦乐的建设仍是一项未竟之业——其声音扩张的可能性尚未穷尽，它的演进始终受一股内在逻辑力量的驱动，不断向着统一、均衡、和谐、恢宏的理想境界生长。

　　《畅想京津冀》冠以“民族交响合唱”之名，是艺术家们对这一境界孜孜追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创作者面对国家重大题材与宏大叙事的体裁自觉。通观全作，涵盖民族器乐至混声合唱三十多个声部的统筹布局，兼顾音乐旋律与文学唱词的情境共生，考究各乐章艺术性格的并置对照，搭建富有层次的抽象叙事文脉。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未将“交响”简单等同于外在体量的宏大，而是把交响思维根植于音响内在的生长逻辑之中。例如，开篇依托背景和声层层铺展，主旋律随情境自然生发，令听众仿佛“听”见旭日升腾；《津津有味》以乐队构筑音响肌理，融合地域曲艺的调式与节律，充分释放三弦、京胡等民族特色乐器的艺术表现力；《风之殇》依托同音反复与级进上行的宣叙调，让梆笛旋律凌空舒展，传递深沉悠远的悲怆意境；《梦想之光》以集体全奏凝束全篇，使历史记忆、地域声景和生态叙事最终汇入共同体的精神交响。由此，合唱承担叙事推进，乐队参与意境生成，二者互为表里，构成真正意义的交响合唱。

　　体裁的创生不只是创作者的个人创意，更大程度上还是反映时代诉求的文化表达。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在原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与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乐队与合唱队的“双建制”构成，由此刻入了这一表演团体的艺术基因。六十余年间，民族管弦乐完成了从伴奏性组合到交响化编制的体系建构，合唱队亦从民歌传唱走向多声部艺术体系，两支力量的平行生长，让合唱队不再是临时附加于乐队之外的“人声音色”，乐队也不再是为合唱伴奏的“背景和声”，二者在长期合作中形成共同的音色观念和结构意识，成就了这一作品在二度创作链上的精彩演绎。

　　从“时代之问”到“交响之思”，一部作品最终还要看它能否接受时间的追问、走入经典之列。而经典的建构离不开一次次演出的检验，离不开持续深入的打磨，也离不开清醒自觉的学理阐释，于乐团、创作者、演奏者和研究者而言，这条路都还很长。但是每一次登台与打磨，都是迈向经典的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