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道，这条蜿蜒于祁连山以南、青藏高原东北隅的千年古道，在南北朝至唐初的特定历史时期，一度成为贯通东西的主干道之一。然而，其意义远不止于商旅往来与物产流转。近年来，随着都兰热水墓群、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面世，青海道作为多民族文明熔炉的深厚底蕴逐渐彰显。其中，乐舞艺术以直观可感、富有张力的形态，凝结了这片高原台地上多族群碰撞、演化与再生的历史密码。青海道丝路乐舞的艺术特质，可总结为“混生性”“游牧性”“互渗性”三种。

　　混生性：诸乐交融的型构范式 

　　青海道乐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打破单一民族壁垒的复合型构架。它不是某个族群艺术传统的孤立延续，而是多个文化主体在乐器、曲调、舞姿等层面的深度交融与再造。

　　这种混生性，首先直观地呈现在乐器的跨族群配置上。在青海道沿线的考古遗存中，来自波斯体系的琵琶、西域的筚篥，与中原传统的笙、笛、排箫，以及羌人、吐蕃特有的鼓类乐器，常常共生于同一演奏场景，形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乐器共同体”。这并非简单的器物堆砌，而是多民族乐师在同一文化场域中长期协作、彼此磨合的实践成果。在乐舞形制上，青海道舞蹈在风格上具有复合性，它既有汉族乐舞有序庄严的礼仪风范，又吸纳了西域舞蹈肢体舒展、姿态灵动的表现特色，更融入了吐蕃宗教舞蹈的庄重神秘与游牧舞蹈的豪迈激昂。这些迥异的审美要素在此间融合，生成了介乎几种传统之间、却又非其一所能归化的独特舞种。考古图像中那些兼具“唐风蕃韵”的乐舞场景，正是这一共生状态的有力见证。

　　究其根本，这种混生性是一种多向度、网络化的“胡汉乐风”融合机制。“胡乐入华”不是单向的文化灌输，而是羌、氐、吐谷浑、吐蕃、汉等众多族群作为贡献者共同参与的文化创造。它区别于河西走廊较为显著的“汉胡二元”交流模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元互嵌”格局，从而构成了青海道乐舞在型构上的独特品格。

　　游牧性：马背高原的美学风骨 

　　如果说混生性是青海道乐舞的形态表征，那么浸润其间的游牧美学风骨，则是其深沉的精神内核。青藏高原苍茫辽阔的地理环境与“逐水草而居”的马上生活，深刻模塑了乐舞艺术的题材、语汇与审美理想。

　　这一风骨的核心文化意象是“舞马”。吐谷浑以畜牧立国，培育出驰名域外的良马——青海骢，更驯养出能随乐起舞的“舞马”，并作为珍礼进献中原宫廷。马由此从生产与战争的工具，升华为艺术表达的重要符号。“舞马”意象的深处，蕴含着游牧族群对生命力与自然律动的崇高礼赞，以及对马背文明的深切认同。在身体语汇上，游牧生活天然塑造了一种重心下沉、开阖阔大、步伐跳荡的舞蹈形态。与中原舞蹈的行云流水、西域舞蹈的绮丽多姿不同，青海道的游牧舞蹈展现出一种更为质朴热烈、更为劲健激昂的美学气韵。它脚踏高原厚土，头顶苍穹星河，将对天地的敬畏与生存的豪情外化为奔腾跌宕的肢体律动，将自然姿态升华为“生命之舞”。这种热烈奔放、苍劲雄浑的审美底色，由草原与高原地理环境共同赋予，呈现出与河西走廊绿洲乐舞重心不同的美学趋向。

　　互渗性：礼俗交织的双重品格 

　　青海道乐舞的第三重特质，在于世俗之娱与宗教之礼既界限模糊又动态平衡的“双重品格”。与中原礼乐文明“礼乐相须以为用”的制度化分工截然不同，青海道的神圣与日常、仪式与娱乐呈现持续互渗、彼此滋养的特征。

　　在世俗层面，婚丧嫁娶、岁时节庆中的多民族乐舞共生共荣，流传至今的“河湟花儿”，就是回族、汉族等多族群深度交融的艺术结晶；而在宗教层面，从早期萨满信仰的仪式舞蹈，到苯教的祭祀传统，直至后弘期藏传佛教“羌姆”法舞的庄严体系，宗教性始终是青海道乐舞的底色，并与世俗生活持续互动。世俗的“宴乐”可以援引宗教舞蹈的仪式元素以增其厚重，宗教的法舞也常常吸纳民间歌谣的旋律调式以添其感染力。这种“礼俗互渗”的机制，恰是青海道乐舞作为“社会黏合剂”功能的体现。在多族群杂居共处的历史语境中，它通过仪式化的展演和节庆性的狂欢，既保存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以一种超越语言与隔阂的艺术方式，维系了差异共存、和谐共生的社会秩序。

　　回望青海道，羌笛的苍凉、鲜卑铁骑的激越、吐蕃梵呗的庄严、汉家丝竹的悠扬，共同铸就了一部多声部交响的宏大乐章。其乐舞艺术所呈现的混生、游牧、互渗三重特质，以确凿而生动的艺术实例证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来不是抽象的说辞，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艺术与生活的具象交融里自然结成的文明事实。这条古道上的乐舞遗响，至今仍以“花儿”的传唱和非遗舞蹈的存续，延续着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乐为媒，可聚人心。深入发掘并珍视这份遗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