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一个文艺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文艺生产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本就是为了回应新的文艺实践，而非维系学院知识产销的“内循环”。若单纯从理论和历史入手，很容易把这一新鲜事物谈老、谈没。就此而言，理解它所具体指向的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艺新生态，恐怕是讨论新大众文艺的关键乃至前提。

　　新大众文艺指向的是哪些新文艺形式？虽然目前仍没有明确的共识，但论者普遍将其范围划定在新媒介文艺之中。换言之，新大众文艺不是20世纪大众文艺以及人民文艺的自然延伸，而是媒介革命和新媒介时代的产物。

　　理解新大众文艺必须理解新媒介文艺。如今，互联网已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身处其中。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11.21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渗透率可以说已然触顶。与文艺相关的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文学、网络直播、网络音频等应用，用户规模多则10亿以上，少的也有3亿到5亿。在这一时代境况面前，理解新媒介早已不能止步于抽象地谈论技术逻辑，而要深入考察媒介技术如何运用到日常生活，如何改造了原本的文艺生态，尤其应当关注媒介如何重塑大众与文艺的关系。直白地说，研究的起点应该是打开自己的手机，观察周围人的娱乐生活，看看每天大家都沉浸在哪些文娱形式中。

　　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离开了相应的互联网应用，也就是相关的数字平台经济，我们无法谈论新媒介文艺。任何智能手机用户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这一语境下，文艺内容和其他各类网络服务一样，都是以一个个App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有的是比较专门的文娱/文艺类App，如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网络文学平台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也有的是综合类的应用，如近乎无所不包的微信生态系统，在年轻人中影响力急剧扩张的生活平台小红书，虽然有些“落寞”但仍然重要的社交平台微博。这些在当下的文艺生态乃至当代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堪称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才是讨论新大众文艺时应该关注的核心对象。

　　如果不将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落实到生产实践中，特别是落到数字平台经济上，只以一种印刷文明里惯常的命名方式去面对新的文艺状况，那么，结论看似能暂时停留在认知和情感的“舒适圈”中，但最终会是过渡性的乃至无效的。比如“素人写作”。在新大众文艺的某些讨论中，这一概念被重点推出并反复提及。但哪一个新人作者的起点不是“素人”？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素人”具体指向的是哪些人？这一命名背后又潜藏着什么样的文学境况和集体意识？

　　答案并不复杂。“素人”指的是此前长久未被看到的工人、农民等和文学体制无关的普通写作者，当然也是还在印刷文学延长线上的那一部分，其中有的作者的创作因饱含生活体悟而很有力量，同时也有异质性。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群体缺乏发表空间，直到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更多被看到的机会，并成为近年来传统文学中屈指可数的真正有大众影响的文学现象。坦白地说，“素人写作”的现象虽然可喜，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下纸质文学的现实挑战。这些作者本应该被不断发掘，并成为文学期刊的主力，而非只能在网上崭露头角，产生影响之后再被“追认”。这只能说明，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缺乏发现和深入挖掘、培养不被看到的优秀作者的能力，以至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人“多非素人”的“圈子文学”。

　　“素人写作”虽然是一个仍需讨论的命名方式，但作为一种文化症候可以折射出新大众文艺的根本趋向，即文艺生产的民主化。在平台经济中，大众以用户的身份出现，而用户生产内容并主导内容生产，也就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基本特征。用户在这里当然有非专业的属性，但更多指向的是沉浸其中的爱好者，具体来说是某类文艺、某类互联网应用的“日用者”。所谓“素人写作”便是用户生产内容的体现，也是其生机与活力的来源。但相对用户生产内容，或许更重要的是用户主导内容生产，特别是如何不受资本和技术操纵真正实现共创、共有、共享文学艺术。这足以统摄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生产内容（P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和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等多种内容生成模式。而用户对内容生产的主导，本质上是用户在新媒介技术和新经济系统的加持下掌握了评价和推荐的权利，这也正是数字平台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

　　受众、粉丝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在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相关争论中，一直是个关键问题。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受众的消费行为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和选择权利并未得到认可。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受众只有消费或不消费的权利，并不能真正深度参与更不要说主导文化生产，只会沉浸在貌似启蒙实则欺骗的意识形态幻觉中，甚至不可能从文化工业中获得真正的快乐。而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美国的粉丝文化研究者看来，粉丝绝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消费者、熟练参与者，也是文化权利的争夺者。如在詹金斯眼中，粉丝作为“文本盗猎者”，以挪用和二次创作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参与式文化。到了新的平台经济时代，用户的主动性是前所未有的，早已不只拥有消费权，也拥有评价权，不仅参与其中，更主导了内容生产。

　　从受众到粉丝再到用户，代表着大众与文艺关系的激烈变动，呈现的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再到主导生产的连续演进。而用户何以成为主导力量？核心就在以消费为前提获取了评价和推荐的权利，并由此辐射整个生产链条。这当然是以互联网的媒介特性为根基，互联网赋予了每一个节点相对平等的权利，也就赋权给了一个个普通用户。但技术本身必须和需求相结合才能被运用，也需要依靠能正向循环的商业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技术、需求、应用到再生产，这一系列要素和环节的总和就构成了平台经济。可以说，平台经济才是庞大的、长期的和结构性的存在，而某部作品、某几位创作者和某些文化现象的当下浮现，都只是这一庞大结构的表面闪烁而已。

　　支撑这一结构的核心是推荐算法。在这里，推荐算法指的不只是人工智能算法推荐，也包括人类智能推荐。质言之，推荐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心环节，推荐算法的目标是让这一环节趋向最高效。当生产逐步走向过剩，而消费不能随之快速增长，推荐就日渐成为比生产和消费更加重要，或者至少同等重要的环节。其中，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是与超大规模的内容分发最匹配的推荐模式，也因此能吸引和容纳超大规模的用户，代表性的应用如同在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番茄小说。智能推荐不要求对内容的理解，本质上是数学模型的运算，这或许可以充分满足一般性的物质生产及消费，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类自身对文艺的评价和推荐。

　　文学艺术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关乎人类基础的、独特的、足以穿越时空的各种精神需求，既包罗万象又有高下之分，其“制作”也绝不仅在于外部技术，更在于“作者”本人的技艺乃至天赋。简言之，需求本身是有层次的，文艺因其对人的需求反映之深广而区别于人类的其他“制作”。它更信赖人类智能，要求对内容的充分理解和更加主动的参与式行为，推荐算法都以推荐权利归于用户为根基，使用户行为构成的大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在这里，以起点中文网近期的推荐算法改革为例。2025年7月，起点中文网的新书推荐从PK模式转为流量包模式，这是建站以来最大的推荐模式改革，在作者群体中引起极大反响和广泛讨论。

　　起点中文网新书推荐的PK模式已大致稳定运行了20年，上推作品需要不断和同期新作PK以晋级下一轮，最近几年基本上是四轮或五轮PK。第一轮“试水推”，也叫“蚊子推”，会有一个最小的推荐位，主要是测试作品的数据，KPI包括追读数、收藏量和推荐票等。从第二轮“新书精选”、第三轮“本周强推”到第四轮“小编力荐”，流量越来越大，考核指标则集中在追读率。特别优秀的作品则能够进入“三江阁”，或得到全站“小喇叭”，可以算作第五轮。新书需要一直“打怪升级”，晋级下一轮才能获得新的推荐位，资源也会随着轮次上升越来越好。如果只是“一轮游”“两轮游”，那么作者要么接受继续下去大概率是“单机”，要么就可以考虑“切书”了。

　　这一PK模式的利弊已很清晰。好处在于保证了最基础的公开、公平，由读者主导作品的推荐和展示；坏处也越来越明显，导致绝大部分作者必须追求“短平快”，要快速出成绩才能存活，而一旦前期成绩不佳便会快速“切书”，尝试下一本。对网站和读者来说，日益“内卷”的PK模式日渐弊大于利。起点中文网目前最需要、最渴望的，是具有IP潜力乃至爆款潜力的“长销书”，而非一堆为了前期“杀出来”而严重透支后劲的“快消品”。新书期的疯狂“内卷”，不但不能给网站带来切实利益，还会因大量“烂尾文”和同质化作品而严重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严重伤害作者的创作生命。因此，转向流量包模式主要是为了弥补PK模式的缺陷，代表的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流量包模式并未取代而是利用对算法的升级和放权补足了PK模式。甚至可以说，流量包模式的基础还是PK模式，这一模式的起点仍是“试水流量包”，签约作品稳定日更4000字以上，在6万字时将获得7天等额流量包，相当于此前的“试水推”。之后进入上架前21至42天的培育期，仍根据成绩获得三档放量流量包，即放量包、放量包+、放量包++，大小基本相当于此前的二轮、三轮、四轮。但不同在于，即便前期成绩不佳，也可以获得扶持流量包。更重要的是，每一轮流量包的刷新周期是1至2天。换言之，作品不会因为“一轮游”“两轮游”而彻底失去希望，每一天的更新或者每一次流量包的刷新，都有可能改变作品的命运，一旦成绩转好，立刻可以获得更大流量的放量包。在流量包模式中，绝大多数作品的推荐都将由智能算法完成，编辑只保留了对极少数优秀作品的人工评价与推荐权，逐渐形成一种人机协同的推荐方式。

　　总而言之，新大众文艺属于新媒介文艺，而新媒介文艺早已被纳入新的经济系统和生产方式，必然依托于各类数字平台。在文艺相关的平台经济中，大众也并非以抽象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是具体落实在以用户的身份参与特别是主导文艺生产。在用户对文艺生产的主导中，关键就在于以消费为基础获取评价和推荐的权利，在消费权之外拥有了评价权和推荐权。如今，用户的评价和推荐已相当依赖于各种算法，并在推荐算法的加持下以大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取代了此前专家评价体系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由此促成了新媒介文艺的繁荣昌盛，并展现出大众文艺的新方向。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