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硬派漫画改编的同名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以下简称《镖人》）由武术指导袁和平执导，集结了李连杰、吴京、谢霆锋、梁家辉、陈丽君等众多演员，2026年春节档上映后，观众给出了多元评价。去年春节档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以下简称《侠之大者》），虽然是执导无数武侠经典的导演徐克自编自导，选取了武侠名家金庸知名度极高的原著，起用了梁家辉和肖战、庄达菲等演员，似乎仍未获得期待的成绩。回首过去成功的武侠电影的艺术表达特征，可以为当下武侠电影创作提供思考空间。

　　任何类型电影的变化，背后一定是社会生活、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武侠电影虽依托传统的“侠文化”，但从民国的“旧派”到香港的“新派”，形成了“强能力”“高情感”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武侠的规则，行走江湖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另一方面，依靠现代性观念，增加了铲奸除恶、肩担道义的自我价值实现，以及侠士们神仙眷侣般的浪漫情感等。中国武侠电影已然经历了现代性转换，其背后是现代兼顾传统的情感与价值观念，让当下观众共情的诉求点并没有消失。

　　类型电影之所以会成为题材的范式，是因为它以假定性的规则，提供了特殊的时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观众另一种安全而又另类的生存体验。作为中国较成熟的类型电影，武侠电影同样早已形成了自身的假定性。其第一个层次就是诉诸视觉表象的符号体系。具体表现为：特殊的人物身份，如胸怀天下却沦落江湖的儒生，大隐隐于市的绝顶高手，开镖局武馆谋生的镖师、教头；特殊的事件，如报家仇、争秘籍、夺宝物、争地盘、师门内斗；特殊的社会群体，如少林、武当、华山、峨眉等名门正派以及众多的朝廷奸臣、邪门宵小；特殊的空间场景，如名山大川、江湖客栈、江南漠北等。《镖人》《侠之大者》无疑符合这个层次，而且尤为突出。袁和平被业界誉为“第一武指”，在《镖人》中将自己最为擅长的武术设计搬上银幕。我们看到，在沙暴、峡谷、溪流、关隘、房间等众多的空间场景中，十八般武艺轮番上场，各种人物极尽马上步下的武打之能事，令人眼花缭乱。《侠之大者》则是另一种情况，依赖影视特效技术，江南漠北的自然风光，武打动作的造型如降龙十八掌、蛤蟆功等，也颇具美感。

　　构成武侠电影假定性叙事的第二个层次，是特殊的价值观念。武侠文化依托于墨、儒、释、道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圣君梦”“清官梦”均不得的情况下，幻想侠士在世事多舛的乱世之中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太平梦想，这是传统的武侠观念。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新武侠电影出现以来，传统的侠者形象已经转向彰显自我价值、突出性别身份的现代性主体，凸显人格尊严的现代人实则成为承载传统武侠梦想的主体。如“黄飞鸿”系列、“笑傲江湖”系列、《新龙门客栈》等，叙述了披着武侠外衣、实则充满现代观念的家国故事。照此看来，无论是《镖人》还是《侠之大者》，在这方面可能并未完全满足很多武侠迷的观影期待，《侠之大者》尤甚。《侠之大者》舍弃了原著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民族背景，剧情仅仅设定为郭靖从江南到漠北四处寻找黄蓉，继而与欧阳锋展开生死大战。这种将个体的儿女情长从更大的人际、社会、国家背景中抽离出来的做法，较难体现侠者形象这个“大写的人”的现代性价值。

　　遵守以上两个假定性原则，也不能确保就是优秀的武侠电影，这不过是顺利展开武侠故事的前提条件而已。武侠电影与其他类型电影一样，因题材的特殊，能够在视觉上释放某种吸引力，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感染人的效果。要成为一部优秀的武侠电影，还要符合电影作为叙事艺术的规律与原则。客观地说，《镖人》是武侠电影回暖的标志性作品，但仍有提升空间。《侠之大者》的提升空间更大。武侠电影的关键在于，用“放大了”的个人能力促使事件冲突更加激烈、矛盾更加尖锐，由此揭示人物的心理撕裂感，暴露只有在这种能量冲击下才能展示出来的真实人性和价值选择。换句话说，武侠电影的“武侠”，不过是一道“催化剂”，目的还是落到叙事艺术乃至艺术所着重表达的人情人性与价值观念上。《镖人》在这一层面如有更深的掘进，定能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武侠电影，已转换为现代中国人表达自身文化理想的重要形式；侠义精神不必非要依托于古代江湖的血雨腥风，完全可以建立在“普通人”在极端困境中对责任的主动肩负与对承诺的终极守望之上。这种基于现代性主体与现代人文价值的建构，使得侠义精神可以跨越时空，与当代观众达成深刻的情感共振。但这一切需要一个好故事，从这个角度说，讲述好一个好的武侠故事，是创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