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与英国辉格史学的终结
《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的世界史版刊发了有关欧美传记学的专题，令人眼前一亮。该专题使国内学界关注到了在欧美史学界方兴未艾的人物研究转向，对了解20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特色大有裨益。事实上，二战后英国中世纪史学界的人物传记研究同样十分兴盛，而且它是使英国中古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认识发生革命性转型的一种推动力量，也是这种史学变革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文拟对英国中古史学界的传记研究做一阐释，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2017年英国历史学最高奖沃尔夫森奖的6部提名著作中，有3部是人物传记。其中有两部是中世纪的帝王传，分别是克里斯·格文-威尔森的《亨利四世》和马修·斯特里克兰的《幼王亨利，1155—1183》。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英国中古史学界很多著名学者的学术代表作就是人物传记，不少作品堪称经典。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英国中古史研究在二战以来的革命性转型。19世纪以来，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蓬勃发展的氛围下，英国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辉格派史学。它的基本理念是将英国的成功归因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如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进取精神、民主传统等。在解释中古英国历史时，辉格史学强调，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早建立议会民主制度，是代表民主传统的贵族群体领导人民与代表专制倾向的王权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教授威廉·斯塔布斯（1825—1901）。他写作了一部英国通史，构建起对英国历史的辉格式解释框架，并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和服膺者。此外，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程，为英国史学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使其学派的研究看起来具有扎实的史料根据。随着英帝国的式微和现代史学的发展，无论是辉格史学宣扬的理念还是其研究路径都越来越受到怀疑和挑战。从20世纪初起，英国中古史学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试图进行各种扩展和转型。但是，直到二战前后，斯塔布斯及其代表的辉格史学仍然是主导性的。1948年，史家加尔布雷斯在其就任牛津大学钦定近代史教授的演说中称：“斯塔布斯的传统并未打破，我仍是他的学生。”
彻底从学术上终结辉格史学的，是另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开创的新学派。肯尼斯·B.麦克法兰（1903—1966），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一生未婚，著述也极少，在学术界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但是正如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蒂·卡彭特所言：“麦克法兰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几乎所有今天研究14、15世纪英国政治史的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学术上都是他的后代。”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学界就开始总结和反思“麦克法兰遗产”，他开创的研究路径主导了二战后英国中世纪史研究数十年，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
突破口在15世纪。在辉格史学的解释体系中，13、14世纪是辉煌的。直到1399年的“兰开斯特革命”，英国贵族在领导民众限制王权专制、构建所谓英国式的先进政治文化的道路上一路前进，无私无畏，成果卓著：《大宪章》、议会、甚至废黜君主。但是，进入15世纪，英国的贵族“堕落”了。孕育民主和公益、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被抛弃，追求家族私利、基于金钱报酬而结成私人效忠关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内战和混乱也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表象。
麦克法兰很早就关注并深入研究了15世纪英国的这种后来被称为“变态封建主义”的现象，并写作成名作《变态封建主义》一文。麦克法兰及其学派认为，并不是15世纪堕落了，而是13、14世纪被神化了。所谓贵族的政治理想，不过是辉格派史家的主观想象。在中世纪，贵族与国王同处统治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而非对抗的。麦克法兰还提出了著名的“服务型贵族”的概念，说明贵族与王权的相辅相成。至于私人效忠的结成和家族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中世纪的常态而非变态。所谓“变态封建主义”的特征，广泛存在于14世纪之前的英格兰，包括国王也在积极地利用这种私人效忠来巩固其统治。基于私人效忠而形成的各种派系或“圈子”，是中世纪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影响不亚于封君封臣制度。而且，这种被麦克法兰概括为“庇护制”的关系对于当时的社会并非必然是消极的、带来混乱的，相反，它有力地维护了秩序。在麦克法兰看来，14、15世纪英格兰贵族发动的几次反对国王的斗争以及被称为玫瑰战争的内战，很难说是贵族群体的所谓君权有限的政治理想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的共同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国王不够强大，缺乏“领袖气质”，不能维持既有的秩序。
麦克法兰学派的理论几乎完全颠覆了辉格史学对中世纪的诠释，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国中古史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生以及再传弟子中名家辈出，占据着各研究领域的高峰，更主要的是麦克法兰开创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或者说对既有学说具有致命的破坏力。而其生命力或破坏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对中世纪的“人”的真正剖析。
辉格史学的构建也是基于对中世纪的人的解释，其关注的重点是重大事件中贵族阶层的行为，并对其行为背后的理念作出诠释。但是，斯塔布斯时代的史料基础主要是中世纪教会人士撰写的编年史，以及部分中央政府档案，这使其研究带有致命的缺陷。教会与王权的长期权力博弈决定了编年史的叙述充满偏见，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和片段式的史料基础也不足以支撑对贵族阶层思想的整体把握。结果是，辉格史学的很多论断在逻辑上是断裂的，基于想象而非史实。
麦克法兰注意到了辉格史学的这些局限，并在自己提倡的研究路径中给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把当时刚刚兴起的“群体人物学”方法引入对中世纪的研究，主张只有对一个群体中的人物个体有足够的剖析与了解，才能对这个群体的思想和整个时代作出概括和总结。比如在一些事件中贵族的集体行动和政治纲领，背后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利益考量，并不一定是长期的、统一的所谓政治理想的体现。
这一方法为学者们带来了庞大的研究任务，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概括一个时代像是不可能的使命。不过，由于它对准了辉格史学的软肋，初步的尝试就足以推翻旧的解释体系。学者们开始更多地眼光向下，在地方史的研究中重塑历史。地方史不再仅是人们在乡土观念驱动下形成的历史研究分支，而是成为探寻政治文化发展核心路径的主战场。在此影响下，郡、市、百户区、教区、庄园等地方史料整理进展迅速，辉格史学时代的史料缺陷日益被克服，对许多历史场景和时段形成全面认识的基础越来越可靠，大量学者投身到地区史研究中，佳作频出。
在此基础上，人物传记研究成为串联起中央和地方、整体与局部的最佳选择。麦克法兰本人并没有发表太多人物研究的论著，其身后出版的《中古后期英格兰的贵族》是基于福特讲座的内容。这些讲稿在正式出版之前，讲座笔记已经在学人当中传抄多年。麦克法兰更直接的影响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指导其博士生的论文，而他们多以人物传记作为论文选题。如J.马蒂克特的《兰开斯特的托马斯》，通过对爱德华二世时代一个主要贵族的细致研究，彻底改变了辉格史学对爱德华二世被废黜事件的过度诠释，成为学术经典，也奠定了他本人在学界的地位。在麦克法兰及其学生的影响下，英国中古史学界的许多学者投身到人物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既利用各种官方档案，更基于丰富的地方史料，构建起连贯的人物活动线索和清晰的人物关系网络，比辉格史学基于片段史实而进行的推理或想象更加扎实可靠，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麦克法兰的方法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服膺者日众，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学界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但是其影响毋庸置疑，最主要的是使辉格式的历史观失去了市场。直至今日，英国中古史学界的传记研究仍然硕果不断，比如前文提及的沃尔夫森奖提名作品。其中，《亨利四世》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版的《耶鲁英国国王传记》系列丛书的最新成果，延续了既往的高水准。这些研究著作不同于完全面向大众的传记类畅销书，都是大家手笔，既有广泛的读者群，又有严谨的学术性，在国际学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只有把它们放在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整体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观察，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现象，进而对当今的英国中古史学有恰当的把握。
兰克的世界史理念及实践
长期以来，兰克被视为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二战后，随着联邦德国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兰克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被划入了德国史学史的负资产清单。最近几年，在全球史浪潮的推动下，德国史学界对本国的世界史学传统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因兰克在其晚年撰写过多卷本《世界史》，所以其世界史理念及实践也是人们绕不过去的一笔史学遗产。
世界史应该是人类关联史
兰克在82岁高龄时宣布要撰写一部《世界史》。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从1818年起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到1825年在柏林大学任教，兰克讲授的便是“普遍史”或世界史。在其以往出版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史著作的序言里，经常有涉及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的铺垫。
不仅如此，兰克一直怀有撰写一部符合自我史学理念的《世界史》的学术雄心。这一雄心源自他对19世纪初欧洲世界史书写的不满。从1736年起，英国史学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为单位的世界史巨著，彻底改变了欧洲学术界以往受《圣经》影响的狭隘的世界史观念。德国学者纷纷效仿，并试图超越这部巨著。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便是，英国史学界的世界史著作虽然几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但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只能算是一部各民族历史的汇编，而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都提出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他们通常把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并把欧洲置于其先锋位置。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还是柏林大学副教授的兰克就对此类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理念做出了尖锐的批判。兰克指出，一方面，这种进步历史观在哲学界仍然颇有争议，不是哲学界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它只是以某几个民族的历史为依据，而视其他民族的历史为不存在或不重要。如果放眼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其实它们自古至今都处于极其不同的状况之中。在兰克看来，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哲学家们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他们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性，而忽视了概念与事实之间是否一致。在使用其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历史时，哲学家们常常只挑选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而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历史哲学不能胜任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与此相反，历史学虽然研究具体个案，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把握似乎相距很远，但若历史学家在做好个案研究的同时，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微观而放眼宏观，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却是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
当然，兰克对英国史学家的世界史撰写方法也是不满意的。在其《世界史》的前言中，兰克明确指出，各民族史的汇编还不能成为世界史。因为这种汇编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与融合史。
为什么没有古代中国
兰克在其《世界史》的前言里也说明了这部著作所不能包括的内容，如地球与人类的起源、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地球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只能由宗教与自然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只能研究拥有文字记载的以及历史遗迹可解读的人类历史。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的是，兰克也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兰克不同意以往把“某个东方民族”视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的做法，并提出了似乎符合其世界史理念的理由：不能从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的民族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古代文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与停滞状态，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而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时才算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与其他民族密切交往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规模的先例，如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政策迫使部分匈奴部落西迁，由此引发“民族大迁徙”，最终推动日耳曼人进犯古罗马帝国，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等等。兰克在其《世界史》中虽然也提到了“民族大迁徙”，但认为它不是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帝国的主要推动力，由此错过了向东方进一步探索欧洲历史进程的世界性关联的契机。
兰克把古代中国视为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其实是落入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陷阱，接受了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的固定印象，而不是像他本人一再要求的那样，对历史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兰克将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史之外，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按照兰克自身严格的史学研究规范，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处于耄耋之年、生活在欧洲文化中的他来说，学习并通晓汉语、获得并使用中国历史文献，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时德国读者普遍认为的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古不变的民族的“定论”，便成为绕过这些障碍的托词。
难以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
自1877年开始到1886年去世，兰克先后推出了六卷本《世界史》，此后他的助手又在其遗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三卷本，共为九卷本（16册）。在时间上，《世界史》只写到15世纪，因此只是一部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并且是以欧洲史为核心的。因兰克在此前已经完成了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世界史》等于是为其近代欧洲史补充了古代中世纪的基础。
兰克很清楚，仅仅是欧洲史还不能成为世界史，他必须走出欧洲的家门，但他不过是在欧洲的南大门口“遛了个弯”，就迅速返回了熟悉的欧洲家园。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以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兰克所撰写的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只是一部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古代与中世纪史。支撑这种与欧洲以外的世界沾点边的“世界史”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历史哲学，即世界历史的核心是欧洲多民族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兰克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古埃及，因为在那里最早形成了一个埃及——闪米特多民族体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体系又将欧洲各民族吸纳进去，逐步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广泛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换句话说，兰克的世界史写作犹如在跟踪一个国际政治龙卷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由小到大，最终席卷全人类。而其他民族被卷入之前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一世界历史之外。
应该说，这种世界史撰写方法实际上也有悖于其历史主义的个体理念。众所周知，兰克在批判进步主义史学观时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反对将一个历史时代仅仅视作通向最佳状态的一个过渡。按照同样的逻辑，每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即便某些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参与人类的大融合进程，也不应该将它们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撰写范围之外。
不难看出，兰克的世界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史。它依然存在一些空白与缺陷，一方面因为古代与中世纪时期人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客观上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交往的历史还没有被发现。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独立或基本独立生存的历史，尽管文明硕果累累，却被排除在外。在理论上，兰克也认识到民族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世界史不应该脱离民族史，成为虚幻的历史哲学，但也不能在民族史上停步不前。在具体的实践上，他却选择欧洲与近中东的民族史为其世界史的起点与重点。实际上，更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已知的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所有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多个起点，在阐述其独立发展的同时，跟踪它们之间的交往并最终逐步形成人类大融合的历史。
总之，兰克的世界史实践是不完美的、令人失望的，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世界史高峰挑战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在再次提及兰克的时候，人们或许应该意识到，他不仅是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而且也是世界史与全球史写作的一位先驱。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新动态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史学史上注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历史知识客观性观念与西方例外论思想遭遇挑战，当下流行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在此时已有或明或隐的迹象，而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也发生着各种“转向”，一系列重要著作相续问世，不少史学刊物纷纷亮相。
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非拉各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识也逐渐进入先前西方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中，完成了从人类学向历史学的价值转变。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1953年在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不能被当作是人类历史主流之外的。”1963年，哈佛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说：“也许在将来会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历史，但现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现在只有关于非洲的欧洲历史，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模糊与无知的。”这些说法反映出战后西方史学界对东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发生这种认知变化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个体，在知识生产的组织上也发生了变化，西方重要出版社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也纷纷编撰历史，中立机构开始组织学者编写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15卷本《剑桥中国史》中最早的一卷是1978年出版的第10卷《剑桥晚清史》；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8卷本《非洲通史》出版于1980—1999年间，实际编撰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代表人物罗德尼的《欧洲是怎样使非洲落后的？》认为欧洲列强的长期掠夺使非洲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迪奥普的《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与现实》坚持“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强调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反驳殖民主义者所谓“非洲没有历史”的荒诞论调。这一切都成为彼时非洲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创办了很多研究非洲的刊物，如《黑人研究杂志》《跨非洲史杂志》《非洲史》《非洲史研究国际杂志》《非洲经济史评论》《非洲经济史》《土著史》等，非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奠定了后来的后殖民研究基础。1979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从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成为后殖民史学的奠基之作。
总体来说，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新史学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城市史、性别史、医疗史、劳工史、知识史、人文史、底层研究、书籍史、阅读史、心态史、观念史、情感史、移民史、大历史、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图像史等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新概念层出不穷，大大改变了先前的知识形态。概念的创造成为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人类世、小冰河时代、东方化时代、古代晚期、近代早期、漫长的20世纪、深度历史、鞍型期等概念，促使研究者重视概念界定及其理论研究。第三，新方法日新月异，不断突破人类理解历史的极限。跨国视角、帝国路径、交往角度、接受途径、口述参与、数字方法等，丰富了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历史研究领域延伸出这些令人瞩目的分支学科、概念与研究手段，仍然聚焦于人，但又深化了对人的理解，探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如今，一位普通读者也能从自身生存状态出发，找到与历史作品的连接点，通过阅读历史，体悟人类过往智慧的种种精妙，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通过阅读历史来定位我们的现在，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下的种种决策提供依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需要学习参悟历史的时代。平视他者文化，形成包容的世界胸怀，全球史的诞生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
为纠正传统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所带来的弊端，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全球史关注不同民族、地区、文化、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强调传播与接受，重视文化多元与平等，摈弃特定地区的历史经验，犹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要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迥然不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跨越边疆的人群、观念、技术和机构的变动。它和“全球史”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跨文化史”或“不同文化关系”是与“跨国史”相匹配的术语，但研究者认为在阐明那些跨国联系时，这两个术语过于模糊。“跨国”这个标签能够使学者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又具化了其发展过程。该方法的倡导者通常把这一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史学，但认为比较方法和跨国方法彼此是互为补充的。
全球史研究不断尝试以全球交互视角来融合新社会史学的微小题材，而史学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热点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全球史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偏好，为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地方性知识乃至个体性经验做出了示范，同时凸显了人类历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近现代史学自19世纪职业化以来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完了一轮循环。时至今日，史学研究不再仅限于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做历史的探讨，而是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现实，但更是一种理想，因为这意味着当代新史学正努力把传统史学很难达到的最高要求，当作入门的最低标准。
历史发展的进程，以长时段的眼光，从社会根基处考察，是连续累进的。可以确信的是，通过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分析的妙处与思维的拓展，还有其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