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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闪灵》时代重看经典

时间:2026年03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昕

  斯坦利·库布里克1980年执导的《闪灵》今年1月30日起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作为一部问世距今近半个世纪的恐怖片,上映8天便获得了超过三千万元的票房,在春节前不占市场优势的档期里,这一表现已属难得,也使其成为近年来经典影片重映潮中的突出代表。

  在库布里克创作的经典序列中,《闪灵》是情节相对简单的一部。影片根据斯蒂芬·金的同名原著改编,讲述了杰克一家三口的故事。失业的业余作家杰克应聘成为远望旅馆冬季歇业期间的看守人,带着妻子温蒂和儿子丹尼一起前往洛矶山脉,在封闭的旅馆中过冬。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带有新鲜感的生活显露出怪异与失序的征兆,最终演变为一场致命危机。整部影片并不依赖诉诸感官的生理刺激和高强度的突发惊吓,更多的是通过一种缓慢累积的不安,让观众体会人物逐渐失控的心理状态。

  在这一意义上,《闪灵》的大规模重映堪称一个有趣的社会实验。库布里克营造的恐怖氛围,是否仍然能够作用于在不断加速的媒介环境中长大的观众?而作为上一代人熟识的经典影片,又能否成为新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自足或致命的远望旅馆 

  如果说《闪灵》在今天的上映,检验的是当下观众的生活和媒介经验,那么最先显得陌生的,或许正是影片赖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在一间设施完备、物资充足的豪华旅馆中,与世隔绝生活一个多月,为何会将人逼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移动互联网和物流业高度发达的当下,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也能够通过快递、外卖获得绝大多数需要的生活物资,当代人正以空前的速率适应着仿佛自给自足的“宅”生存,以及一种不再需要外部的“遗世独立”。人们常常会忘记在突发灾难和例外状态面前,这种高度依赖支持系统的生活方式是脆弱不堪的。在这样的经验背景下,当我们阅读或观看以暴风雪旅馆为舞台的悬疑或惊悚故事时,往往只是将之视为一种叙事装置,用来限定人物行动范围或创造密室条件,而很难将其当作一种真实而长期的生存状态。

  《闪灵》的超前之处恰恰在于它并未将远望旅馆处理为单纯的背景空间,而是借助这座被冰雪隔绝的建筑,展示了现代生活潜在的脆弱性。影片开篇,当杰克一家抵达旅馆时,妻子温蒂由衷赞叹这里是她所见过的最豪华的地方。在经理的介绍和厨师的带领下,观众依次看到宽敞舒适的居住房间、充足完善的食物储备,以及井然有序的空间划分。一切都指向一种现代性的安全感。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自足的状态,隐藏着致命的风险。一旦意外发生,联系山下的无线电被切断,唯一可以离开的雪地车遭到破坏,原本近乎度假般的生活便迅速转化为无处可逃的困境。远望旅馆从自足堡垒变为绝望牢笼的过程,并非突兀的情节反转,而是影片从一开始便不断暗示的结果。

  在长达30多分钟的序幕段落中,《闪灵》反复渲染了旅馆中的潜在危机。从旅馆方面对十年前凶案的刻意延后讲述,到丹尼与想象中的朋友托尼的对话,以及不时闪现的幻视画面,都在以事先张扬的方式告诉观众,这种看似完美的生活条件本身就暗藏陷阱。恐怖并非突然降临,而是从一开始便渗透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分裂的形象与不可知的真相 

  正是因为远望旅馆充当了影片事实上的主角,鬼魂或幻象都是服务于这一舞台的元素,《闪灵》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恐怖片和惊悚片的界限。影片既可以被视作包含超自然因素的恐怖片,也可以被理解为心理惊悚片,直到影片结束,观众依然无法确认,那些不断出现的可怕形象究竟是杰克精神分裂的产物,还是确有其事的幽灵显现。这种无法判定的状态,并非叙事上的含糊,而是影片独特的恐怖感得以成立的关键。换句话说,《闪灵》在电影史上的创举在于给原本只意在吓人的恐怖片增加了心理深度,拔升了恐怖片所处的文化位置。

  影片中充满了分裂的形象与场景。丹尼与想象中的朋友托尼的对话,是最早出现的异常征兆之一。托尼既像是儿童心理的外在投射,又似乎掌握着超出儿童认知范围的信息,他预言式地不断发出警告,却始终无法被真正理解。

  而杰克的心理变化,除了用镜子直观展示的形象分裂,还通过空间与声音被具象化。空旷大厅中打字机敲击键盘的回声,包含着一种非人的机械节奏。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二重身”意象,也在强化这种分裂与失序的心理感受。双胞胎姐妹的形象,以对称构图和突然出现的方式,让人陷入主体是否可靠、世界是否坚实的怀疑中。在金色大厅中,杰克遇到上一任看守人格雷迪的场景,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幻觉的边界。格雷迪既像幽灵,又以杰克内心或分身的姿态与他交谈,用催眠般的话语向他灌输责任与惩罚的观念。

  影片结尾处定格的那张照片,将这种分裂推向极致。1921年美国独立日狂欢的人群中,出现了与杰克长相完全相同的面孔。影片并未给这一照片以解释,其中个体身份、历史时间与空间记忆相互缠绕,杰克仿佛置身于宿命的循环往复之中。

  家庭暴力与殖民债务 

  《闪灵》的恐怖并不仅限于心理层面。影片将家庭内部的暴力、父权制的权力逻辑,与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创伤并置呈现,为恐怖赋予了更为深层的文化指向。

  杰克的暴力倾向并非在旅馆中产生的。影片明确交代,他在此前曾因酗酒,对年幼的丹尼动手,导致其肩膀脱臼。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后续失控暴力的预演。失业、创作受阻以及无法承担养家者的角色,使杰克在父权制逻辑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位置。当他无法通过工作和创作确认自我时,暴力便成了他维系权威与存在感的方式。

  温蒂和丹尼对杰克的服从,也并非完全建立在亲情或信任之上,其中本就包含恐惧的成分。温蒂在家庭中的位置,始终处于调停与退让之间,她对丈夫的支持与顺从,既是维系家庭完整的努力,也是对潜在暴力的回避。当旅馆将家庭与外部社会隔绝开来,原本依赖隐忍与妥协维持的秩序便迅速走向瓦解,核心家庭中隐藏的暴力维度也随之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远望旅馆的历史背景,还为影片提供了另一层幽灵维度。影片提及旅馆建造在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上,施工过程中还曾遭遇一些原住民的抵抗,这段赤裸裸的殖民往事并未随着旅馆的建成而消失,而是以幽灵的形式持续回返。金色大厅中仿佛属于“咆哮的二十年代”的宴会场景,用来装饰旅馆的印第安艺术品,与原住民被抹去的历史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正如英国文化批评家马克·费舍所指出的那样,《闪灵》可以被理解为一部介于情节剧与恐怖片之间的作品。家庭内部的暴力、未被清算的历史债务与逐渐失控的精神状态在同一空间中叠加,使影片的恐怖不再局限于个体层面,更指向现代文明的结构性问题。

  在后《闪灵》时代重看经典 

  一部影片的电影史和文化史地位,既取决于其自身的质量,也取决于它是否被不断观看、致敬与再生产。《闪灵》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早已超出影片自身。许多观众并未完整观看过这部影片,却非常熟悉其中的某些形象与场景。

  在堪称流行文化狂欢的《头号玩家》中,斯皮尔伯格以近乎复刻的方式重建了远望旅馆的空间,让角色直接进入《闪灵》的世界。近期大火的《疯狂动物城2》也戏仿了《闪灵》中雪地迷宫的场景。全球畅销的电子游戏《我的世界》中也包含“强尼”的彩蛋。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影、动画和游戏。在一切能够想象到的文艺形式和网络迷因中,《闪灵》的元素被不断拆解、重组与传播。旅馆走廊、血液涌出的电梯、封闭空间里的看守者,这些意象已脱离原有叙事语境,成为可被随时调用的文化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观众的影像经验,已经是一种后《闪灵》的经验。

  也正因此,影片中曾经具有开创性的表达方式,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类型常规。这既巩固了《闪灵》作为经典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所能带来的即时震撼。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典影片的重映才显得尤为重要。在不断加速、不断碎片化的影像环境中,回到影院观看《闪灵》,意味着重新进入一种缓慢、封闭、强调空间与时间持续性的观看状态。近年来,《这个杀手不太冷》《海上钢琴师》《控方证人》《闪灵》《倩女幽魂》《花样年华》等中外经典影片的接连重映,已逐渐成为电影市场中稳定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再只是怀旧对象,而是作为百年来视听艺术的卓越成就重新对话当下的观看习惯。

  经典并非固定不变的文化遗产,只有在一代代观众的重新观看中,才能够生发新的意义。当我们在影院中持续地与影史经典重逢,也是一种对当代影像经验的重新校准。这也印证着,在致敬、戏仿、碎片化消费之后,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也仍然能够,完整地面对一部电影本身。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编辑:张钰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