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今年AI短剧的质量一下子上去了。”一位网友的感慨，配上两个捂脸的表情，不经意间戳中了技术发展与人文创作关系的敏感神经。当唐国强预言“AI极有可能代替演员”时，我们或许还在想象这个遥远的未来。但网友的观察将我们拉回当下：AI人物的脸上有了细纹，瞳孔有了变化，表情流畅自然，甚至“比有些短剧演员好多了”。
这不是科幻，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GPT-4能够在一分钟内写出百万字的小说，当Midjourney可以依据几个关键词生成堪比专业画师的插画，当Seedance2.0能够根据文字描述生成以假乱真的视频场景，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文艺创作”这一人类引以为傲的精神活动，正在经历怎样的存在论变革？面对算法主导的“游戏狂欢”，传统人文精神将会经受怎样的挑战？这类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是否进步，而在于“创作”这个概念本身正在被重新定义。当我们说AI在“演”、算法在“写”、模型在“画”，这些动词的使用本身就暗示着一场本体论的位移。传统的文艺理论框架，无论是模仿论、表现论抑或接受论都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创作主体是人”。一旦这个前提开始动摇时，整个文艺理论的大厦也将随之震颤。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数智技术的迭代式突破，远不止于改变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外部链条，而是正在叩击创作主体本身，那个自浪漫主义以来被神圣化的“天才”与“灵感”概念，正在算法的浪潮中褪去光环。新大众文艺正从“网络迁移”的初级阶段迈向“数智新生”的深层变革。所谓“网络迁移”，不过是传统文艺形式在数字空间中的简单复制与延伸，纸质书变成电子书，线下演出转为线上直播，本质上仍是旧有范式的技术平移。“数智新生”则意味着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嬗变：文艺创作的主体从“人”走向“人机共同体”，创作工具从“笔”进化为“算法”，传播逻辑从“分发”演变为“智能匹配”。
这场嬗变的核心，正是网友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观察：“AI人物的脸上有了细纹，瞳孔有了变化。”当技术的精进达到足以模拟生命细节的程度，我们与文艺作品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我们不再只是观看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对象，而是在与一个“仿佛有生命”的存在相遇。这种“仿佛”，正是所有“危险”的起点，也是所有可能的开端。
模仿的逻辑：当AI学会“以假乱真”
唐国强说“演员本来就是演，要以假乱真”，这话或许只说对了一半。以假乱真只是表演的起点，而非终点。真正的好演员，不是在“演”一个角色，而是在“成为”那个角色。他们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情感体验、对世界的理解，将自己完全浸泡在另一个灵魂里。这种“成为”，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情感的积累，需要生命的厚度。然而，AI的崛起正在挑战这一区分。当AI能够精准复制“演”的技术——细纹、瞳孔、微表情、语调变化——这些曾经需要天赋和训练才能把握的细节，现在可以通过学习海量数据精准呈现，我们不得不追问：“以假乱真”与“成为角色”之间的鸿沟，究竟是本质性的，还是现象性的？
这个问题指向模仿论的古老困境。从柏拉图的“理式论”开始，模仿就被视为一种次级的、不完整的活动，艺术作品模仿现实，现实模仿理式，因此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亚里士多德则为模仿正名，认为模仿是人类的学习本能，悲剧通过模仿引发怜悯与恐惧，实现情感的净化。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未曾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模仿者本身不是人，而是人造物。
AI的出现，将模仿这一概念推向了它的极端形式。AI的“学习”本质上就是模仿，通过分析海量文本、图像、视频，提取模式，生成新的组合。当这个模仿的机器达到了足够的精度，它产生的作品就能够引发与人类作品同样的反应：我们可以为AI生成的故事流泪，为AI演绎的角色动情，为AI创造的画面惊叹。这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模仿的效果完全相同，模仿者是谁还重要吗？
网友的选择已经给出了某种答案：“我现在很少看真人短剧，都是看AI短剧。”这也许是个别人的偏好，但也可能形成趋势。当AI作品能够在审美体验上满足观众，甚至“比有些短剧演员好多了”时，传统的创作主体崇拜就会开始瓦解。
这种瓦解背后，是更深层的文化逻辑。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影视行业，真正能做到“成为角色”的演员并不多。当AI都能在某些短剧中“比演员好多了”时，这不仅仅说明AI进步了，更说明有些真人演员退步了——退步到只剩下“演”这个动作，退步到连“以假乱真”的基本功都已丢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AI的崛起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创作主体面临的巨大挑战。当模仿可以被机器完美执行，人类创作者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除了模仿，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创作只剩下技术的堆砌、模式的重组、效果的算计，那么被AI取代就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有某种东西是AI永远无法模仿的，那才是人类创作者最后的“堡垒”。
网友说“制作不好，就当小说听”，这句话道出了AI作品的本质：它是“制作”出来的，而非“生长”出来的。再精妙的制作，也只是外在的完美；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内在的生命。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制作”指向的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是可以被算法优化的流程；而“生长”指向的是生命层面的展开，是不可被计算的奥秘。AI可以“制作”出有细纹的眼睛，却无法“生长”出那双眼睛背后的灵魂。
主体的黄昏：从“天才”神话到“人机共同体”
以假乱真的模仿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革命发生在创作主体层面。当AI能够独立生成情节、塑造人物、设计对话，甚至根据观众反馈实时调整剧情走向时，AI就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创作伙伴”。传统的创作主体概念——那个孤独的“天才”，在灵感的照耀下挥笔创作——正在被一种新型的“人机共同体”所取代。
这一转变的深刻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自浪漫主义兴起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天才”的话语，如天才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天才的作品超越规则，天才与常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天才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自然禀赋）。”天才的作品不是通过模仿得来的，而是源于创造者的独特天赋。这种天才话语传入中国后，与传统的“妙悟”“性灵”说相融合，形成了对创作主体的某种神圣化理解。
然而，当算法能够生成比大多数人类作品更“受欢迎”的内容时，这种天才神话就开始崩塌。网络文学领域的情况尤其典型：无数网文作者借助AI工具生成故事大纲、人物设定甚至具体章节，创作效率大幅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创造者”变成了“选择者”和“编辑者”。他们不再需要“从无到有”地构思一切，而是在AI生成的无数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将算法的产出打磨成最终的作品。
这是否意味着创作主体的消亡？恰恰相反，这预示着创作主体的重生——只不过是以新的形式。当“愤怒的香蕉”创作《赘婿》时，他的创作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与数百万读者的持续互动中推进；读者的期待不断重塑故事走向，平台的推荐算法让作品抵达更广泛受众，而受众的反馈又反过来影响创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四方协同”过程，即创作者、平台、算法、用户，每一方都是意义的共创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这种“四方协同”的创作模式，正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文艺的一种本质特征。传统文艺传播遵循“创作 — 传播 — 接受”的单向链条，创作者是主体，传播者是渠道，接受者是客体。而在数智时代，这一链条被彻底重构：算法的介入，使传播不再是内容的分发，而是意义的共创；用户的反馈，使接受不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创作的起点。当读者通过点击、评论、打赏实时影响作者的创作走向，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塑造的作品能够成为“爆款”，传统的创作主体概念被革新甚至重构。
这一重构背后，是更深层的存在论转向：创作不再是个体意识的外化，而是网络化主体的生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这个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即文艺创作不再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塑造，而是多个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再是创造者与接受者的等级关系，而是平等的交往伙伴；人与算法的关系，不再是工具性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人机交往”。
这种“人机交往”的吊诡之处在于：算法可以完美地模仿交往行为的外在形式，却不可能具备交往行为的内在真诚。当AI生成的对话展现出“情感张力”时，这种张力背后没有真实的情感；当算法“回应”读者的评论时，这种回应背后没有回应的主体。观众在“人机交往”中获得的满足，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误认之上：将算法生成的效果当成了生命体验的表达。
然而，正是这种误认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契机。如果AI可以模拟交往的形式，那么人类交往的本质是什么？如果算法可以生成情感的幻象，那么真实情感的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追问本身就是对创作主体性的守护——不是固守旧有的主体概念，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理解人的位置。
价值的重建：算法时代如何守护人性之光
当模仿可以被机器完美执行，当主体可以被网络化重构，我们面临的终极问题是：在算法时代，如何守护文艺创作的人文价值？这不是技术层面的挑战，而是文明层面的命题。
回望中国文艺的千年文脉，“感时代、为民生”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植于创作实践的价值基因。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杜甫的“三吏”“三别”，再到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文艺始终是时代精神的镜像与人民心声的回响。新大众文艺在数智时代的崛起，表面上看是技术的胜利，实则是这一文脉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自我更新与形态重塑。当无数网文作者在起点中文网、纵横中文网上日更万字，当《赘婿》《庆余年》等作品引发全民追更与热议，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创作、创作人民”这一古老理念的数字新生。
但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当前新大众文艺面临的深层挑战，在于评价体系如何更加适配和人文价值怎样更好彰显。商业平台的点击量导向与算法推荐机制，正在制造一种新型的“流量审美”——那些侧重感官愉悦的内容被不断强化，而需要沉静品味的文学性则会被冷落甚至被边缘化。玄幻、仙侠、“霸总”等类型的高度同质化，背后是算法对创作者的无形规训。当创作者发现“霸道总裁爱上我”比“平凡人生中的微光”更容易获得推荐，市场逻辑便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作者的创作心理和思路。
这种挑战的本质，不是商业与艺术的简单对立，而是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的深层张力。算法的本质是优化——它追求的是最大化某种可量化的目标，如点击率、完读率、付费转化率。而文艺的本质是表达——它追求的是传达某种不可量化的意义，如生命的体验、情感的深度、存在的领悟。当算法的优化逻辑全面支配文艺生产，表达的维度就会被挤压，最终导致文艺的异化：作品不再是意义的载体，而成为流量的工具。
破局之道，在于构建一种既能拥抱技术变革，又能守护人文价值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不应是外部强加的规范，而应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实践中生长出来。它需要平衡三个维度：一是艺术维度上的创新性与独特性，二是社会维度上的价值导向与文化传承，三是传播维度上的接受度与影响力。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评价文艺作品的多维坐标系。
在这一坐标系中，文化传承与网文创新的辩证统一成为可能。《大奉打更人》将悬疑探案与中国古代官制文化相结合，《诡秘之主》在克苏鲁神话中融入中国传统价值观，《凡人修仙传》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传统修仙文化。这些作品的魅力，恰恰来源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对话。它们通过现代叙事激活传统资源，使传统文化在对话中获得新生。这正是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的内在肌理，是生命体式的生长。
更重要的是，这种创造性对话为克服算法的异化提供了可能路径。算法的“危险”不在于它能够生成内容，而在于它可能将创作“锁死”在既有模式的无限重复中——因为算法是基于历史数据预测未来，它天然倾向于强化已有的成功模式，而非开拓未知的可能性。而人类创作者的价值，恰恰在于能够突破算法的预测，创造那些在既有数据中不存在的新可能。当《诡秘之主》将克苏鲁神话与中国文化元素结合时，这不是算法能够预测的组合，而是人类想象力的独特创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微光在算法浪潮中显得尤为珍贵。AI可以“制作”出有细纹的眼睛，却无法“生长”出那双眼睛背后的灵魂；AI可以模拟任何风格，却无法拥有任何真实的体验；AI可以生成无数种情节组合，却无法替代创作者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当AI的崛起倒逼影视行业回归表演的本质，当算法的冲击迫使创作者重新思考什么是不可替代的，技术便成为守护人文价值的契机。未来的创作者，要么走向AI无法企及的高度——用生命体验赋予作品独特的光辉，要么被AI取代，成为技术进化的牺牲品。这个分野，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每个创作者自己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