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现场 房潇 摄

　　第三届“国乐之春”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一活动集结27支中外乐团、呈现25场高质量音乐会，全方位展现出国乐在传承中突破边界、焕发新生的无限可能。由中央民族乐团与俄罗斯奥西波夫国立模范民族乐团联袂呈现的《万象和鸣》作为开幕式演出精彩上演，两大民族乐团同台竞秀、携手和鸣，以深厚的艺术积淀与精湛的舞台呈现，为这一国乐盛事赋予鲜明的主题内涵与蓬勃生机。

　　好的创意须谨防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诟病。“联合乐团”的呈现方式，抛出一个核心命题：两种不同文化表述如何在同一空间实现通约？两套不同民族乐器体系如何在同一舞台达成同构？这是业界普遍关注与担忧的问题，而本场音乐会的成功上演，为我们带来了更多信心与动力。当李心草与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的指挥棒在同一旋律中交汇，仿佛从一个基点铺展开两条并行的时间线——一条回溯“乐器改革”的历史足音，一条延伸“天下和鸣”的未来愿景，居于其中的便是这台可听可感的“联合乐团”的生动实践。

　　历史回到1952年，苏联文化团体访华期间，权威专家米・楚拉基与查哈罗夫向中方介绍了民间器乐和乐队改革经验，提出通过统一乐器组音色并运用和声可提升民族乐队整体协和度与演奏效果。这一经验深深触动了中国乐界，此后，配套的大、中、小巴拉莱卡等乐器成为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乐改的重要范本之一。如今，台上的两支乐队都已发展为建制齐备、协和竞荣，并将辉煌壮大的民族音色展露于国际乐坛的大型乐队，这一景观从某种意义上映照着两国前辈艺术家们的豁达心胸与远见卓识。

　　当晚音乐会的设计别具匠心，上半场展现了两支乐队更为“传统”的形态——小型民族器乐组合。作为东道主，中央民族乐团以《颂》为序，并奏“八音”，礼待友邦。俄罗斯演奏家则以八首改编或编创自民间音乐的器乐合奏“礼尚往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喀秋莎》《山楂树》《红莓花儿开》这般耳熟能详的民歌，但它们或交织着巴扬手风琴的音色，或隐匿着淡淡的忧郁，或携带着俏皮的舞步，带给中国听众的，似乎远不止异域文化的新奇，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情，一种隔空传递的“乡愁”。想必身处异乡的俄罗斯乐手听到当晚丝丝入扣的《雨打芭蕉》、京韵十足的《北京故事》，也会生发相似的感触。

　　下半场的舞台格外丰盈。百位乐手分列两侧，俄方居左，中方居右：多姆拉、巴拉莱卡依形制大小依次编列于左，吹、拉、弹、打各类中国乐器规整排布于右，古斯里琴与扬琴则恰好居于中央。值得注意的是，古斯里琴兼具键盘与弹拨之特质，扬琴形似弹拨而实为击弦，两件处于核心位置的乐器于分类层面本难以截然界定。这般布局，揭示了深刻的内涵——音乐文化从来不是泾渭分明、二水中分，而是彼此浸润、互鉴共生。下半场开场即以《礼尚·乐和》尽显“联合乐团”之宏阔能量，自带“群感”的弹拨声部由弱渐强，层层递进，托举金石之声，音响丰沛、气象堂皇。协奏曲之为体，最宜于现代音乐语境中彰显独奏乐器的艺术表现力，后半场遂以此体裁接连呈现：巴扬与乐队《草地上的小鸭子》、二胡与乐队《良宵》、弹拨乐与乐队《和鸣》、古斯里琴与乐队《在月光下》、古筝与乐队《渔舟唱晚》，上述作品在此之前皆已拥有经历舞台实践、评价较好的协奏版本，作曲家根据“联合乐团”编制进行再编配和再移植，既保留原作之经典韵味与艺术风骨，又为两支乐团量身定制互补交融的音响空间，使独奏乐器的个性神采与“联合乐团”的恢弘气度相得益彰。

　　总之，这场音乐会在实实在在的听觉层面，超越了两个乐队的机械拼接，实现两套乐器体系在演奏实践中的有机融合：弹拨乐器的点状音响相互交织，拉弦乐器与键盘乐器的线性旋律彼此呼应，打击乐器的节奏骨架共同支撑……它们既超越了单一民族乐队的音色边界，又不同于西洋管弦乐的均质化音响，而是一种在差异中寻求共振、在对话中生成新质的“共同体”。

　　跳脱音乐会本身，回到“联合乐团”这一合作形式，《万象和鸣》并非此类实践的首次探索，俄罗斯民族乐团也并非首个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实现混合编制合作的乐团。早在2023年3月，中央民族乐团就派出一支36人的小型乐队出访西班牙，与西班牙马德里大区管弦乐团联合演出，在“庆祝中西建交50周年暨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乐会”中获得圆满成功。此后，“联合乐团”的形式在许多外事和国事演出中频繁运用，如“中国-埃及民族音乐会”“中法文化旅游年”“中柬人文交流年”“中朝友好年”“中俄建交75周年”等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这一系列持续深耕与迭代实践，以舞台艺术的具象表达，回应了当前民族音乐发展的核心命题：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并行的时代，民族乐队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文化辨识度，又能够与其他音乐体系进行深度互文、有机共生？从历史维度看，“联合乐团”的实践接续了中国民族器乐改革与跨文化借鉴的学术脉络，以当代舞台激活历史经验，进行了从“技术借鉴”到“体系对话”的模式升级；从美学维度看，它打破了“民族音乐即本土固守”“跨文化融合即形式拼接”的二元认知，确立和而不同、异质共生的新型审美原则，在保留各自乐器音色、演奏逻辑与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实现音响结构、旋律织体与情感表达的深度融通；从文化传播维度看，“联合乐团”以非说教、非灌输的艺术方式，搭建起文明对话的柔性桥梁，让国乐从“单向展示”转向“双向共鸣”。

　　由此，深耕同质文明融合、拓展异质文明对话、探索民族器乐体系的共生可能，不仅是一条值得深入研究与持续实践的艺术路径，更成为推动中国民族音乐当代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国乐之春”经此实践，为世界的“国乐”构筑起一方开放包容、对话互鉴的舞台，使“和鸣”之意，不止于音声相和、技艺相通，更在于文明互鉴、理念相融、命运与共，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沉而持久的艺术力量，也为全球语境下民族音乐的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提供了饱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气派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范本。

　　（作者系中央民族乐团艺术创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