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十三陵水库1(纸本彩墨)1958年 周令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千梭万线(纸本水粉) 1960年 周令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1931年,年仅11岁的周令钊立下誓言:“我喜爱进步美术,决心从事画画。”一句朴素而坚定的话语,亦是一种面向现实、面向人民的艺术自觉,周令钊由此确立了其一生的价值坐标与理想取向——以图像回应时代,用绘画承担责任。
在周令钊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近日,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画在时光深处——周令钊先生捐赠作品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既是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也旨在以馆藏研究与专题展示的方式,向中央美术学院投身中国文艺事业的“大先生”们致以崇高敬意。
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周令钊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220余件作品,涵盖水彩、水粉、速写、连环画、壁画、宣传画与设计等多个类别,作品时间跨度自1938年至2008年,勾勒出艺术家跨越70年的创作实践与探索。其中,武汉黄鹤楼壁画《白云黄鹤》、北京饭店大型壁画《古都集萃》创作稿,《独臂西施》连环画画稿及《山乡锦绣》《汽车战线形式好》等一系列反映时代风貌的代表性画稿,都在展览中集中亮相。
历史的纵深:对社会现场与历史变迁的深切见证
与周令钊先生温厚而坚韧的精神气质相呼应,展览不以宏大叙事做铺陈,而以“温暖的时光,深处的记忆”作为总体基调,营造一个可供公众驻足凝望、与之共情共鸣的叙事场域。策展人纪玉洁介绍,展览主题“画在时光深处”具有双重指向:其一指向历史的纵深,周令钊先生的创作贯穿烽火岁月、新中国建设与改革开放等重要阶段,他以图像与时代同行,更与人民同在,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留下对社会现场与历史变迁的深切见证;其二指向艺术语言的内在生成,从战时的艰难境况,到建设现场的热烈瞬间,再到国家形象的庄严塑造,他总能以饱含人文气息、清晰可感的视觉方式将其定格,使作品穿越时间的长河成为可被反复凝视、不断回响的艺术记忆。“周令钊先生的艺术生涯,始终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他以画笔记录社会现场,以设计参与国家建构,并以师者之心扶掖后学。其作品所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艺术风格,更是一代代美院先生‘以艺立志、以艺担当’的精神传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靳军说。
因而,展览提炼出三重结构,以呈现其主旨的内在递进。第一板块“溯光·初心”聚焦周令钊早年在战时迁徙与社会现场中的艺术实践,呈现他以现实为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与价值坐标。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巨变交织的历史情境中,周令钊的艺术道路并非偶然的个人选择,而是在时代召唤与自我担当的相互激荡中逐步确立的。他先后参加抗敌画会、八一三歌咏队、抗敌演剧五队等组织;从长沙出发,经广州、上海、武汉、桂林、柳州、昆明,辗转至滇缅边境……最终抵达北京。在这不断延伸的地理线路背后,是一位青年一次次走入历史现场的行动书写。他始终在路上,也始终在人群之中,在战火与日常生活交错的现实里,将“画画”落实为一种与时代同行的实践方式。
这一过程中,他以现实为题材,以人民为根本,用洗练的线条、清晰的结构、准确的色彩,描绘战时南宁的街头百态、滇缅边境的独臂西施、学校里的青年、车间里的工人、田野里的农民等。他拒绝矫饰,直面现场,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纳入图像叙事,让艺术在朴素之中获得力量,在纪实之中抵达真切。
第二板块“凝光·铸心”着重展示周令钊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投身国家重大项目的艺术贡献,以及由此展开其艺术语言的反复磨砺与不断创新。步入新中国建设时期,他由早年的“行走与记录”,转入更为稳健的“体系建构与反复锤炼”:一方面,他以高度的热情投身国家重大项目创作,以艺术方式参与历史建构与时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他在专业训练与学术积累方面不断夯实艺术根基。创作与育人两条路径互相交织,彼此支撑,使他的艺术实践既能紧扣时代所需,又能着眼更长远的文化生成。
周令钊主持、参与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在重大创作任务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与陈若菊精心绘制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像,为毛主席纪念堂进行建筑装饰,创作北京饭店大型壁画,设计“新兴力量大团结”邮票……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中,他跨越绘画、装饰与设计等多个领域,面对宏大主题与公共传播的要求,始终保持准确、克制与庄重的创作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要求下,他的艺术语言逐渐趋于稳定,愈发彰显出沉着、笃定的艺术气质。
艺术的纵深:“民族形式”的现代转化与“真善美”的价值坚守
画家钟涵曾评价周令钊“开创出一种平面装饰图像语言体系”,并将其称为中国现代的“周家样”,指出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谓“周家样”,并非简单的风格标签,而是一套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现代视觉语法:以装饰性的秩序承载叙事,以象征性的符号传达民族气质,从而让“民族形式”获得持续的生命力与传播力。因而展览的第三板块“映光·传心”就指向周令钊艺术成熟阶段的传播与影响,呈现“民族形式”的现代转化与“真善美”的价值坚守如何在作品中持续展开,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成为可被共享的公共记忆。
周令钊对“民族形式”的把握,并不在于取用多少传统符号,而在于如何完成转译与重构,在《白云黄鹤》《山乡锦绣》等作品中,他从传统、民族、民间审美中提炼元素、气韵与秩序,再以现代形式与色彩构成重新组织,图像既保有东方意蕴,又具现代气质;既适合进入公共空间,也能为大众所阅读与记取。正因作品兼具可读性与可感性,民族性的表达不再只是被观看的符号,而成为可以进入生活、被共同铭记的经验。
与“民族形式”的探索并行的,更是他对“真善美”的不懈坚守。这一坚守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上,更落实在形象的温度、色彩的分寸与叙事的克制中。美不只是装饰性的悦目,而是一种可感的温度;善不只是口号式的指向,而是对人的体恤、对生活的观照;真也不只是“写实”的准确,而是对时代气息的真诚回应。
展览立足美术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馆藏序列”的研究框架,并将其置于中国视觉艺术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观照。区别于“大而全”的回顾性叙事,此次展览以周令钊的绘画作品为主要线索,力求以小见大,在有限而精要的馆藏范围内,一方面提炼周令钊的艺术精神与品格的形成路径,作为展览的明线;另一方面梳理其艺术语言与方法体系的生成机制及演变脉络,作为展览的暗线——两线并行,呈现他的创作如何在时代经验与视觉文化之间建立深层而持久的关联。“我们期望通过这场展览,在美术馆的空间中重现一位美院‘大先生’的艺术足迹与精神光焰,使其穿越时间的沉积,在当下重新被看见、被感知,并继续照亮后来者的行路。”靳军说。
以画为心,以光为念,周令钊先生把艺术的温度留在时光深处,化作悠长回响。而观者漫步于他所营造的“时光深处”,就能重拾那份历久弥新的清澈、坚定与温暖;这种精神同样在今天的课堂、创作与生活之中持续启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不断思考如何在时代的画卷里,找到自己的笔触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