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

第六集 东方之光

总撰稿：王天玺 撰 稿：黄 尧 朱铁志 赵 光 任治忠 孙 珉 白建春 闫玉清

　　卡塔尔的多哈，波斯湾的一个阿拉伯城市。湛蓝色的海水此刻显得尤为平静。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宣告中国入世的那根小小的木棰，被世人注视了整整１５年，随着它举起——落下，一声轻响，标志着漫长的谈判到达终点。

　　有怨有恨也有情，由期盼、等待到结束，一切又归于平静。中国，终于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３０余年之后，庄重地走入了这个“经济联合国”。这，是否过于漫长？

　　然而，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商队就已经从陆路进入了波斯湾，驼铃悠悠，摇落大漠多少星月？差不多在６００年前，中国庞大的航海船队就已经游弋在南太平洋和非洲海岸。那如同落霞与彩云般的中国丝绸，那魅力四射的中国瓷器，就已经用东方之光照亮了一条条繁荣的海上贸易航线。

　　中国是“迟到”了，但迟到的中国已经长成巨人！

　　中国加入ＷＴ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圈一次前所未有的震荡。这一点，无论怎样预测，都不会过分。正如中国在近２０余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有兴兴者，有戚戚者一样，此时，“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更忙活起来，一会儿中国是“战略伙伴”，一会儿是“战略对手”，一会儿又语焉不详，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

　　在立国的立场上，没有“变”的是中国。

　　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

　　这变与不变，正像中国太极图演示的那样——是东方特有的境界。

　　中国文字中的“变”，真是有极大的丰富性。

　　《易·系辞》关于“变”的说法恐怕是最古老的解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是中国——东方哲学的精髓。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深通变革求新的规律。

　　“变革”这个词汇也最早出现在《礼·大传》中，它说到的“变革”包括“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等七个方面，当时都是涉及国体政体、“礼仪”以及发展生产力的重大问题。

　　商鞅变法是最具影响力的，他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可是，面对强大的旧势力，连秦孝公也心有余悸，他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果真，孝公一死，商鞅——这个伟大的变革者即遭到车裂之刑。

　　这就是中国——既有最执著最坚韧的改革家，又有最残酷最无道的反动和对改革的虐杀。

　　变与不变、促变与反变，贯穿着整部中国历史。

　　英国人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将盛唐时期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作过对比：“当西方人的精神由于神学的纠缠而失去光泽的时候，中国人的精神却是开朗、宽和和不断探索的。”

　　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更明确地肯定，唐代中国文化已属“世界性文化”。

　　而唐代出现盛世景象，正是改革创新的结果。

　　唐《贞观政要》记录了这思想求变的轨迹：“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可见上下一心，改革求新，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但唐王朝的创新是很有局限性的。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边疆民族问题始终困扰着帝国的盛世之梦。与吐蕃、南诏两个地方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唐王朝却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关系兴衰的问题，加上日后的腐败，穷兵黩武，动辄对边疆诉诸武力，终于激起民变，垮了下来。以至后世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之说。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改元之初，几乎都是鼎力创新的。

　　距今６００多年的明朝，曾派出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舰船常常多达二三百艘，航海人员两万余人，先后抵达亚非１３国，这无疑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有专家提供最新证据：是中国人郑和最早完成了环球航行，发现了新大陆，比哥伦布１４９２年发现美洲早了半个多世纪。

　　但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归来，明朝廷内部争权日盛，政治动荡，大明皇帝下令禁止出海航行，禁造远洋船队，违者处死。从此，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到了清朝后期，“变法”、创新，竟然令末代帝王们胆战心惊，成了中国统治者的联翩噩梦。

　　试想历史的轨迹若非如此，那该是怎样一番情景？

　　东方的太阳不正是从这里升起的吗？

　　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着中国命运惨烈的灾变，他在《鸦片贸易史》中一语中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１６页）

　　勇于创新之时，往往是一个民族强盛之时；固步自封之际，就是这个民族没落之际。鉴于此，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第一次发出了“救亡”的呐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１８９４年，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

　　对于中华民族非凡的再生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由衷地赞叹，即使陷于屈辱和苦难，即使国破家亡，被侵略者蹂躏践踏，她也没有一刻放弃过振兴的希望。是啊！深重的灾难有时会转化为巨大的生机，这样的历史辩证法在中华民族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整，这种涅槃再生的正剧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壮怀激烈，奋斗不已。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希望与失望，创新与保守——这一循环往复的怪圈，却也生成了近代中国痛苦的年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结束了这徘徊的历史。

　　上海原法租界里的这幢西洋式的房子和嘉兴南湖上这条典型的中式小船，在一个重要时刻完成了一次安全的转移——这似乎有着神秘和意味深长的隐喻：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才是这古老民族的新生点。

　　中国共产党８０多年历史，经历了三大阶段，实现了三大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谱写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篇章。时代的主题词是：革命。其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代的主题词是：改革。其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的创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局面。时代的主题词是：创新。其学说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从一个只有５０多名党员的小党，壮大为拥有６５００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成为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之所以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如此震惊世界的辉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着创新的精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就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创新的里程碑。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富强起来了；中华民族不仅觉醒了，而且要全面振兴了。

　　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争相发表对未来百年的预见。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俄国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出访比邻大国的江泽民同志在会见科技界人士时说：“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论科学技术》第１１５页）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５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２０世纪是一个门坎儿，也是一个立足的高度，迈过去，就是新世纪。如今，同时拥有两个世纪的人们可以说：“我们拥有两个百年。”

　　但是，创新才是新世纪的通行证。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落后国家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知识，更缺乏的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熔铸而成的。

　　一句话：取决于全面创新。

　　从１４世纪到１７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和制造能力集中显示于远洋航行，当时的明代中国，无疑是综合技术能力最强的国家。可惜，大明宫辞，哀怨婉转；大明朝廷，黯淡无光。它没有创新制度的保障，于是沉舟侧畔，千帆竞驰，西方工业革命勃然兴起。不久，日本列岛的倭寇便乘着他们的小船来袭杀中国人。再后来是列强海盗，公然瓜分神州圣土，就像宰割一只病弱的羔羊。

　　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使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成就，也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

　　这是铁的历史法则。

　　创新，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念。

　　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没有制度的不断创新就没有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也就没有活跃的科技创新思维及活动，就难以走出低水平的陷阱，也就实现不了制度创新的目标。

　　这是新世纪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链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创新的集体。

　　中国大地上，以创新为标志的世纪之门正隆隆打开。

　　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飞驰向前。

　　创新，作为观念、目标和手段日益深入人心。

　　以至，海尔集团可以将这样的古老理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近２０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震动了世界，这一发展正在改变２１世纪的世界格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最古老的中国可以使世界充满青春。

　　如果细解西方的评论，也有人不希望中国好起来，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好永远是一个女人缠足和男人留辫子的古怪国度。

　　但无论怎样，一个崭新的文明大国已经在东方崛起，一个伟大民族振兴的脚步声已经震动了寰宇。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国企改革取得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扶贫攻坚计划取得胜利，中国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

　　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５０００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神舟”号飞船胜利返航，中国启动了开发宇宙空间的宏伟计划。

　　紫禁城，为着一个久久不绝的回响，而呈现出一个绝无仅有的造型。在这个世纪之门打开的时刻，世界上最为高亢的美声，从这里发出，响彻世界。

　　２００１年７月，北京申奥成功，全世界对中国投上信任和希望的一票。

　　上海浦东，这个万里长江的入海口，这个太平洋西边的黄金海岸，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高高耸立，放射出象征中国发展的神话般的光彩。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ＡＰＥＣ上海会议在这里举行。

　　“９·１１”的阴影尚未散去，各国首脑还是如期到来。

　　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中国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客人们身着唐装，受邀在这座濒水的风雨亭里品饮中国的“功夫茶”——江南的雨，江南的风，江南的水；风有韵，雨有情，水光潋滟，映照着美好。所有这些，哪一样不可以上溯千年呢？又哪一样不充满了新的气息。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情致和话语，这就是中国创新的诗情和画意！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江泽民同志满怀豪情地说：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中国的时刻表已经悬挂在新世纪的门楣上，滴滴答答的声响，是巨龙的心跳。

　　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的诗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高举理论创新的旗帜，就能调动全国人民排山倒海般的创造伟力，实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就一定会到来，全世界都会看到辉煌灿烂的东方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