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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
第三集 变革之机
总撰稿:王天玺 撰 稿:黄 尧 朱铁志 赵 光 任治忠 孙 珉 白建春 闫玉清
故事往往发生在春天,如同每一株春天的苗木都将演绎自己多彩的生命。
194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新中国的曙光已经透过吐露叶芽的枣树,将希望之光撒播在这片贫瘠的山岗上。
毛泽东说,我们这次是进京“赶考”,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决不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要从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了,她会不会像李自成起义那样“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胸有成竹。就在3月5日,他刚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为一个执政党描画了未来的思想路线。他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和开展经济、文化斗争。他又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页)“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他是这样来描述新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他甚至预言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同上,第1433页)
这就是毛泽东准备的答卷。
这份答卷是清醒的,明白的。
可惜过了整整29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份关于“全党必须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答卷才最终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历史。
交出这份答卷的是邓小平。
而此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经历“文革”劫难,几近崩溃。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一列专列离开冰雪初融的北国,缓缓驶向春意盎然的南疆。
车上有一位老人,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几句话,胜过几大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一下子解决了世纪之争的大问题,打开了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2000年,还是一个春天。
在广东高州,毛泽东关于“赶考”的话题,邓小平最后的答卷,无时不在总书记脑海中翻腾。
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不可谓不强大,但在执政75年之后顷刻瓦解,四分五裂。
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可称百年大党。1949年被赶下大海,2000年,又在台湾岛上丧失了执政地位。
一个执政党的强弱兴衰,上台下台,这本是政党社会的寻常事,但中国共产党却不同。历史已经作了这样的定位:共产党强则社会主义兴,中华民族兴;共产党弱则中华民族衰,社会主义亡。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总书记远思千古兴衰之变,近察九州世道民情,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三个代表”》第2页)
“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三个代表”是一个创新的建党学说,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解决13亿人的吃穿住行用问题,是天大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没有碰到的问题。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满足13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否则,共产党就没有执政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效法苏联,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成绩很大,但弊病也不少,并且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们曾经实行“大跃进”,祈望依靠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达到生产力的大发展,结果是事与愿违,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生命为代价定下了这张“生死文书”,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信号。
凤阳的农民,在历史上曾经帮助朱元璋缔造过一个大明帝国,但从未推翻压在自己头上贫困的大山。
凤阳还有一绝,就是声闻千载的凤阳花鼓,不曾有人料到,这鼓点,敲出了中国农民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节奏。
邓小平说:“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他给中国人设计了一个看似伸手可及,不高也不低的目标——“小康”。一时间,这两个字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口碑”,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有活力的希望“种子”。
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人,昂首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民,却纷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神话”变成现实,几乎在“一夜之间”。
到20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体制,各个国家会有很多不同,但本质上只有两种类型,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邓小平天才地发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江泽民果断地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发明的。
计划经济是前苏联发明的。
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发明的。
这也许是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制度创新往往比物质基础更重要,能激发每个社会成员个人潜能的制度创新,可以大大加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宣称这是“我们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初创时期,但她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啊!她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她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9·11”事件后,世界经济普遍下滑,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
中国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打造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巨舰,并使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一位科学家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中国找到了这个支点!
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论科学技术》第55页)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第一次向全球发出了“知识经济”未来趋势的信号。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公开演说中采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自主创新”和“知识经济”这两个概念组合,对中国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18世纪末爆发的工业革命中,我们失去了历史变革的契机,付出了丧权辱国的代价,国人没齿难忘!而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这是真正的“百年机遇”!中国将举手欢迎,中国举起的双手是不是该攥成一个拳头?
我们依旧落后。
在世界上每年发表的重要科学论文中,中国只占百分之一,重要科学论文的被引用率,中国只占万分之一。
美国硅谷占地不过7500平方公里,2000年的产值是5000亿美元,足足是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总额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三名之和的80%!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地把握着、推动着、体现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创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而经济学范畴内的“创新”成为一种理论,则是20世纪的事情。
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个从经济学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这些要素之外,他特别提到了“原材料控制”和“产业组织”的重组。
怎样通过资源和产业重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中国共产党人胸中已有一盘大棋。
为了带动祖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实施让东部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大战略;
为了给东部地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
女娲补天裂,刑天舞干戚……中国古代创造了多少超越自然力的神话故事,而今,这些正在变为现实。
这是巨大的资源重组,包括知识信息资源的重组和配置。
这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寻求巨大支点的精巧战略。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飞天神女是美丽的,但是共产党人的反弹琵琶更加惊天动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今的西部,还是那番旧日景象吗?
两千多年前,“孔子西行不到秦”,古代“圣人”的眼光和胸襟未免太狭小了。
今天的共产党人,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都全身心关注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大开发。
这是中国发展思路的大创新。
这是中华民族开发史上的大创举。
这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之基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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