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经历了抗战的人心中都有一部惊心动魄的抗战史。在走进老作家丁宁的家门之前,我并不清楚她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抗战,甚至对她的人生经历也不甚了了,因为我并没有收集到关于她的太多的资料。我忐忑地敲开了丁宁老师的门,敲开了一道以前不为我所知的抗战岁月的大门,掩藏在“门”后的那火红的岁月也开始敲击着我的心灵。

    少时离家为抗战

    “我是1938年的冬天离开家乡走上抗战道路的,那时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上我的家乡,学已经不能上了。”历史的烽火硝烟在丁宁娓娓叙述中扑面而来。那年,她14岁,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在南韩做工的父亲回到了国内,家境陷入困难,加上硝烟滚滚,有学也不能上了。那时的丁宁已经自学完中学的课程,因为受到邻居家一个哥哥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对革命充满了向往。当时,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领导下的一个话剧社——抗战话剧社到丁宁的老家演出,剧社里面有一个演员是丁宁的干姐姐,小丁宁一下子就动心了,求着干姐姐把自己介绍进剧社。剧社认为丁宁太小,但小姑娘一亮嗓子,歌声很美,于是收下了她。一天半夜,丁宁给母亲说了一声,瞒着父亲,跟随剧团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在抗战烽火中惊心动魄的成长岁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仅重视武装抗战,而且非常重视文化抗战。在山东,胶东党委一开始发动游击战争,就十分重视文化工作,教抗战歌曲,演出短小精悍的话剧。丁宁是发动文化抗战的队伍中的一员。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前呼后应,群众的情绪就沸腾起来。当年的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那时我们虽然很小,但民族意识已经很强烈,在台上唱‘流亡三部曲’时,有时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泣不成声!”台下的观众也跟着唱,跟着哭。演出的鼓动作用非常大,通过宣传,百姓明白了抗战与自己的命运相连,非常支持抗战,有时一次演出后,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抗战军队中来。

    当局对共产党的这种文化抗日活动不支持,丁宁所在的抗战话剧社不久被取消,丁宁去了青年话剧社,不久青年话剧社又被取消。丁宁便去了当时的抗大鲁南一分校学习。

    一年后,1941年,丁宁离开抗大,参加胶东孩子剧团,孩子剧团全是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岁,扛不动枪,拉不动炮,但会唱歌、会演戏、会做群众工作。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他们顽强地进行宣传和演出,小小的足迹遍及整个胶东。(孩子剧团的有关报道见本报6月3日第三版)。丁宁在其中做编导工作。时任副团长的沈西牧后来回忆起那时的丁宁“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就编排了五六个舞蹈,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演出节目。”当时在孩子剧团任音乐指挥的音乐家陈志昂后来也回忆起丁宁的能干,“她给剧团排练了很多歌舞节目,很受群众欢迎,其中有《青年舞》、《叮铃舞》、《快乐舞》、《海军舞》等。”

    当时的演出条件很艰苦,往往是在露天搭个野台子,夜晚点着汽灯,各种小虫飞来飞去,在演出中常要忍受蚊虫的叮咬。

    一次演出,下起雨来,是收场还是演下去,导演征求观众意见,台下观众异口同声喊道:“演下去!演下去!”于是继续演戏。雨越下越大,幕布、服装全湿透了,雨水顺着演员的脸颊往下流,土台子上一片泥泞。台下观众也都全身湿透了,但秩序井然,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他们被剧情深深感动,泪水伴着雨水一块往下流。

    丁宁的演出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因为年纪小而被称为“豆兵”的小战士小学员们,更是把丁宁当成了偶像。一位当时胶东公学的“豆兵”后来成为了作家,他在4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丁宁,仍十分激动:“那时候我们每逢去区党委或行署听时事报告或开群众大会,都能遇到她和她的同事。‘豆兵’特别注意‘孩子’剧团。大会休息时,丁宁常常出来教唱歌曲,《黄水谣》就是她教给我们的。丁宁身材不高,身穿蓝色制服,腰间扎着皮带,齐耳短发从帽子边缘露出,精神极了,真是英姿飒爽,她简直成了我们‘豆兵’心目中的女英雄。”后来,丁宁进入胶东公学,还到这个小“豆兵”的班上作指导员了解情况,让这位小“豆兵”误以为丁宁成了自己的同学,“怎么也没想到”,“丁宁当然比我老革命了,她满口革命的新名词,真令我倾倒。在她的鼓励下,我们办起了一个‘小队级’的手抄文艺刊物,叫做《春苗》,第一期发表了丁宁的一篇5000字的散文《还乡记》,主要写她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探家的故事,这篇散文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她还导演了一个话剧——《锁着的箱子》……翌年春,丁宁调离胶公,我一直怀念她。”

    丁宁离开孩子剧团后,到专门培养女干部的胶东女子中学担任教员,也把她的歌舞特长带到了这里。当时上地理课,学生们对外国国名记不住,丁宁把一些外国国名编成了歌词来唱,如讲中美洲国家,就唱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尼加,还有一个巴拿马……”,学生们一下子就记住了。

    1943年,丁宁又到另外一个学校工作,在那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枪林弹雨中的演出

    一说到文艺演出,今天的人脑海里可能马上浮现的是彩灯炫目,荧光棒乱舞,尖叫声此起彼伏。抗战烽火中进行文艺演出,与今天迥然有别,那是战斗,是支撑民族坚强信心的战斗,是随时会失去生命的战斗。同样的,那时的学生,也不像今天的很多很多学生那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一丝凉风吹在身上都会招来无数呵护,哪怕上了大学也往往受不得半分风吹雨打。当时的女中和胶东公学,都没有固定的校址,根据战争形势经常游动。环境相对稳定时集中,形势紧张时,师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和老百姓朝夕相处,患难与共。那时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同时也是战士,要到村庄里进行抗日宣传,进行思想教育。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胶东半岛频繁进行“扫荡”,演出组织和学校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所以,都采用军事化管理,每人腰上挂两颗手榴弹,背着背包和干粮袋,经常急行军,躲避敌人。很多时候,队伍都在山上露营,如果逢老天下雨,就雨里走雨里睡。

    丁宁的很多战友就牺牲在敌人的“扫荡”中。1942年春、夏、冬,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次疯狂拉网式“扫荡”,丁宁所在的胶东公学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当年的夏季“扫荡”,胶东公学受到的损失尤为惨重。当年7月7日,胶东公学和胶东女中联合举行联欢会,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五周年,下午接到情报,鬼子在不远处活动,于是师生紧急转移。一路上数次险遇敌人,大部队躲在山上林中。但学校的病号队伍不幸与敌人遭遇,十多位同学惨遭杀害,其中一个从威海敌占区来的女孩,刚到就跟着急行军,也牺牲了,她的姓名都还没来得及登记。队伍在转移中,也不忘教学,在山上的树林里,架起黑板,开始上课。当年的冬季“扫荡”由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白天漫山遍野搜捕,枪杀抗日军民;夜里在村落之间燃起火堆,连成火网,十分恐怖。丁宁至今忆来,还心悸不已。胶东中学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丁宁与美术老师迟宾转移到其家乡,日寇跟着搜捕过来,迟宾转移到了山上,丁宁躲到迟宾家里,敌人搜进迟宾家里,危急之中,迟宾的老母亲把丁宁和迟宾的妻子塞进一个小杂间的炕底下,上面乱堆一些杂物。敌人搜进小杂间,用刺刀在炕上乱捅,草屑落得丁宁满头满身。但她们最终逃过一劫。隔壁的一位大嫂则惨遭鬼子强暴并杀害,当时她的肚子里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丁宁鼓起勇气前去看了大嫂遇害的场景,那鲜血淋漓的惨景和乡亲们的痛哭,深深地刺痛着丁宁的心。“我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是从血的教训当中来的,那种兽性,那种残忍,能够忘记吗?我终身难忘。多年以来,一闭上眼睛,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些场景。”丁宁的老伴江波当时是胶东公学的学生,他在这次“扫荡”中也算九死一生,他们转移到一座山上,敌人的网收拢到山前,坐等下去就是死,于是江波和一位同学冒险穿过敌人的封锁,在大雪中走了三天,终于脱离险境。

    “扫荡”过后,同学们又集中起来,开始上课学习,但是,有些老师、有些学生永远回不来了。从北大毕业的迟剑敏老师回不来了,他被追到海边,藏在一艘小船下,鬼子搜过来,刺刀纷纷戳向他……江波的弟弟和七叔也回不来了,他们在马石山惨案中,与六百多名群众同时被日寇杀害……

    该怎样把历史告诉孩子

    今天,那些抗战歌曲仍在丁宁这一代人的心中激烈回响。当年一同在战火中成长并成功躲开敌人刺刀的战友们如果相聚,喝着喝着酒,就会唱起“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等老歌,唱着唱着就泪流满面。

    从那惨烈、悲壮的血与火的年代走过来,从那埋藏很深的记忆深处走出来,白发苍苍的丁宁背诵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著名的话。对于丁宁来说,她这一生是充实的,无怨无悔的。但同时,丁宁又感到很愧疚,她愧疚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这么多年来,并没有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很好地写写抗战,写写那些在战火中湮灭的青春和生命。她也遗憾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作品相媲美、影响到全世界的抗战文艺作品。

    “我经常回到血与火的孩子时代,常想起牺牲的同志。如今的人,常常讨论人生的价值。对那些无私地献出自己宝贵童年和青春的先烈,当如何评价?”丁宁常常这样问自己,也问今天的人们。“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很难想像昨天的孩子为了正义与理想,付出何等的代价!昨天的发生的一切,已成为陈旧的历史往事,但我相信,对于今天的孩子,它仍然是新的。”的确,不仅仅是对于孩子,对于我们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人,丁宁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往事”也是“新的”。我们享受着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往事”。

    这么多年来,她通过自己的笔,写了一些回忆散文。她想要告诉后人,不要忘记历史。但她也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些从战火中挺过来的战友们正越来越多地离开这个世界,丁宁也感到了一些焦急。胶东孩子剧团和胶东公学等团体的事迹适宜做为反映给孩子们观看的抗战影视题材,但为什么没有一部作品去表现呢?当我表达这样的疑惑时,丁宁说,本来前几年孩子剧团的同志们商议要写一本纪念集和电视剧本,但老的老、走的走,写不了了,给地方也提过建议,但反响并不强烈。希望以后会有人写出一部反映胶东抗战尤其是孩子们抗战的文艺作品,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抗战中的孩子是怎么样的表现。丁宁这样希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