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跨时代金曲《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191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县荡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5口,靠租佃五亩地种稻养蚕为生。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莘的父亲托人把王莘介绍到上海先施公司当练习生。这一年,王莘才14岁。

    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王莘在先施公司每天工作15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一下工回到他栖身的阁楼里,总要拿起二胡、笛子吹奏一番家乡的曲子。后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进入李公朴创办的量才学校学习。1934年,王莘在看影片《桃李劫》时,听到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心中十分振奋,那饱含悲愤的歌词、慷慨激昂的旋律,使他激动得流下泪来。在上海,他认识了冼星海、吕骥、麦新、周巍峙等音乐家和进步同学。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消息迅速传到上海,上海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成为广大工人、学生、店员们抗日示威游行时最强大的战斗武器。在党组织和进步同学的鼓励下,王莘情绪高昂、热血沸腾,参加了抗日歌咏队。王莘在游行队伍中和大家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冲破警察水龙头和棍棒的阻拦袭击,奋勇前进。后来,学校负责人让他参加了冼星海、吕骥等人主办的教歌指挥训练班。

    王莘很快地成了一名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和中坚。

    被国民党关押

    1937年初夏,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介绍王莘到宁波基督教会主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任音乐教员,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王莘利用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两个月内组成了一个有200多人的民众歌咏团,使沉静的宁波市响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歌声。他还利用庆祝绥远抗战大捷的机会,和刚刚恢复不久的宁波演剧队合作,在青年会礼堂演出。民众歌咏队集体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演《放下你的鞭子》、《回声》等戏剧。“七·七”事变后,两个团队又一次举行联合演出,宣传鼓舞宁波群众,一千多人挤满了礼堂。会场上群情激昂,抗战气氛十分热烈,当场就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捐款支持前线。各界代表也纷纷要求政府全面抗战,不要消极退让。

    8月7日,宁波公安局将王莘连同原宁波各界抗日救国会成员以及歌咏团骨干共8人同时逮捕。王莘被认定为上海共产党派来的主要人物。在接受审问时,王莘说自己只是基督教青年会搞歌咏的,并再三说明抗日救亡无罪的理由,搞得审问者无言以对。宁波公安局迫于社会压力,3天后释放了王莘等人,并宣布民众歌咏团为非法组织,立即解散,王莘必须立刻离开宁波。这使王莘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白色恐怖下“爱国有罪”和被驱逐出境的滋味。

    组织宣传队奔赴延安

    王莘读过《西行漫记》,从当时报刊杂志上了解到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情况,知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的消息。他和伙伴们从《八一宣言》里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抗日救亡号召和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主张,从心眼里向往延安。宁波呆不下去了。王莘就和胡苏、林形如等十几位热血青年酝酿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经过紧张的筹备,以王莘为队长的“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成立了。9月11日,这支队伍以“北上前线劳军”的名义向延安进发,途经余姚、杭州、苏州、镇江、南京、徐州,一路上宣传抗日救国,慰问抗日将士,演剧唱歌,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尘仆仆一直走到古城西安。为了应付沿途盘查,他们买了个厚帐簿,一路上请当地国民党党政首脑题字鼓励,如“热血青年,为国辛劳”、“鼓舞人心,可嘉可佩”之类,并盖上大印,路上遇到检查,就拿出帐簿来作证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各地军政界爱国人士不少,“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一路上虽然辛苦劳顿,但是并没有碰到硬性阻挠。在西安,王莘一行人找到了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冯文彬。他们先在西安附近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并全体参加了“青训班”的学习。1938年,王莘和他带领的“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全体人员身穿八路军军装终于到达了延安。王莘在这年冬天进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这时的鲁艺音乐系主任、曾是上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吕骥同志热情地迎接了他。

    雨中领唱《河边对口曲》

    20岁的王莘来到延安,进入鲁艺,好象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这里冬天每天两顿饭,小米干饭加萝卜条,每月津贴一块五,但是一点不觉得苦,每天过得挺愉快。

    1939年春天,冼星海来到鲁艺,并担任音乐系主任。他和塞克合作写出了《生产大合唱》。3月底,又与光未然合作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在“陕公”试唱演出时,因为人少,气势显得不足。吕骥和沙可夫就动员鲁艺师生一起上阵演唱这部作品。全鲁艺共150多人,文、音、美、剧各系都参加,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身边可以用的乐器都用上了。但是由于缺少钢琴、大提琴等乐器深沉浑厚的低音效果,冼星海就发动音乐系自己制作低音乐器。王莘等人就用煤油桶来做低音二胡,他还从老百姓那里借来闹秧歌的大锣大钹。几十人的中西合璧乐队组成了。

    1939年7月,党中央决定分出半个鲁艺,由吕骥、沙可夫带队,与陕公、延安工人学校、青年干校等组成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从延安开赴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鲁艺的师生纷纷报名,要求上前方,王莘是被批准的一个。7月中下旬的一天,临行前华北联大千余人集合在南门外大操场上,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毛主席等中央首长都来了,向大家讲了话,欢送联大上前线去。毛主席讲话结束后,最后一个节目还是《黄河大合唱》,这是全体鲁艺师生最后一次在一起高唱这个曲目。这一次,王莘演《河边对口曲》中的王老七。刚唱完《河边对口曲》,西北的天边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黑云迅速地推上来,闪电雷声大作,汽灯被风刮灭了,大合唱的队伍纹丝不动,在黑暗中继续歌唱,广场上有万把人,也是纹丝不动,继续听着歌唱。“风在吼,马在叫……”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每个人虽然浑身淋湿,但还依然精神拌擞地在冼星海的指挥下大声唱着,“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也是王莘等人向延安告别的一场演出。毛主席和大家一起淋着雨,在暴风雨中观看和聆听演唱。这个场景王莘终生难忘。

    战斗在晋察冀抗日前线

    1939年,王莘和他的战友们翻过崇山峻岭,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经过了3个月紧张艰苦的长途行军,终于到达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周围,虽然被敌人包围着封锁着,并经常来袭击扫荡,但在边区军民英勇的战斗中,使它稳固地屹立在太行山中。王莘先是在华北联大学习工作,一个初冬的深夜,他值班站岗警戒。皎洁的月光照在远处银白的山峦上,山村这样宁静,老乡们和同志们都在安睡中,王莘持枪站在村边山坡上,心中默唱出一首歌曲来:

    晋察冀,晋察冀,

    模范抗日根据地,

    这里高山起伏平原千里,

    都是我们祖国好土地……

    这是王莘写的第一首歌曲,不久就被人们传唱出去。王莘还经常参加发动民兵、组织支前和民主建政等群众工作,先后写了《边区自卫队歌》、《二军分区进行曲》、《边区儿童团歌》、《选村长》等不少歌曲。

    抗战胜利后再谈婚事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年“五·一”前,群众剧社就有4对恋人酝酿结婚。身为副社长的王莘也找到未婚妻王惠芬,和她商量是不是一起把婚事办了。王惠芬深情地望着王莘,对他说:“不打败鬼子不结婚!”

    1945年8月15日下午,王莘兴冲冲地跑进冀察冀党校,当着正在这里学习的群众剧社众多同志的面,一把抱起了正坐在炕上纺线的王惠芬,高兴地在屋里转。众人对他的“失态”大惑不解。只听得王莘眼里闪着泪光对同志们高喊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小鬼子完蛋啦!”听到这胜利的喜讯,人们顿时欢腾起来,大家都笑着,流着热泪,和群众一起游行庆祝,扭秧歌跳舞蹈演活报剧,杀猪打酒,吃庆功饭。全中国人民日夜盼望的抗战胜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人民音乐家王莘以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抛家别母,不懈奋斗,在这场空前严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出了整整十年的青春韶华,并以此为起点,步入了他坚定、光荣的革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