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抗日战争这段艰苦的岁月在著名导演严寄洲身上留下了什么,他的回答肯定不是苦涩,也不是恐惧,而是勇气和对党的无限信任。

    1958年,严寄洲只因说了几句肯定彭老总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的话,就被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发往青海高原劳教。文革期间,他因为在六十年代拍了几个电影,与江青之间存在艺术上的争论,又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整得死去活来。用严寄洲的话说,枪打出头鸟,也许他就是“出头鸟”。每一次他遇到磨难时,他都会想起在延安与他一同入党的七位战友,这七名战友在日本投降以前都牺牲了,可是他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严寄洲觉得自己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的都能全不放在心上。

    他就是以这样乐观的态度讲述着抗战时期的故事,他一再强调当时年轻,什么都不觉得苦,也从来不怕死。

    寻找光明之路

    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身在上海的严寄洲目睹了日本在上海的暴行,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国民救亡团,义务地进行宣传工作。在街上刷标语,到难民收容所疏散难民,参加救亡演出等。他常常来到苏州河边,隔河而望还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十九路军的将士们。20岁的严寄洲与许多人一样,对第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八百壮士”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尤其是第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

    国民救亡团在上海大戏院举办了一场救亡演出,票价由观众自己定,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救济难民。观众已经陆续落座,演员已在后台化妆,这时租界的巡捕房来审查演出。他们看了节目单后,就禁止演员们唱《打回老家去》这首歌,理由是其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有碍邦交。没有办法只有临时将这句歌词改为“打倒××帝国主义”。报幕员报幕时,向观众特意作了为何改歌词的说明。严寄洲还记得,当他们唱完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位观众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许多观众热泪纵横。严寄洲说,此时唱“打倒××帝国主义”比直接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更有震憾力。严寄洲自己也在想: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连唱歌抒发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都被禁止,中国人真应该站起来,为拯救国家而努力。

    迫于租界的压力,国民救亡团解散了,上海的地下党又组织了读书会。严寄洲爱看《苏联英雄传》、延安出的16开杂志《解放》。通过看这些书,严寄洲才慢慢了解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新四军,也是这时严寄洲产生对延安的向往,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的向往。严寄洲想到前线杀敌,他朴素地认为,即使用10个中国人换1个日本鬼子的命,那么歼灭日本军队,我们还能剩下一半的国民。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可是怎么去?大部分人坐船到香港再辗转到延安。但香港出台了一个新规定:身上携带有400块大洋者才能登岸。严寄洲家里并不富裕,他母亲当掉了冬衣,才给他凑了4块大洋,并把这4块大洋缝到他的腰带上。很明显,严寄洲不能走香港这条线了。于是他取道温州,途经武汉、西安,最后才来到延安。

    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几个同行的伙伴基本已经囊中无钱了,可是他们就像找到家一样高兴。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表示,从西安到延安的路费他们不用担心了。晚上他们几个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去吃了顿羊肉泡馍。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他们可以说是唱着去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不停地唱。

    来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后,严寄洲就被编入了第七大队第九队。平时,他们吃的就是土豆小米饭,里面时不时有砂子硌牙。大概过了半个月,队里宣布明天中午吃白面馒头。大家一听,高兴极了,等到开饭号一响,抢着来到炊事房院内。一看到白面馒头,也不管手是不是干净,抓起就吃。可是有几个广东广西的老乡不爱吃馒头,他们把馒头的皮扔了。到了晚上,炊事班长手里握着馒头皮在院子里大骂:是哪个龟孙子把馒头的皮扔了。话骂得非常难听,老炊事班长是老红军,从他眼中的泪花,大家都能体会到他的感情。广东广西几个老乡躲在窑洞里听着,羞愧难当。这以后,大家都非常自觉地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小米。

    延安与前方之间的铁路线就是日本人的封锁线。严寄洲从延安调往前方的时候,就要越过封锁线。快到封锁线时,前头就传令下来,先睡觉,等到晚上再行动。他们每个人的后腰上都系着一条白毛巾,在夜里一个紧跟着一个不至于迷失方向。到半夜里,他们出发了。严寄洲说,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觉得队伍很快就通过了封锁线。

    更有意思的是第二次过封锁线的时候,带队的同志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白面馒头。要知道,白面馒头可是个好东西。发白面馒头不是给大家解馋用的,而是在过封锁线时,万一嗓子不适想咳嗽,就可以掰一块馒头吃下去,堵住咳嗽。严寄洲说,从此以后过封锁线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简单了。

    非常想上前线杀敌的严寄洲不久到了晋察冀边区,调到了抗大二分校文工团,18个团员的艺术水平都不低,平时唱歌、演戏。军区看到文工团这么活跃,就把大部分团员都调到了军区抗敌剧社。后来,贺龙的120师来到了晋察冀,把在二分校留校的严寄洲和朱丹调进了120师的战斗剧社。

    扛着油锅躲敌人

    严寄洲主动申请到敌后武工队去体验生活。但他没想到敌后武工队的生活是这么苦。因为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所以安全工作非常关键。每次武工队进村,都有民兵通报维持会长(当时称作“白皮红心”,实际是我们的村长),然后全村由民兵封锁村子,只许进不许出,以防坏人告密。挑选驻地时也有讲究,挑离村子远一些的,地势有利于撤离的。

    晚上睡觉前,武工队队长叮嘱严寄洲,把鞋脱下放在炕下,把绑腿卷好放在帽子里,搁在伸手能及的地方,除此之外,身上的衣服都不要脱。一有情况,一伸脚穿鞋,拿上帽子就走。严寄洲睡到大半夜的时候,有队员来把他叫醒了,原来,每一个晚上他们都要转移一个村子,以保障安全。

    对武工队的到来,百姓非常欢迎。不光是给他们腾地方住,还给他们供应粮食。一次,老乡们给了他们一点黄米面,一点油,武工队员们就想炸黄米糕吃。刚把锅架上,火点上,就远远的看见山下来了一队敌人。如果就这么把油和黄米面留给敌人,那多么可惜呀。怎么办?武工队员们实在舍不下那就能炸成的黄米糕,大家估量着敌人离得远,有时间撤离,于是他们就抬着油锅上山了,山下的敌人看见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翻过了两座山,确认日军再也找不到他们时,才点上火,炸起了黄米糕,终于把香喷喷的黄米糕吃到了肚子里。

    在敌后武工队的日子里,严寄洲到了一个村子听说了一个小故事,村头住着张大嫂,她丈夫当兵去了,家里就剩两孩子,房子离村里远,靠近日军的碉堡。一天有个鬼子兵溜到张大嫂家想占她的便宜,机智的张大嫂假意支应他,趁其不备便把这个日本兵俘虏了。严寄洲听到这个故事后立即写了一个小秧歌剧《张大嫂抓俘虏》,由民兵担任演员。在村里排演这出小小的秧歌剧时,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日本兵的武器三八大盖有了,但是没有日军军服。为了顺利地演出,伪村长叫人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烙成大饼,与窝在碉堡里的鬼子新兵(娃娃兵)换了套军服,这才把这出只有两个人物的戏演下来。

    一斤面三个小戏

    战斗剧社来到延安演出,得到了延安军民的欢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向他们下命令,要在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期间演出一台新节目。剧社让成荫和严寄洲集中起来连夜赶写剧本,社长朱丹给他们特批了一斤面、一两油、一根葱和一把盐,以充夜宵。两人翻开自己平日记录故事的小本本,挑选合适的故事。最后挑出三个小故事,写成三幕很短的独幕剧,分别是《自家人认自家人》、《虎列拉》、《求雨》,总称《敌我之间》。

    《自家人认自家人》讲的是3个侦察员被敌人跟上了后躲到老百姓家里了,日军把村子包围了,把村民赶到村头,让妇女来认领自家人。儿子、丈夫、公公的,一个个都被领走了。3个便衣侦察员也被妇女们认走了,而且不露一点破绽。《虎列拉》中的虎列拉指的是在敌占区流行的一种传染病。八路军的一名伤员在老乡家养伤,可是日本人搜查到了家里,老妈妈对日本人说,这是自己的儿子,日本人正要上前查看其病情,老妈妈连忙阻止他,骗他说儿子患的是虎列拉,才逃过检查。《求雨》讲的是村里正在开群众大会时,日军摸进了村,散会已经来不及了,村长一看不好,日本人肯定会盘问群众集会是干什么的。村长灵机一动,让大伙都跪下假装求雨的样子。

    这三幕剧主要由成荫执笔,严寄洲提出修改意见。从天黑到天明一夜工夫全部脱稿。那一斤面也被他们擀成面条落了肚。

    严寄洲除了担任这三个小戏的导演之外,还在里面扮演日本军官。这三个小戏的人物都用的是山西方言,日本人讲“日本话”。有人问严寄洲是不是会说日本话,不然为什么能在舞台上哇啦哇啦地大说日本话。严寄洲说,其实自己根本不会说日语,在舞台上说的话连他自己也听不懂,好在台上有翻译官一角。这个由三个小戏组成的喜剧在延安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之前很多表现抗战的戏剧作品都是从正面表现,基调都比较悲壮,这种带有喜剧色彩的戏还比较少见。

    在贺龙关心下成长

    1940年底严寄洲到战斗剧社的调动手续是剧团的指导员王可带着他办的,严寄洲的全部行李也就十来斤,放在马上,他俩一面走一面聊。途经陈庄镇的时候,王可对严寄洲说,老总要见见你,当时严寄洲就立刻联想到了拿着两把菜刀起义的贺龙。接着把他领到一个小院里,见到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贺龙问了问严寄洲的情况,说:“把你们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调来,就是要把战斗剧社搞好,我还要把欧阳山尊调来……”贺龙见严寄洲衣着单薄,天气已开始变冷了,就把从陈庄战斗中缴获的黄色呢子大衣送给了他。这件大衣,严寄洲一直穿了8年,舍不得扔,在解放战争中,他在参加突击队攻打大同的战斗时大衣遗失了,令他很遗憾。

    贺龙重视战斗剧社,大家都把战斗剧社称为120师的“三宝”之一,另外二宝是战斗平剧社和战斗篮球队。这三宝是任何调动都不能乱的。贺龙能叫出每个成员的名字。他还常常去看戏。有一次,战斗剧社演曹禺的《雷雨》,严寄洲饰演周朴园,欧阳山尊演周萍。周朴园有好几场戏是叼着雪茄烟的心理戏。当时的敌后物资匮乏,上哪找雪茄烟,严寄洲用的是土办法,自己制作雪茄烟,把烟叶卷起来凑合着用。当演到周朴园点烟时,严寄洲擦了好几根火柴都没把烟点着,他着急得直冒汗,烟点不着怎么演下面的戏。情急之下,他赶忙挪开台灯的灯罩,用里面的蜡烛点燃了雪茄。贺老总就坐在第一排看戏,看到这,他就在底下大声对严寄洲说:“严寄洲,不对呀,那是电灯,不能点烟。”严寄洲在台上想,我正演着戏,也没法给他回话呀。于是装没听到,继续把戏演下去。演完戏后,贺老总批评他:“你怎么搞的嘛,电灯怎么能点烟。”严寄洲对贺老总解释,自己做的雪茄烟不容易点燃。贺老总一听到这,就叫人给严寄洲送去了3根苏联产的雪茄,说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

    1953年严寄洲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电影导演。他拍的第一部电影《脚印》,拍得很不好,人物过于简单。当时,电影界也批评这部电影,说这算什么电影,阿猫阿狗也能拍电影。严寄洲心想反正这是第一次尝试,谁没有第一次呢。这时,贺龙元帅办公室来电话,让他明天到那去。原来,他的电影放映后,张出海报,贺元帅的警卫员看到了,告诉贺龙说,严寄洲拍出电影来了。于是贺龙专门调了这部电影来看。贺龙见到严寄洲时说:“你这个电影我看过了,不好,不像话,一点艺术都没有。”严寄洲说:“是,第一次拍嘛。”贺龙说:“要向成荫同志学习。”严寄洲让贺老总放心,表示自己一定好好向成荫学习,好好拍电影。严寄洲表态后,贺老总满意了,请严寄洲吃了顿面条。这次见面后严寄洲觉得自己很受鼓舞,他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拍好电影不辜负老总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