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乐唤起民众

    记者(以下简称“记”):左翼音乐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运动,那时您还年轻,您是如何投身这项运动的?

    孙慎(以下简称“孙”):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当时机关刊物曾连续发表有关音乐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我们在“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下,深入到厂矿、城乡、大中学校和市民当中,讲授音乐知识,组织歌咏活动,了解人民生活。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

    从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为了适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音乐小组。当时,左翼音乐运动的参加者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不仅为进步的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了一批作品,有《渔光曲》、《大路》、《风云儿女》、《马路天使》、《夜半歌声》等影视歌曲,还为《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作品创作了歌曲。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期左翼音乐运动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大路歌》、《渔光曲》等都是属于较早反映工人、渔民生活的歌曲。后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左翼的创作更多的是为开展群众歌咏运动而作。1935年2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起组织了上海的“民众歌咏会”,并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吸引了成百上千群众的广泛参与,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建立了分会。

    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抗战歌曲

    记:当时有哪些音乐家参加了救亡歌咏运动?

    孙:由于开展救亡运动,需要有新的创作,所以1936年初,上海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是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周巍峙、张曙、任光、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等作曲家,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沐勋、任钧、柳倩、关露等词作家都参加了该组织。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开展活动,为群众提供演唱的材料,以适应当时蓬勃开展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需要。1936年秋,上海成立了歌曲研究会,我和麦新、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是该研究会的会员。这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一个研究歌曲创作的组织,著名的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都是在该会的活动中产生的。除了组织群众唱歌,我们还组织当地的群众参加读书会,大家在一起读进步书籍与杂志,通过读书会来传播进步的思想,从而形成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记:音乐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孙:伴随全面抗战的高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纷纷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队”和“抗战歌咏团”,他们纷纷走向战区和内地,深入到前线、农村,到更边远的地方宣传抗日。我与任光、安娥、聂耳、麦新、孟波等人,也去到一些地区,在人民群众中传播救亡歌曲,播洒抗战的音乐火种,还在当地组织群众歌咏团体,使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救亡歌咏运动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战歌曲也随着人员的流动,传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正如当年丰子恺所描绘的,“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那时,音乐就是战斗的武器。

    与时代紧密结合才能产生好作品

    记:抗战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深远的作品,您的《救亡进行曲》也被广泛传唱,请您谈谈自己的创作。

    孙:当时的歌曲创作一方面是由于游行队伍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作曲家个人的兴趣。那时,词曲研究会每周开展一次活动,为的是使音乐创作与群众运动、与现实结合起来。

    《救亡进行曲》是我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根据当时群众歌咏运动的要求所创作的。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表达了全国人民不分工农兵学商奋起救亡,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有很多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我和周钢鸣等人也加入到了游行队伍中。周钢鸣建议我写一首反映游行队伍的作品,以方便群众在游行时有歌可唱。不久,周钢鸣就将他写的歌词拿给我看,让我为其谱曲。由于创作的激情在内心早已酝酿了许久,因此我没花费多少时间就完成了创作,并将作品拿到词曲作者联谊会讨论。吕骥同志听了该作品后,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改,建议将原作中的最后一段加以反复,以加强歌曲的饱满情绪。我接受了吕骥同志的建议,把《救亡进行曲》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这首歌一下传唱开了,后来发表在《生活知识》杂志。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时,导演崔嵬把它用了进去,前奏加了鼓声,编成了四部合唱。

    我们当时的作品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如我受党的派遣在第四战区战地服务队工作,这一时期,我创作了《春耕歌》、《反侵略歌》、《战地服务队歌》、《募寒衣》等。如《募寒衣》,那是1939年,战地服务队跟随大部队途经广东的曲江时,正值严冬,天气十分寒冷,士兵们所携带的衣物都非常少,为了号召当地的民众给大部队捐赠衣物,我写了歌曲《募寒衣》。许多当地的群众在听了《募寒衣》这首歌后,在自身物质条件也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部队捐献衣物、被褥。

    记:那时的作品之所以直到现在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是因为作者与时代、与群众紧密结合。

    孙:当时的许多作品都是根据需要而写,写好后立即到群众中去教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快就知道群众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也能对自己的创作即时进行调整。如1935年,星海从国外回到上海,创作了《运动会歌》、《救国进行曲》等作品。从《运动会歌》、《救国进行曲》这两首作品,我们还能感觉到当时星海音乐作品中带有的一些“洋味”,可是随着星海的投身革命和深入群众,作品中的“洋味”也渐渐褪去,更多地体现出了人民大众激昂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后来,星海创作了一批以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的战斗性群众歌曲,如《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以及反映抗战中妇女儿童形象的《三八妇女节歌》、《只怕不抵抗》等,还有他的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时代风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也是经过了群众的传唱和加工。《大刀进行曲》中的歌词,“大刀”两个字原先是分开来演唱的,节奏和旋律的结合不是那么紧凑。可是,当这首作品在群众中传唱时,群众“自作主张”地对其进行了一些改变,使得歌词与旋律结合得更加紧密。后来,麦新也根据群众的意见,在原作上作了一些修改,使得这首作品更加完善。

    抗战时期之所以能涌现出那么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和作品,是因为当时的歌曲创作与时代、与人民结合得比较紧密,真实生动地反映出群众的心声,所以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我们重唱这些战歌,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这些战歌被一代代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