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左拉

  中国文联网讯 1937年2月巴金回忆自己创作《家》的过程时说,他经过三年的酝酿,决定写一部为那无数的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的小说。“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他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
“J'accuse”(“我控诉”)。巴金在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句。当年左拉为德雷福斯伸冤喊出的一句话。

  1894年,法国当局控告德雷福斯上尉犯了叛国罪,指责他向德国人出卖了机密,这是一场冤案,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作家和学者们的不满。左拉积极投入为德雷福斯平冤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898年1月13日发表在巴黎《震旦报》头版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标题就是:《我控诉》。为此,左拉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说他触犯了“诽谤军官和当局罪”,判他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

  巴金在左拉《我控诉》一文中看到了作家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天职。

  巴金接触左拉作品比较早。24岁,他在法国巴黎、沙多-吉里、甚至在马赛候船时的旅馆里,孜孜不断地读完了左拉二十部长篇小说《卢贡-马家尔家族》,还看过根据左拉的《酒馆》改编的话剧等等。

  巴金坦诚表示他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大师,尊敬他的光辉人格,但是他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他喜欢的是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等。

  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往往是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么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巴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他说,他只在左拉的《萌芽》中看到一点点希望。

  巴金不相信左拉小说中所表现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写法,可是承认“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而且,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总能引起他的创作的欲望,使他扩大自己的写作计划。早年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后,就打算把《灭亡》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前后再增加两部,甚至连书名都想出来了。《灭亡》前边加:《春梦》和《一生》;《灭亡》后边加《新生》和《黎明》。

  “文革”以后,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随想录中,不无激动地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1762年法国反动教会制造宗教迫害事件,诬告无辜的新教徒卡拉,判处他极刑。伏尔泰为此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在整个欧洲激起愤怒的舆论。此后,伏尔泰在当时其他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斗争,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了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

  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巴金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中无限感慨,他说:“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写道:“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1980年3月24日他为《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又提到40几年前的旧作中。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诉!)”

  左拉的精神鼓舞过巴金,左拉的“我控诉”指引过巴金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难怪他在历数自己的老师时,把左拉列入其中。(高 莽)

  来源 2003年11月24日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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