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的特殊气质和特殊轨迹

　　记者：两位都是上世纪70年代来到香港并走上香港文坛的，你们既是近二三十年来香港文学重要的创作者，又是重要的组织者。虽然每一个作家的具体创作总是千姿百态的，但一个地域的作家作品在总体风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上，大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请你们概括一下香港文学的一些突出特征以及它的一些变化轨迹。

　　陶然：我从１９７３年来到香港，那个时候香港遇到能源危机，石油供应不足，生活实行管制，再加上股市崩溃，经济开始衰落，一直到１９７９年以后才开始复苏。香港文学也随着香港社会的变化，呈现出比较特殊的轨迹。１９４９年以后，内地文学较少跟香港文学交流。同时，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港英方面对左派文学总是抱着一种恐惧和防范的态度。

　　周蜜蜜：我到香港比陶先生晚，我是１９７9年才来的。我来的时候，香港经济已经开始起来。来香港后感觉到香港文学无论从环境还是风格上与内地都有较大的不同。香港文学比较生活化、个人化一点。而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内地文学基本上是没有个人的，完全是大的主题，没有“我”，只有“我们”。

　　当然香港文学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文学界有左派和右派，这是历史上就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文坛其实是夹在两岸之间，两岸的作家都与香港来来往往。香港本土色彩浓郁的作家近年来才开始崛起，比如舒巷城，他基本上是在香港成长，故写香港本土比较到位。他们中西文化交杂的色彩更浓。最近我编了一本书，本打算在香港回归１０周年之际出版，但因其它原因可能要推迟一些。内容就是名人作家写香港，包括路过香港的作家鲁迅、巴金等和香港本地的作家，从上世纪２０年代一直选到现在，体现了文学上香港是怎样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中香港的历史发展过程。很多作家笔下都有香港的形象，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而且还有明显的历史时期的特征。

　　陶然：对，１９４９年以后香港文坛与内地的交流很少，香港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它自己的特色。在上世纪５０年代，香港文学的政治色彩还比较强，左、右派固守自己的阵营。当然，这一时期并不是没有好的作品，比如曹聚仁的《酒店》，很好地反映了香港的情况。但总的来讲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到了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异军突起，这可能也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环境有些关系。内地解放以后，武侠小说基本上没有空间，它就在香港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时机。新派武侠小说那时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新派武侠小说，至于说新派武侠小说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虽然直到现在也很难下定论，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确实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文学趣味。到上世纪６０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对香港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有一些人成长起来，他们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流，对于香港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上世纪７０年代，香港经济情况不是太好，社会两级分化、贫富悬殊严重，这个时候很多人对社会现象表现出极大关注。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很多作品对社会不公提出了疑问，因此出现了一些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小说，作品的社会意义比较强一些。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起来，比较繁荣，那种要求社会公义的声音就弱了。

　　周蜜蜜：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香港作家与内地作家的交流多了起来。回归后，与内地文坛更是交往频繁，联系紧密。总的来说，香港文学最先受外来影响比较大。比如儿童文学，香港的儿童文学最早是几个前辈在做，他们引入了西洋的儿童文学，介绍了一些在儿童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间接培养了一批香港重要的作家。香港好像一个桥梁，差不多每年都开一些交流会。去年我们和上海儿童文学界一起，沪港联合召开了一个影响很不错的讨论会。

　　记者：香港文坛与内地文坛交流的增多、关系的密切，对于香港文学有什么影响？

　　周蜜蜜：交流有各方面的特色，像儿童文学，在创作方法上讨论比较多，另外两地也有一些出版的交流。

　　当代文学应该教会人们去关爱万物

　　记者：在内地，作家之间的代际纠葛很突出，因为传媒平台、成长空间等的变化，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有了很多新特质，“80后”崛起很快，虽然这种称呼可能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但他们确实使创作氛围、作家体制、阅读群体、出版机制等文学生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香港有没有“80后”作家这种现象？

　　周蜜蜜：香港也有一批年轻的作家，他们的书也很畅销。但他们没有标榜“80后”，而香港文学界也没有这么去看待他们。文学图书的市场主要是流行的通俗文学。香港在不同的年代，一直都有通俗文学作家产生。

　　记者：内地对文学的社会承担作用一直呼声比较高，包括儿童文学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呼吁儿童文学的文化担当。周老师好像也是持有这种姿态的。

　　周蜜蜜：前不久我们沪港儿童文学作家联合召开的讨论会，探讨的就是这方面问题。因为现在青少年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其实社会对他们的关怀不够是重要原因。在香港也是这样，有人认为香港现在是“无爱纪”，从小没有对小孩给与关爱，孩子走上社会后也不会去关爱别人，社会就会越来越糟糕。现在香港对孩子比较重物质、轻精神，很多父母注重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而欠缺精神关爱，导致孩子出现了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在内地也有。所以我们通过两地作家去探讨研究这个问题。

　　记者：也就是越来越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会不会影响到文学的文学品质？

　　周蜜蜜：这也是一种担心。安徒生的童话其实也主要是对社会有一种关注，不完全是美满的、快乐的结局。它是真真正正点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又有一种爱在里面，所以才具有流传到今天的生命力。儿童文学如何承接这样的传统，这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我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儿童文学创作，都希望保持这样的情怀。我写过一个关于恐龙的小说，主要是通过恐龙的历史来对比人类的历史，希望人类在发展时更多关注环保，相互关爱。我还写过一些环保的童话。以前香港的树很多，鸟很多，但现在越来越少了，我将树、鸟和人的关系，还有反映儿童焦虑、恐惧、妒忌等负面情绪的一些童话呈现给读者，希望通过家长去帮助化解。最近我还写了一些思考人与宠物关系的作品。

　　记者：您是希望通过作品去引导孩子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周边生命的关系。

　　周蜜蜜：这也是我们人类应该关注的问题，孩子应从小具有这种关注人类与环境、与自然的大的意识，而不要只关注自己。

　　记者：陶老师的小说创作探索性很强，常常自如地穿梭于现实和历史之间，被内地评论家评为想象新颖别致，艺术手法复杂多元，融合现代艺术与古典情怀。今后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呢？

　　陶然：我想写一个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反应香港历史的，可能规模比较宏大，但现在时间不充足了，只是想想而已，不敢作。除了时间，可能也与财力有关，每天要为生计忙于上班。

　　反映文化人对回归的感觉

　　记者：香港作家联会平常主要有些什么活动？

　　周蜜蜜：香港作家联会是纯民间性质的，主要是交流，我们有300个左右的会员，南来北往的作家，接待互访。我们最初是想对作家的生活有一些照顾，但这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经费是自筹的。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组活动。

　　陶然：我们有分组，比如学术组等，也会组织一些会议等活动，当然，这种形式的成效未必都如想象中那样好。

　　记者：今年的《香港作家》第七期推出了纪念回归10周年专辑，请介绍一下这期专辑的情况。

　　周蜜蜜：我们7月号的《香港作家》作了个纪念回归10周年专辑。这期专辑联合了深圳作协来做，主要是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香港一些文化人对回归的感觉。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是反映一些久住香港的欧洲人对于香港的归属感，反映他们人心的回归，我觉得人心的回归是最重要的。

　　纯文学在探索中坚守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文学也是新潮迭出。香港文学界在文学的探索上有哪些活动？

　　陶然：香港文学一度以来都比较坚持探索性和实验性，但文学的探索性很难说，三日新鲜，未必一直走下去。不过香港文学在创作上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滞过。至于探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不见得。其实文学的探索一直是比较长期而且艰苦的，有些人图的就是当时新鲜，这种探索有没有意义，值得探究。比如“九七”应该算是香港文学的一个大题材，在创作上值得从各方面好好探索，但实际上香港文学创作反映“九七”题材的并不多。

　　记者：这种历史变迁时刻会给整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从内到外带来巨大影响，正是文学创作的好题材，为什么会反映得不多呢？
陶然：有很多原因，一是对于历史的巨大变化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的准备和艺术上的准备。但香港作家大部分是业余的，平时主要忙于自己的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虽然也有作家去表现“九七”题材，写得怎样，就是个问题。“九七”前后都出现了反映“九七”题材的作品，但有影响的不多。有人也感觉到要把这种历史的机遇抓住，但一旦去抓时，又不一定能够强有力地去反映社会现实，这与前期准备、临场发挥都有很大关系。“九七”题材的作品现在大家定评有两三篇是比较有影响的，但从深度和广度来充分表现那个时代的风云背景，还是有所欠缺。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您认为的香港缺乏大气魄的作品，缺少史诗性的作品，为什么会这样？

　　陶然：是，香港文学不乏精致之作，但气派比较小。这也许可以从地域上来解释，南方的作家都比较细腻，但气派欠缺，北方作家的作品气派比较大，但往往是粗线条的。这种说法姑且不论其准确性，但确实有这种情况。对于表现香港的一些情况，香港作家的气魄就比较小，作家惯于表现比较小的东西，至于大视野、大气魄就有所欠缺。

　　记者：流传到内地的香港文学，获得读者最多的是武侠、言情、商战等小说，它们都有消费性和都市性特征，以纯文学的标准来看，可能有很多欠缺。这种文学在当前香港整个文学格局中地位如何？而纯文学的创作状况又是怎样的？

　　陶然：在香港文学中，商战的东西也有一些。目前的很多商战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战小说，只是有一个商场意义的背景。但实际上很多东西还是言情小说，它根本没有反映商业社会里面商战究竟是怎么样的。

　　周蜜蜜：香港文学总体上言情、通俗小说味比较重。纯文学始终不能和通俗文学相比，这是很明显的。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始终是那几个作家，甚至多数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纯文学著作，我们还得拿到内地或台湾出版。一些纯文学作家很优秀，但他们的作品反而要到香港以外出版，返销香港。

　　记者：是否出版机构主要考虑市场因素，不支持纯文学？

　　陶然：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一切都以商业利益为前提，如果要出一本书，首先考虑的是这本书有没有利益可图，会不会亏本，不是考虑这本书写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意义。

　　周蜜蜜：都有这些问题。但纯文学坚持下来后，也有了一批固定的读者。

　　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

　　记者：香港文学界尤其团结世界的华文作家，香港可说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扇窗口，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开放的眼光？回归10年来，香港文学界采取了哪些促进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举动？

　　陶然：什么叫华文文学，现在还有争论。我主持《香港文学》是包含着这样的愿望的，让所有的华文文学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文学特色。因为在世界华文文学界，还没有一本杂志能像《香港文学》这样展示华文文学的品质和优势。这个平台对于不少作者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平台，才能够发挥他们的力量和特色。我们虽然叫《香港文学》，但实际上是世界华文文学。我们希望能够展示不同于内地文学的文学特质。我们现在看《香港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显示出了香港文学自己的特色。内地文学很多是表现农村的、西北的，我们则基本上是城市文学，我们的作者主要是在都市里生活。但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拒绝反映农村的作品，只不过它不是主要的。我们的想法是把世界华文文学整合起来，在《香港文学》上展示出来。如果没有这种特色的话，《香港文学》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周蜜蜜：《香港作家》是香港作家联会的会刊，我们联会本来就是为增进海内外文学交流而成立的，因此我们的刊物也是面向整个华文世界的，但目前财力有限，做得还不充分。

　　记者：现在香港的文学刊物情况怎样？

　　周蜜蜜：纯文学杂志基本上就几本，不多，在回归前后，香港特区政府资助了一些杂志，但这个机制的有效性还在摸索。因为如果一直由政府资助，没有读者，也是不行的。所以，政府基本上是只支持一个杂志两年，两年过后这本杂志能不能坚持下来，很难说。有些不错的杂志因此而消失，很可惜。《香港文学》现在已经是由内地背景的机构在资助。《香港作家》则主要靠自己筹款。

　　陶然：我们也主要是小众的刊物。虽然是小众，流传面相对较窄，但实际上它在承担一种推广文化的作用。所以坚持做一本文学杂志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不为名利，只为文学的前途，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豪言壮语，但实际上应该是这样。文学在香港本来已经有了其命定的背景和前途，文学杂志注定不能成为大家都爱看的东西。但如果没有，也很悲惨。所以我们固守本分，只要有那么一小块天地就足够了。这对自己、对大家也是一种交待。在香港，文学杂志一贯以来就不是畅销的杂志。《香港文学》办了22年，是最长的文学杂志，这其中也有内地的支持。

　　周蜜蜜：内地的资助比香港特区政府的资助时间长，但香港特区政府的资助也不能长期固定在几本杂志上，这样会使新的杂志没有机会。再加上文学并不是那种一资助就能立竿见影、出成绩的项目，也不太容易获得资助。

　　记者：你们在办刊过程中，秉持什么样的编辑方针？一般是以什么立场去选择作家？

　　陶然：我们知道纯文学在香港的处境，因此我们对文学的要求变得很超脱，比如现在我们采用的稿子首先要看它的文学素质，而不是考虑刊登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买。我们主要是考虑作家、作品本身。我们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不是以“票房”为依据，主要是这篇作品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新的思路，能否带来一定的文学价值，登了这篇作品之后，会对文学有什么促进。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放弃很多东西。

　　记者：你们办刊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作者，对于香港文学前景怎么看？

　　陶然：香港文学虽然是一个小众的文学，但只要大众在，它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对其没有奢望，也没有绝望，我们有一分力就尽一分力，长期做这些工作，还是会有成果的。我们不要奢望突然间有很多读者，但我们要相信始终有一小部分人喜欢文学，我们只要抓住这部分人的心就可以了。还有，香港文学无论与内地的关系怎样密切，都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香港文学还有它的特殊性，与内地文学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陶然　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１９７３年秋天移居香港。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兼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及其辖下之《中国旅游》画报副总编辑。已出版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旋转舞台》、《平安夜》，中短篇小说选《蜜月》、《红颜》、《陶然中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心潮》，小说集《岁月如歌》、《连环套》，小小说集《表错情》、《美人关》；２００４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陶然新概念小说”一套３本，包括“故事新编”《一笔勾销》、“魔幻世界”《赤裸接触》、“都市情话”《走出迷墙》；散文集《回音壁》、《此情可待》、《月圆今宵》、《侧影》、《秋天的约会》、《“一九九七”之夜》、《香港节拍》、《红茶馆》、《绿带》，散文诗集《夜曲》、《黄昏电车》、《生命流程》等。主编“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包括《伞——〈香港文学〉小说选（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１．１２）》、《Ｄａｎｎｙ Ｂｏｙ——〈香港文学〉小说选（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３．６）》、《秋日边境——〈香港文学〉散文选（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３．６）》、《面对都市丛林——〈香港文学〉文论选（２０００．９-２００３．６）》，主编香港三联版《香港散文选（２０００-２００１）》。曾任青年文学奖、《东方日报》征文奖、《读者文摘》征文奖、国泰航空公司与《明报》合办之“我的天空”旅游文学奖、澳门文学奖、香港“大学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等之小说、散文评审委员，第二、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推荐评委等。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副会长。

　　周蜜蜜　又名周密密，另有笔名蜜蜜、周蜜等，１９５３年７月出生，原籍广西罗城，１９７９年来到香港定居。曾任电视及广播编剧、报章及杂志社编辑、出版社策划统筹等，业余写作。多次获香港市政局中文儿童读物创作奖、青年文学奖。１９９１年以《儿童院的孩子》一书获香港首届儿童文学双年奖。作品有《妙文妙韵集》、《都市奇遇》等３０多种。现为香港作家联会理事，香港儿童文学协会永久会员。

　　香港作家联会　简称“香港作联”，由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报刊文艺版编辑等人士组成，并在香港注册之非牟利团体，于１９８８年１月正式成立，当时名为“香港作家联谊会”，１９９２年３月更名为“香港作家联会”。该会的宗旨是增进作家的友谊及推动海内外文学交流，协助会员交流写作经验，维护作家合法权益，促进香港文学事业发展，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香港作家联会现有会员３００多名，是香港文学界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该会经常邀请内地、台湾和海外华人作家与会员交流、举行讲座，以及举办写作坊、文学月会等各种文学研讨活动，并不定期组织会员到外地访问。香港作家联会出版会刊《香港作家》及各种文学性书籍，会员间还经常举办文艺沙龙聚会，以文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