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五度荣获香港舞台剧最佳导演奖，获得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铜紫荆星章。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毛俊辉一派艺术家本色，对艺术的真心、真爱、真情溢于言表。
虽在美国取得成功但依然要回到中国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香港的？
毛俊辉：我１０岁来到香港，因为我妈妈是广东人，很多亲戚都在香港。后来去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对导演和表演等都有深入的学习。毕业后在美国多个专业剧团从事导演和表演工作，也当过艺术总监，演出都是用英语。我也在著名的百老汇演出过音乐剧，跟不少著名的艺术家有过合作。十多年全靠自己拼出来，也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但１９８５年，我决定回到香港。
记者：作为一个华人戏剧工作者，在美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为什么会毅然放弃这一切呢？
毛俊辉：很多人都这么问我，我也问自己。我自己的答案是：中国文化是我的根。在美国的时候我已经有所发展，但我觉得还是有限的。虽然很多人给了我很多好机会，但从根本上说，我代表的只是个人，不能代表美国。作为创作者我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我的身份尤其是文化身份不是美国的身份。当时曹禺先生、英若诚先生一行来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排了英语版的《北京人》表示欢迎。我被邀请演出男主角，但我表示要演江泰。曹禺先生很喜欢这个戏，很喜欢我的演出，各方面包括《纽约时报》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著名导演陈颙女士到美国来访问，她对我说，你有这样好的背景，应该回香港，为香港戏剧工作。她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回到香港去。艺术跟文化有关，我应该回到中国文化中去。
记者：可香港是影视的天下，您回香港做什么呢？
毛俊辉：当时香港只有两个专业剧团，一帮爱好戏剧的人在一起，在政府的资助下活动，但是刚刚起步。正好那时成立了香港演艺学院，相当于内地的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这是个有国际规模的学校，老师来自各个国家。他们邀请我回来作表演系主任，后来又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一职。现在香港一批年轻的影视、舞台剧人才，应该说都是我的学生。
记者：给我们举个例子。
毛俊辉：就说黄秋生吧，他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好演员。在学校的时候，他演出过我导演的《三姐妹》等，演得很好，后来拍了很多电影。但这几年有时还是回到舞台，比如实验性较强的《圣女贞德》。最近的一次是改编自英国的黑色喜剧《家庭作孽》。还有谢君豪，毕业后他在香港话剧团演了很多有影响的戏，前两年我请他回来演了《还魂香》。
记者：影视演员走红之后回到话剧舞台的情况，在内地也存在。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毛俊辉：我赞同多一些人在不同的艺术样式之间互相交流。演影视剧的，多花一些时间在舞台上，也很不错。但问题是有的人忽略了不同的艺术样式在艺术上和技术上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律，要花时间去琢磨，不是说你演影视剧出名了到话剧的岗位上就能行。不能只给传媒提供关于明星的话题。像梁家辉，我们找他来演《倾城之恋》，酬劳很少，但他很乐意，因为他觉得创作需要这样的空间。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他为此推掉了很多演出。在上海演出时很受欢迎，还拿了白玉兰奖。他付出了很多，并不是光凭着名气。这个很重要。到北京的时候，有人说要来看我的戏，说到底就是要看你手里的明星会不会演戏。看了后他们说梁家辉演得好。
记者：您是不是也考虑明星的票房价值？
毛俊辉：当然要考虑，但不能欺骗观众，不能有人（明星）看、没戏看。我希望给更多的明星机会，让他们去追求戏剧艺术。或者不是明星，但是在艺术上有真心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机会。
在商业与艺术之间保持“生态”的平衡
记者：在中国话剧诞生百年之际，内地话剧界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香港话剧的困境在哪里？
毛俊辉：香港的话剧当然也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市场化。现在市场化好像是个趋势，这方面的事情要非常小心地处理。我做了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逼着我要正视经济问题，搞好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平衡。你不能说做纯粹的艺术，这不可能，因为戏剧是个群体性的工作，跟观众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观众支持，戏剧就是不成功的。但市场的观念又逼迫人用经济的角度观察全部的事情，这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香港话剧团现在其实是话剧团有限公司，公司化意味着什么呢？
毛俊辉：香港话剧团是非牟利性的艺术团体，需要香港政府很大的资助才可以健康运作。我来做总监，正是公司化后才来的。有人很奇怪，但我觉得是对的。话剧团就是应该自己来操作。不是说公司化后就要走商业化的路线，就全看票房，世界上不同国家都有这样的做法，成功的例子都是艺术做主导。但我们不能谈空泛的艺术，做出的作品必须受观众喜爱，有不同层面的价值。真正的剧团是要自己寻求发展，完全等待政府的帮助是被动的，只是在做演出，而不是在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每年都要证明给政府看话剧团是很重要的。
记者：香港话剧的观众群是怎样的状况呢？
毛俊辉：现在香港的大部分舞台剧的观众是年轻人。我们采取不同方式来培养观众，并且根据时间的不同和环境的变化推出新的做法。没有好的观众，说自己再伟大也没用。有时候我们做现代戏，很容易个人化，我赞成搞一些现代戏，但不能离开了观众。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戏剧教育。香港演艺学院成立以后，香港有了专业的学院教育，培养了一批批年轻人，营造了很好的氛围。我们的演出有学生场，有些小剧目可以去学校演出。以前经常去，但现在有些剧团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吸引更多的观众来看正式演出。我们还推出相关的课程，比如今年夏季课程就有适合任何级别中学生参加的双语喜剧基础工作坊，适合高中生及大学生参加的编剧工作坊、导演实战班，这也是为了培养话剧的观众，营造很好的氛围。
记者：香港话剧团还担任了以“认识基本法·从舞台出发”为宗旨的《基本法》话剧比赛活动的顾问，这很有意思。
毛俊辉：我非常乐意去做这样的活动。用舞台剧的形式来普及《基本法》，年轻人有兴趣。虽然香港是影视等流行文化的天下，但舞台剧也在发展，我很欣慰。
记者：有没有什么遗憾？
毛俊辉：最遗憾的就是香港话剧团成立３０年了，却没有自己的剧院。北京人艺有首都剧场，去年我去参观北京人艺博物馆，非常高兴。希望以后也能有自己的剧场。
记者：给我们解释一下“主剧场”的含义吧。
毛俊辉：“主剧场”是想推主要的演出和制作，推出经典，中西古今的戏都做，保持一个比较传统的基础。当然也有新创的作品，但一定要接近观众。音乐剧也做，也邀请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导演来合作。但在做主剧场的过程中，有时候缺少探讨的空间，而戏剧偏偏需要有空间来探讨，需要提出问题，否则就会僵化、老化。于是我们就同时推出了“二号舞台”，集中在文本和表演上进行实验，有时候也会在导演方面进行尝试，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传送到主剧场去，丰富我们的传统。
记者：实验剧的先锋性在内地往往引起截然不同的争论，您怎么看？
毛俊辉：实验不能不着边际，不能想到就去做，而应该是有根据。实验过程中好的东西留下来，就成了主流；主流的留下了，就成了传统。
记者：您怎么看待话剧的未来？
毛俊辉：我对话剧的未来是乐观的。对影视我不太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好像科技手段太多了，代替了表演，似乎很快就不用人演戏了。而舞台剧的现场表演是有生命力的，非常可贵。
记者：那么香港的话剧呢？
毛俊辉：香港的话剧历史不是很长，可以说是一个起步。现在动起来了，怎样向前走是非常关键的。我愿意把自己明白的、体会到的与大家分享，这不是为我自己，而是要推动大家来为香港的话剧努力。希望我们能找到正确的共识。共识很重要，有共识就有发展。但如果是错误的共识，比如商业化，那就太可惜了。我希望香港话剧能够多元发展，在商业与艺术之间保持“生态”的平衡。
内地与香港的戏剧交流走向深入
记者：回归１０年来，香港话剧团与内地话剧界的交流是不是越来越深入？
毛俊辉：确实是这样。我们到内地演出、内地同行到香港演出都是有的，现在的合作逐渐深化。比如前几年上海邀请我去导演一个翻译剧《求证》，我就表示希望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香港话剧团和上海话剧中心的合作。我在上海导演了国语版，回香港后我又导演了粤语版。我们请上海同行到香港来，国语版和粤语版同时上演，同一个导演的同一出戏，由两组不同的演员演出，引起很好的反响。这是真正的交流。今年我们马上要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家话剧院的《暗恋》，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桃花源》，合起来做几场演出。另外还有全粤语的香港版。这是更有意思的交流。
记者：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和香港话剧团成立30周年，香港话剧团把今年的演出季命名为“一个讲中国人故事的剧季”，探讨香港的文化身份，展示大中华艺术的魅力。您怎么认识香港的文化身份？
毛俊辉：香港是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比较自由和开放，使香港的创作比较活泼和自然。香港的文化认同我们以前也提，但只停留在概念上。自从《倾城之恋》去美国、加拿大以及内地进行巡演之后，让我们对此有了很好的理解。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华人，但他们告诉我，通过这样一出戏，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在北京的演出是广东话版本，以为会有语言障碍，但没想到那么受欢迎。在座谈会上，童道明老师说，这次来了一位有文化的导演，导了一部有文化的戏，并且这个文化是有香港特点的文化。我们应该更珍惜我们的文化。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做这些东西是对中国人的吹捧，我坦白说不是。我对世界戏剧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觉得应该好好保护中国人的戏剧，我们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国内。首先要认识自己，更看重中国的戏剧，把它发展得更好，因为全世界在等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不是也应该这样吗？我们要做事情，要付出，要努力，不能放下。
记者：您怎么看待香港回归祖国对香港的意义？
毛俊辉：回归的时候我在香港看电视直播。我惟一的感受就是，香港回归是对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回归是香港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我也赞成一国两制，邓小平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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