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个有600多万人口的繁忙城市中，有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名字叫程治平。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凌晨，程治平像平常一样，准时起床上班。一个多小时后，他出现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在这个挤满了各种电视设备的办公室四周墙上，醒目地挂着不少电视观众很熟悉的金色圆形标志。这里是凤凰卫视新闻信息节目播出的心脏，或者说是大脑——主编工作台。程治平是凤凰资讯台早班节目的制作人，负责每天早上7点开始的《凤凰早班车》，以及其后到中午的各节新闻的编辑指挥工作。

　　这一天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纪念日，整个上午密集的官方活动和庆祝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资讯台连续３６小时的直播已经启动，不容有失。程治平和同事们有条不紊地紧张工作，金紫荆广场的升旗礼、第三届特区政府的宣誓仪式、解放军的跳伞表演、香港市民庆祝回归十周年的巡游表演、深港西部通道开通典礼……整个上午一连串的报道终于顺利完成，程治平松了一口气。

　　7月，对于程治平来说，总是很不平静。

　　程治平的父亲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程治平出生在香港，从小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当时，最特殊的日子是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那一天是英国女王的官方诞辰日，除了学校多放一天假，最好玩的是罕见的阅兵仪式。不过，庆祝的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检阅的也是英国士兵。至于香港人为什么要给英国的女王贺诞，为什么英国士兵在香港的大街上耀武扬威，年幼的程治平并不明白，只是跟着街上的市民百姓一块凑热闹。

　　一个炎热的7月，小学刚开始放暑假，程治平的母亲要带着他回北京。这是程治平第一次回到内地，小小的他很兴奋，但也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要先过一条罗湖大桥。到了北京后，亲戚朋友们都约母亲去吃饭聊天，治平年龄小，觉得没意思，母亲就把他托付给了饭店的女服务员照看。可是，这个香港孩子又听不懂北京话。好在母亲给他买了许多小人书解闷，他马上迷上了这种从形式风格到题材内容都与香港“公仔书”完全不同的小人书。其实，粤语的“公仔”和普通话的“小人”意思基本一样，但是“公仔书”和“小人书”就有很大差别，香港的“公仔书”开本比较大，一页有多幅画，人物夸张，排版灵活，题材多是市民生活故事，或翻印日本的作品。内地的“小人书”当时都是统一的小本子，一页一幅画，故事多是名著改编，文字流畅，画作精美，制作严谨。在那几天里，这些小人书深深地吸引着他。在过去了40多年后，程治平说，他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可以说就是从这些小人书开始的。

　　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０日，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在程思远先生的陪同下，由海外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引起海内外的轰动。程治平和姐姐妹妹则由母亲带领，也随后到了北京，这时候他才感到，以前母亲带他回内地探亲的经历是多么重要，因为姐姐和妹妹都没有他了解北京，虽然自己对北京的认识也十分肤浅，但也令他自豪。他曾对她们说，我已经是“老北京”了。程治平回忆说，小时候来内地，看到很多和香港不同的东西，当时的香港青少年很少有这种机会和经历，十分难得。程治平的父母为了让他有更多机会了解祖国，还把他从教会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上学。

　　程治平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坚持拥护新中国的学校只有几所，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这些学校的教职员工不计报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办好学校，办好教育，是我们最应该记住和尊敬的人。程治平转学后，首先感觉到教学内容与以前的不同。新学校注重中国语文的教育，对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也十分重视，而他也很喜欢这些“中国化”的学习内容。其实，这有一个小秘密。因为程思远先生酷爱阅读，家中藏书颇多，程治平从小东摸西看，文史书籍乱翻一通，倒也开卷有益，日久见功。再者，从小跟随母亲到过内地游历，比其它同龄小朋友多了一份见识和感受，对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也容易理解。所以，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不过，他也遇到一些不容易适应的情况。一天，程治平放学后到小区篮球场与街坊小朋友玩球，休息时，大家不知怎么聊起旗子，有小朋友说，香港旗就是英国的米字旗，有的说，不对，英国旗加上一个什么徽号才是香港旗。突然有人问，你的学校挂什么旗？小朋友们一个个说的都不一样，轮到程治平，他很自然地说“五星红旗”。大伙静了下来，瞪着程治平，他猛地意识到，刚才没有一个人说“五星红旗”，可这是事实啊！一个小个子打破了沉默：“为什么挂五星红旗？”程治平理所当然地说：“这是国旗呀！”回答引起骚动，小个子逼上前问道：“什么国？哪个国？！”程治平还没来得及问答，一个大个子指着他说：“你知道吗，香港是英国的！”马上有人跟着叫：“打他！”刚才还在球场玩得十分开心的小球友，一下子都变了脸，全都围了上来。

　　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吼叫传来：“程治平！番屋企！（粤语：回家）”原来，是程府的老保姆在附近喊他，众孩童见有大人来了，只好放他离开。老保姆告诉他，以后放学后一定要按时回家，在外面不可以乱说话。这一次之后，他记住了这个教训，但也不太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从此，他只有谨言慎行。程治平谈到自己少年时内向木讷，体格不强，笑说，可能是因为长期被迫少言少交际少外出运动造成的。他说，当时社会的错乱，以致年轻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知道。

　　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程治平想更多地了解新中国，学校在7月常组织学生到深圳参观游览，他每次都报名参加，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深圳还是个小镇，在深圳唯一的电影院里他看了《农奴》、《红色娘子军》等电影，在新华书店，他买了《欧阳海之歌》等不少书籍和青少年读物。简体字他很快就看懂了，普通话也能听懂一些了。１９６５年，程治平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在今年６月３０日晚上的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文艺晚会上，响起《歌唱祖国》的旋律时，程治平感慨地说：19６５年时，我们也是唱这首歌，不过，当时只能在校园里唱给自己听。今天，这歌声全香港人民听到了，全世界人民也听到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变化是巨大的，时代的变迁，人生的历练，一切都在岁月中变化。程治平也和同龄人一起，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１９８３年底，程治平回到香港定居。而从１９８２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谈判香港问题，最后在１９８４年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消息传来，香港的爱国人士欢欣鼓舞，但是也有一些香港市民对回归有疑虑。许多程治平的亲朋好友找到他，要听听这个在北京生活过多年的“内地通”的分析判断。程治平在聆听了他们的担忧之后，每次都耐心地向他们阐述香港回归祖国的伟大意义，解释“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程治平的分析使一些人打消了顾虑，也有些人不相信他的说法，有些更背井离乡移民外国。十多年后，随着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稳定，形势越来越好，其中许多移民已经回香港定居。再见面时，他们问程治平，为什么你当年算得那么准，我们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你认为“一国两制”一定会落实倒成真了。程治平说：我不是算命先生，我的预测不是算命算出来的，我的信念来源于对祖国的信心，我看好香港回归祖国，是建立在对事物客观规律的分析了解的基础上。你们都看到了，只要全体香港市民继续同心协力，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程治平在香港的卫星电视媒体工作了十几年，从记者到主编再到制作人，至今仍然在第一线努力工作。听说凤凰卫视工作人员精明干练，工作强度极大，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程治平有什么感受呢？程治平说，他刚看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介绍胡恩威的一本书，叫《香港风格》，里面讲香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就是高密度，建筑高密度，空间高密度，连人与人的关系和距离也是高密度。程治平说：我再发挥一下，在这个高密度的城市中，人的时间也是高密度，人的工作更是高密度。你看在这个不夜城，人们恨不得一天不仅有２４小时，最好不用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和玩乐，工作起来也是不要命，干活越快越好，业务越多越好，几乎已经有点病态，可以称之为“高密度病”。他说他也有“病”，总觉得时间太少，干活太少，趁着现在还干得动，总希望可以再多干点，再干好点。凤凰卫视的征途还很远，任务还很艰巨，所以，只要能承受，时间和工作的密度还要再高一点，凤凰卫视的工作需要这种精神。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了，凤凰卫视是在回归之前从香港起步，伴随香港走过十个年头后，“凤凰”如何继续展翅高飞呢？对这个问题，程治平引用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接受媒体访问时的答复。刘长乐说，香港是“凤凰”的诞生地，在香港做传媒，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对于香港回归的十年，“凤凰”不仅是受益者，而且是见证人。十年以来，文化坚守、信息坚守，已经成为“凤凰”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凤凰”之所以要走这样的路，是因为在整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看到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应当有自己的文化坚守。今后“凤凰”应该成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成为传媒中高端文化的领跑人。程治平说，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