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文学创作上，香港曾是风起云涌的繁华之地。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以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报刊上快餐型的杂文、小品的通俗文学在香港兴起，构成了从这一时期及此后数十年的香港文坛为满足社会文化消费需要的另一番文坛热闹景象。

　　一直到现在，香港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仍是“武侠”与“言情”；尤其是“武侠”，从《龙虎斗京华》大受欢迎开始，引出了梁羽生本人源源不绝的创作，也引出了金庸，以及其他作家如林梦、高峰、风雨楼主、倪匡等人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又刺激了60年代香港电影中“动作片”的鼎盛。最负盛名的导演如张彻，拍了近百部电影，大多数为武侠片，例如《独臂刀》（１９６７）在当年赢得百万元以上票房，轰动一时；再如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１９６６）也有80万元的票房。电影与小说互相激荡，使得“武侠”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成为一种基本的消费性文类，影响所及，远远超出香港一地，而至台湾及海外的华人世界。而流波所至，我们内地的影视剧到了新世纪，仍然青睐改编、演绎这种“新派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神雕侠侣》等影视剧的多次翻拍，并从“出口转内销”到“内销转出口”，传播的轨迹很能说明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新派武侠小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海外、台港澳的流行再到八十年代传到大陆又风靡一时。个中因由，在我与费勇先生合著的《金庸评传》与《梁羽生传奇》等专著中曾有过探讨。我们认为：前者的流行与海外、台港澳读者深层的“怀乡”情结有关。他们远走异乡，自愿地选择了放逐的命运，一方面既有由于肉身的迁移而涌起的家园飘零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文化传承危机而升起的“文化怀乡”情结，新武侠小说刚好呈现了想象中的故国山河、梦萦中的文化神韵。例如从金庸的作品中读出了苏杭的美景、琴棋诗画的风流，儒释道的玄思等等；也许可以这样说，新武侠小说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化与传统之间的深刻连接，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次细致、深情的文学书写。一个显著的证明是：几乎整整一代海外的华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通过新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认同的。

　　后者的风靡也说明了，从更深一层看，从“五四”开始的反传统迷思、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迷狂”（如“文化大革命”），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有着巨大的断裂。然而，破坏的激情只能带来片刻的快意，接下来的便是空虚与茫然。必须在一种传统得到延续、保护的社会中，人的心灵才能得到安宁。而在金庸等人的创作中，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都被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种氛围与意象，是现代中国人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梦幻里的如诗如画的“中国”，小说里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曲径通幽的庭院；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洋溢着中国审美传统的神韵……这一切，都容易使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与“魂”，以文学的方式弥补了由于“五四”新文学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意识而造成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隙，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美学意蕴，重新获得深厚的生命力，这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相当多年轻人因为新武侠小说而重新与传统之间产生联结和直到今天“80后”青年作家模仿、创写武侠小说、历史小说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金庸的小说为例，他的十多部作品，差不多全都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努力做到了“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庸对武打招式、武打过程的描绘，别具匠心。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好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的招数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蒙太奇的效果。精彩和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而且在武打的同时，人物的心理活动尽显其中，尤其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武功中去，写出那种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高妙境界，将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神韵充分发挥。

　　金庸作品从上世纪60年代起风靡海外，并受到海外少数学者的激赏，但到80年代以后，才真正影响大陆的图书市场及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北大的严家炎教授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质疑，争论一时激烈。但无论如何，金庸小说迫使大陆文学界重新思考“雅”、“俗”文学的定位。传统的雅俗之间的界限、壁垒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已经很少有人将金庸只看作是“通俗小说家”。在20世纪的中国，金庸可能是读者最多的作家，更是努力去突破了“雅”与“俗”界限的作家，这种影响对我们而言才是深远的。

　　香港的言情文学，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脉特有的“异香”。

　　中国小说史中，言情小说是占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当以《红楼梦》为最。作为最发达的文类，中国古典的言情小说，最吸引人的当是其中浮世绘般的社会百态，人情世故。而千古不灭的儿女情长是言情小说的灵魂。只是到了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苏曼殊、徐訏和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风流云散之后，在文学界，已再难拾掇起来；尤其在50年代左右，情爱画廊成为落伍的事物，在大陆和港台，都曾一度湮没。
言情文学的传统在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文坛，由大众文学延续着，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台大众阅读市场上流行的“言情小说”进军大陆，仍能掀起“热潮”，并在90年代乃至新的世纪，一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着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数的香港言情小说中，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某种言情类型，较大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的并不多，以依达、亦舒、李碧华、梁凤仪、张小娴为代表表现出几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爱范式。

　　依达及杰克、望云等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上，受当时香港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言情模式大多脱胎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这时期的言情小说，主要还是皈依于中国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即使是依达的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闷、孤独心态、在当时看来比较洋化的作品，其内涵还是表现美与丑、善与恶冲突的传统主题。稍后出现的严沁等作者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着温馨而浪漫的情爱气息，却缺乏现实的诗意，难以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亦舒“走红”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成功与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文明扩张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收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也强烈冲击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精神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往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那种拘谨内向的心态，已经被对爱情的渴望所渐渐取代，亦舒的小说以现代职业女性的浪漫故事为诉求，增加写实成份，呼吸着香港人的生活气息，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热中有冷、笑中有泪、爱中有恨、倡导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义，很能切合处于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现代女性的需要。而她叙述方式中的“浊中见清，丑中见美，平中见奇”的行文风格，以及语言中深蕴的那一份机智俏皮的辛辣与幽默，使她的作品成为大陆八九十年代以后都市白领的“最爱”，甚至被奉为“职场女性情爱宝典”。

　　上世纪90年代走俏的梁凤仪与张小娴的小说，亦是亦舒一路。她们的作品同样强调女性的自主独立，对女性深藏着的素质与能力更为推崇。她们的许多故事似乎是在告诉读者：女性天生有一种把握机遇、发挥才干的能力，只不过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压制了。一旦给予她们机会，她们同样是社会的栋梁。这一类型的小说虽力避一般流行小说的颓废情调与肉欲挑逗，格调较为清朗，但毕竟不能摆脱凭空想象的奇情、虚无缥缈的贵族式情调等流行小说固有的牵制，难以突破。

　　李碧华的写作有着让人深思的“边缘性”，既不在纯文学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费文化的阵营盘桓过久，尝试着走一条“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严肃到无人问津，又不俗到“走火入魔”，而是熔二者于一炉，不走极端。好处是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雅俗共赏，但往往也不容易把握，难以界定。

　　李碧华的小说创作大部分在发表之时也被台港、大陆同时拍成影视剧，这一方面影响也颇大，如《胭脂扣》、《霸王别姬》、《青蛇》、《生死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秦俑》、《诱僧》等获多种国际奖项。更难得的是，“九七”之后，李碧华的“北望神州”之作源源不断，她的《烟花泪》（２００１）年，号称是根据真人真事所作的报道文学，记录一位抗战时期的慰安妇如何在解放初期与一前国民党警察共组家庭，两人如何因政治原因被拆散，又如何在大跃进期间被迫离婚。38年后，垂垂老矣的妇人一心要找到下落不明的前夫，重叙离情。在李碧华的协助下，世纪末的香港竟然掀起了寻人热潮，而且延伸到国际华人圈内。李碧华的寻人行动既藉助最时新的国际网络科技，也藉助最古老的易经卜卦术数，结果天从人愿，老两口终于重逢。而重逢的地点竟是淄博，蒲松龄的故乡！用李碧华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传奇，自《易经》开始，以《聊斋》作结，就很圆满。”这也就把自己的创作跟古典的文学传统接上了相连的血脉。

　　在香港的大众阅读市场上，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与科幻小说三足鼎立，拥有广泛的读者。它们是大众寻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永恒的逃避主义，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补偿。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学揭示的那样，具有粉饰与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向往，借着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梦想成真，它们通常不会触发到读者的深沉的历史、政治或文化情怀，而主要是让人们在投入性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畅快：读一本书如做一个梦，梦醒后该怎样过依旧怎样过，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虽不过瘾，却也能短暂解渴。和其他的畅销书一样，香港通俗小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苏珊·埃勒里·格林语）。这样的阅读方式比较符合现代社会市民一方面以利益为中心，关心日常生活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较有独立意识，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体的社会现状，再加上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紧张的工作之余需要休闲文化来予以调节。同时，社会转型的萌芽激发起人的欲望与梦想，通俗文学为他们提供了消闲的素材，也为他们的梦想插上了翅膀。这也是它们能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大陆流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