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积虽不大，其文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却占有重要地位，缘由在于香港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打开了四扇窗户，内在沟通了中国内地、台湾、海外华人文学的联系。窗开四面，风迎八方，香港文学也由此呈现独异而丰富的生命力。这里我以香港小说为例来谈谈文学所开的四扇窗户。

　　第一扇窗：城市文学

　　香港文学的第一扇窗户是城市（都市）文学的窗户。“五四”新文学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文学基本上存在于“乡村中国”视野中，独立的、审美的城市文学形态一直显得贫弱。在文学的“乡村中国”和都市世界的转换中，香港文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战前香港第一批作家侣伦、李心若、陈红帆、谢晨光等较多受上海文化的影响，其创作较多地呈现了华洋杂处的香港都市风味。战时香港沦于日寇之手，香港本土作家第一次大规模离港流散（侣伦、鸥外鸥等有影响的香港本地作家都流落内地）。战乱迁徙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而战后香港城的失而复得，使香港人对香港有了一种归属感，在《香港人日记》（１９４７）等小说中，香港作为“家园”得到了书写，香港本土作家开始有了超越殖民地对峙意识形态的视香港为自己家园的香港意识，这种意识甚至使香港作家视港城为“乡土”，成为香港小说本土性最丰厚的土壤。而此时南来作家也逐步弱化了以往的过客心态，在定居香港中视香港为家。正是这种香港家园意识使香港文学深入开掘香港的城市文化资源，而随着香港的都市化过程，其城市文学形态也逐步成熟。

　　在大陆城市文学声音沉寂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最有力地延续了“城与人”的话题。除了舒巷城的城市乡土小说外，刘以鬯的实验小说不仅让香港城成为人物生存的重要环境，而且以七情六欲的血肉躯体去呈现香港城，使香港城成为小说的某种主人公。待到１９８０年代后，香港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中呈现都市审美形态最丰富、呈现都市审美情感最复杂的城市文学。刘以鬯《酒徒》呈现的“围城”状态，西西《我城》解读的“失城”状态，也斯《剪纸》描述的“游城”状态，吴熙斌《牛》憧憬的“返城”，黄碧云《其后》恐惧的“离城”，都会让人感受到香港城带给人的复杂情感和丰富感受。香港作家还常常采用飘离香港的架构来写香港，让香港呈现在“他乡即故乡”的视野中。这些无疑都使香港的都市文化资源得到了开掘。１９８２年香港归属逐步明朗，引发了香港文学的探史热潮，很多作家的创作展现出为香港城的演变立传的创作雄图。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维多利亚俱乐部》、《香港三部曲》等小说不仅在历史的氛围中努力还原了香港城的风情、习俗、氛围，而且将香港城和香港人的纠结、依存、相融呈现得淋漓尽致。李碧华的《胭脂扣》等小说被人改编成电影、舞剧而屡获大奖，也在于其言情之根深植于香港本土历史，小说人物苦苦寻求的正是存在于都市民间情义之中的香港历史，当这种历史得以呈现时，香港城的存在也触手可及了。

　　香港小说的探史潮在“九七”后依然延续，并跟都市文学形态更好地融为一体。董启章的二声部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２００５年出版后，已获“２００５年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２００５年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２００６年第一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等荣誉，并印行了４次。这部小说的探史独异而深刻。全书“后声部”１２章的标题依次是《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錶》、《打字机》、《相机》、《卡式录音机》、《书》，也就是说，小说通过这些香港城中日常物件的发展史探寻香港人不寻常的历史，模式化的城市物件由于与人的互依共存而各自呈现出独异的“灵性”，而人也因此有了种种复杂性。这样的历史也许正是香港城和人的历史，它起码让人关注到了香港历史的特殊形态。在小说人物董富、董铣父子的历史叙事中，英殖、日占的岁月是鲜明的（例如小说讲述到董富两次因战事离港，后来又随新一军南下，抢在英军之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但历史的代际距离更多的是物件差异造成的，“我”对阿爹年代的记忆就是电波的神秘（阿嬷龙金玉就是不可思议地从空中听见并“破译”了董富试验小收发报机的电波讯号而与阿爹董富结下姻缘），“我”对阿爸年代的感受就是机床的纤巧（阿爸董铣和阿妈何亚芝的婚约开始于他用“机油和金属的组合”令何亚芝有刹那的晕眩，他的“制造癖”甚至影响了“我”）。而这其中，有着生命的本源和困窘。这种人与物共生的历程和图景也许更反映香港历史的本质性存在，也提供了最典型的城市文学形态。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有着多方面的城市文学价值，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呈现了一个充满纯粹的都市现代感受的世界，尤其人使用物件的感觉被描摹得精细入微，并引发出种种意味深长的人生感悟。当城市人在物的隐形墙后的个人化感受被表达得如此丰富，丝毫不逊于以往乡村小说、田园小说所呈现的内容，并孕蓄出城市哲学时，香港小说也就作为一种成熟的城市文学形态而留存在于中国文学中了。

　　第二扇窗：多元文学

　　香港文学开的第二扇窗户是多元文学的窗户。早在１９２７年香港新文学逐步兴起后，香港文坛就出现了新旧文学并存、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互渗的局面。这自然反映出香港文化生态环境中的自由因素。香港社会的文化心理一直较多地在个人、世俗的层面上应合新思潮，会使不同的新思潮在香港文坛相依共生。总之，香港文学的“包容性相当大”。例如１９４９年后，当中国内地和台湾各自的官方意识形态都主导着文坛潮流时，香港文坛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五四”后集中主要的文学传统，除了左翼传统在中国内地进入体制而得以存身外，其他如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等的传统“转移飘零到香港”，并和香港本土文学力量结合。战后２０多年中能代表香港小说成就的作品，如高雄所写市民商场小说，舒巷城所写香港乡土小说、徐訏所写都市“神性”小说，刘以鬯所写实验小说、梁羽生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南宫搏和董千里等的历史小说等，都反映出尽管作者有政治理念之不同，但作品都能超越国共两党和英殖当局的政治意识形态。

　　即使是香港左右翼文化阵营的对峙，也并非双方势不两立。一是双方政治立场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右翼坚持的民族意识，与左翼提倡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共同追求国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设。二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会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较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罗孚等，多年来秉承中央的指令，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他们对香港本地青年的影响，主要不在政治意识方面，反而在于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文学观念上，右翼阵营在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就充分注意到对西方现代派的系统评介，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较纯粹的现代主义文艺崛兴，显然淡化了右翼文坛的政治色彩。而左翼的一些文学主张在香港显然无法落实，所以左翼文坛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已跟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疏离，同时左翼在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上也较宽松。可以说，香港左右翼阵营在文艺观念上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对抗。三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而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既包括摆脱国共两党政治意识形态和英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调适。所以，左翼文学阵营的写作更多继承了１９４０年代后期采取的与香港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开始多取“写实”手法，反映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后来为了更迎合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左派报纸《新晚报》更推出了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右翼文人则较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承担感，强调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也充分注意了文学消费不同层面的需求。总之，左右翼文学力量都游离于殖民体制之外，利用香港环境的多元性而生存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中，香港文学逐步形成了既力图摆脱“英联邦空间”的文化认同，又相异于中国内地主流意识形态的香港意识，这种意识更多地关注香港本土性的存在。不是说香港作家不关注“九七”回归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动，但他们的关注确实跟内地作家不同。一些可视为“九七”政治小说的作品，如颜纯钩的《红灯魅影》（２００４）等，所描写的跟“九七”相关的政治倾向、政治事件、政治氛围也是渗透于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人之根性，极少渲染“九七”回归的政治意义。另一些小说以“九七”回归为背景，着重刻画的仍是都市男女的悲欢言情。例如辛其氏的《不老的谎言》（２００３）虽然点明的两个日子暗含着香港归属开启后的２０年，主人公的遭遇也暗暗呼应着“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民众的心理，但小说讲述的是一则情意绵长而悲凉的都市男女故事。这些在楼市、股市这样的城市生态中才显现“九七”背景的小说让人再次感受到了香港文学的多元形态。

　　第三扇窗：世界华文文学

　　香港文学打开的第三扇窗户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窗户。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这几个板块的文学组成的世界华文文学格局开始形成于战后五六十年代（战前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基本上还是华侨，其文学基本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而香港文学一直扮演着沟通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重要角色。

　　正如前面所述，战后“香港的文化空间在当时海峡两岸之间，是最开放和包容的”，所以香港逐步成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公共空间”，不同地区的作家“旅居”香港从事创作，香港文学界、出版界也尽自己的资源“服务”于各地华文文学。以此时期香港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例，香港文学的辐射影响是很明显的。一是一些香港文化人到东南亚国家创办刊物，建立华文出版机构。例如，１９５０年代初，姚拓、黄思骋等从香港到马来亚创办《学生周报》和《蕉风》杂志，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新马华文文坛卓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尤其是《蕉风》，创刊后延续近半个世纪，对新马及邻国华文文学的影响功不可没。二是香港此时期一些刊物直接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提供发表园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南洋文艺》、《文艺世界》、《海洋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东南亚华文作者不少于百人，几乎覆盖了１９４０年代至１９７０年代的好几个世代的作家，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所在国华文文学的中坚力量。三是香港完善发达的出版业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集散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杨松年教授曾指出，战后２０年中，“新马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有三个中心地，那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而据统计，在香港直接出版的华文文学书籍多于马来西亚出版的。即便是在新马两地编辑出版的华文书籍，也往往运往香港印刷、发行。香港的地理、文化位置促进了新马作品在各个华人社会的扩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新马文艺丛书》、《赤道文艺丛书》、《南方文丛》、《新马戏剧丛书》、《星洲文艺丛刊》等，都称得上五六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四是东南亚华人青年作者赴港就学从业，并依托香港的报业出版机构等发展本国华文文学。尤其是对一些本国华文生存环境恶劣的国家而言，香港几乎成了他们的大后方。例如越南，华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香港沦陷后流亡越南的，当时的法国当局允许他们在堤岸市谋生，越南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办起来的，所以跟香港的关系一开始就很密切。在越战之后，越华文学生存一直很艰难，而此时香港文艺刊物刊发的越华文学作品却多了起来，尤其是《当代文艺》成了越华作家向世界表达其心声的主要阵地。１９６０年代后，当印尼国内政治形势日趋反华，华文生存陷入绝境，印尼华人作家也一直利用香港的环境来保存印华文学。出生于印尼的著名作家东瑞成年后移居香港，创办了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成为出版印华文学作品最多的出版机构。

　　此时期，香港文学自身则从两个方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一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二是都市消费文学。例如，《蕉风》１９６１年起大力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少方面是以香港文坛为中介的，而温瑞安（马来西亚）的创作从现代主义起步，之后转入新武侠小说创作，也可视为香港文学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九七”回归后的香港文坛更自觉地扮演着沟通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角色。以《香港文学》（月刊）为例，这本在１９８２年香港归属明朗化以后创办的文学刊物，一开始在刘以鬯手中就定位为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各地华文文学，逐步成为刊发华文作品的国家、地区最广的刊物。“九七”后，《香港文学》初衷未改，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的联系越来越广泛、深入。刊物刊出的各种作品大展往往聚合了香港和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欧美澳亚各地华文作者，蔚成大观。新世纪以来，《香港文学》更是有计划地推出了十余辑分国别的华文作家创作展，影响广泛。《香港文学》同样关注中国内地文学，刊出了“宁夏青年作家作品展”这样的专辑，其中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动。２００６年，世界华文文学会在香港成立，日后的香港文坛会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扮演更引人注目的角色。

　　第四扇窗：世界文学

　　香港处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它打开的第四扇窗户自然是世界文学的窗户了。香港文学一向得世界文学风气之光，其试验性、探索性依托着香港丰富的都市文化资源而显得持久、强劲。早年香港对世界文学的译介自然难免英殖民文化的烙印，但１９５０年代中期起香港发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着自觉地突破“政治势力影响”的努力，又强调“‘现代’是‘现代’，是不容逃避与否认的，而那必得是个人的、中国的‘现代’！”，所以广泛接纳着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待到香港经济起飞，城市日益都市化，现代、后现代的本土环境日益丰富，作家又始终从创作个性出发去吸纳世界文学资源，香港文学跟世界文学的对接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示。从早期的徐訏、刘以鬯到中生代的梁锡华、董桥，再到新生代的董启章、黄碧云等，他们的创作既与世界现代、后现代思潮有“同步”呼应，又在“回归”中对传统、本土的文化资源深入开掘。

　　“九七”后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窗口一直敞开着，像香港浸会大学所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直接跟世界各国同行对话的平台。跟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相比，香港作家参加世界各地文学活动更加广泛、频繁。“九七”后，在１９７０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后出生的“新生代”登上文坛，其个人化写作的倾向更明显，学院文化背景的影响更深广，对媒体的使用也更多样，这些都使得“新生代”创作面对世界文学发出的声音更丰富。

　　香港城历来有一种奇异的混合存在，就是多神的庙宇世界和多维的电子空间在一座城中共处、契合，这使得香港文学极有乡土味也极有现代味。香港文学总是以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接纳、融摄着外来影响。这使得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背后有着一种充盈活力的传统在支撑。前面论及的董启章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就是在“天工开物”的传统、乡土背景下，展开了现代和后现代交融的叙事。香港文学自然一直有着它的生存困境，但它始终“边缘”的生存反而使它能从容交融不同的文化资源，香港文学始终会以中国传统文化最先迎受现代前卫冲击的前沿状态面向世界，这使得世界也不断对香港文学抱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