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已经开始了。在文代会开幕式上我们听到了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的祝词，又听到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大家都受到莫大的鼓舞，既看到我们工作的艰巨，也感到我们的任务十分光荣。我们文联各协的会议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公报，学习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后召开的。我们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在全国人民和林彪、“四人帮”斗争了十年之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充满着欢乐和希望的一次盛大的会师，也是为着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讨论我们今后的工作的会议。周扬同志希望我们这次会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和交流经验，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的大会；一个发扬民主、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大会；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大会。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希望，因为这也是党中央的希望，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
音乐方面，我们已经听了几个同志的内容丰富的发言，我在这里也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讲一点个人的意见，讲错了请大家指正。
一、历史的回顾
今年，是我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正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对我们六十年来音乐发展历史作一回顾，研究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六十年来的历史，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是斗争的历史，也是建设的历史。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音乐发展开始了新的历程。我国开始有了新的音乐思想，新的专业音乐教育制度，新内容新形式的音乐创作，新的音乐事业和新的音乐专门人才，新的音乐生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音乐发展中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以后新的音乐是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是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革命倾向性，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种革命思想影响到音乐艺术的各个方向，最重要的是创作方面。从肖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劳动歌》《卖布谣》《海韵》《教我如何不想他》到刘天华的《光明行》《病中吟》、黎锦晖的《小小画家》等一些作品，以及后来黄自的《旗正飘飘》《抗敌歌》《南乡子》《长恨歌》等一些作品都是在五四运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九三二年以后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明显地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广大觉醒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而且具有新鲜活泼的群众风格，因而成为群众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国音乐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是这些作品至今还闪耀着思想上艺术上光芒的原因。
吸收外国进步的音乐，是促进五四运动以后新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教育制度、音乐创作的表现手段和手法等等，都受到外国音乐的有益影响，改变了我国在封建主义的长期禁锢下音乐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对外国音乐文化的吸收，是在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下进行的，所吸收的东西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它所具有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显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音乐艺术所不及的。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音乐能够吸收外来因素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国的旧文化、旧思想作了无情的深刻的批判。这个旧，就旧在封建主义。“五四”精神并不否定封建社会所产生的优秀音乐，并不否定民族音乐传统。尽管当时在对待民族音乐遗产和欧洲音乐艺术确实存在过极其片面的错误观点，在具体工作中是有过较大的影响，但就“五四”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来看，应该承认还是在我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赵元任、刘天华、黄自乃至黎锦晖这些作曲家，在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不论在歌词语言处理、音调、和声等方面，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有意义的成功的探索和尝试。这样，“五四”以后的新音乐就完成了具有“五四”新文化特点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这是他们的历史性的功绩。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这对中国历史的革命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五四”以后的许多音乐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影响。三十年代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左翼音乐运动，是党直接领导下的音乐运动，通过他们的新的群众歌曲，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汹涌澎湃的群众歌咏活动，反映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歌颂了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揭开了我国音乐历史新的一页。
肖友梅、王光祈、赵元任、刘天华、黄自、黎锦晖（健康的部分）、聂耳、冼星海以及其他许多有贡献的音乐家的成就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音乐领域的成果，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创造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地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如肖友梅、黄自等一些音乐教育家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为音乐艺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五四运动以来音乐艺术的发展，是为了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认清一条和现实生活结合的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路。在今天，就是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路。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现实，新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事业。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工作中也有错误，得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解放以后音乐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对民间音乐和古代音乐遗产的挖掘收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作曲者和理论工作者深入基层采风。戏曲音乐有了新的发展，对外国音乐作了较为广泛的介绍。音乐广播、书籍和唱片的出版等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普遍建立了歌舞团、管弦乐队、民族乐队，内蒙、新疆、广西、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歌舞团和乐队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音乐创作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作品。我们作曲者为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满足群众对音乐艺术的多方面的需要做了各种探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成功的探索当然可贵，不成功的探索也为以后音乐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新增加的几所音乐院校合理地分布在几个大城市，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都设有音乐系，培养了大批音乐专门人才和专业教师。
音乐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有些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音乐创作问题、民族音乐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中西关系问题、音乐表演的风格和曲目问题等等，都是广大音乐工作者所普遍关注的。这是丰富的音乐艺术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理论工作者十七年来写出了一些专业理论论著，不仅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此较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此外，还出版了不少生动活泼的音乐普及读物，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解放以后的群众音乐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工厂、农村和部队的业余歌咏活动蓬勃开展，业余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队普遍建立，群众音乐水平较解放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各个行业中都产生过较为优秀的业余创作的作品。通过广播、音乐会等各种方式，广大群众较为广泛地接触了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已成为广大音乐工作者艺术实践的明确目的。
解放后的音乐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大家在实践中形成新观点，探索新方法，不断取得新经验。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肯定各种新的尝试，成功和失败都同样记录着“我们在前进”。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否定解放以后取得的一切成就，否定三十年代和延安时期的一切成就，其中心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革命传统，以开始他们反革命的“新纪元”。我们肯定成就，其中心也在于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的新芽，肯定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新的实践，肯定广大音乐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所作出的贡献。
从解放前的中国音乐事业十分落后的状况到解放后音乐事业大规模的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领导下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为音乐事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音乐艺术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部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对音乐艺术的迫切需要，音乐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推动我们音乐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方针，对我们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活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总的说来，解放以后音乐工作者走的是一条面向生活、面向人民、面向社会主义的路。
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在十七年，我们也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十七年中，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缺点错误也不少。取得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教训，在许多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正确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重要方针，如何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七年进行的一些音乐问题讨论，如思想与生活，生活与创作技巧，民族风格，抒情歌曲问题，中外关系问题，演出曲目问题等等，本来是音乐理论工作中的正常活动，完全可以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但在讨论中却常常对不同意见提什么“路线”、“方向”、“阶级”之类问题，影响了有不同意见同志的发言，讨论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严重的是一九五四年《人民音乐》对贺绿汀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刊物报纸上对几个同志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拔白旗”（对钱仁康同志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对李凌同志的批判；对被批判的同志分别戴了“胡风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帽子，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这些错误的形成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同时我们自己思想上的简单化，没有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也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这样的批判对被批判的同志当然造成了伤害。这还不只是伤害了几个同志，而且是妨碍了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发展。如一九六四年对所谓“修正主义”、“崇洋”、“复古”进行批判之后，许多音乐工作停顿下来，不知如何做是好。在创作问题上，对思想、生活、技巧的关系，抒情歌曲、轻音乐、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等问题的粗暴的、片面性的意见，同样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创作的发展。
二、当前的问题
音乐艺术中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音乐艺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是解放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艺术等各个方面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的革命音乐艺术是在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战斗历程，是在斗争中壮大成长的。这是我们音乐艺术的特点，也是优点。解放以后，我们重视艺术的政治性，强调艺术的政治性，是有这个历史背景的。
任何时代的作曲家和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社会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求作品有符合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思想性或政治性，要求作品在社会主义社会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至少是无害的），这是符合革命的利益和要求的，也是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作品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性有直接表现的，也有间接表现或者十分隐蔽的。如果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个根本问题来看，音乐对战士能产生鼓舞作用，也能产生瓦解作用；除此之外，音乐既能启发人们产生美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能使人精神萎蘼，沉迷堕落；毫无疑问，健康的轻音乐可以使人得到高尚的娱乐，庸俗的轻音乐就只能给人以低级的娱乐；富有思想内容的音乐可以引人深思，而浮浅的音乐就不能给你以深刻的感受。这样来看，任何音乐都不可能没有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音乐的思想性或政治性尽管有时不那么明显，应该承认是能够分辨清楚的。如果只承认作品直接表现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承认间接表现或隐蔽的思想倾向、政治倾向性，就无法解释许多音乐作品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也就否定了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最后，也就否定了音乐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变成不可认识的抽象形式了。
我们提倡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艺术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是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人对作品总有自己的爱好、选择，总有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我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必须首先考虑在政治上是否于人民于社会主义有益。这并不是以排斥艺术性来要求政治性，也不是把政治和艺术截然分割开来，以创作上要求作曲者先考虑政治，后考虑艺术，而是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要求在复杂的艺术表现中体现思想或政治。如果一个作品只有政治而没有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
关于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从音乐艺术客观上存在思想倾向、政治倾向性来说，从音乐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起积极作用这个基本要求来说，从音乐应该反映时代精神、音乐应该和人民血肉相连这个关系来说，音乐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这不是领导上强加于作者的命令，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对人民愿望、人民利益的反映。
音乐同政治的关系、决不能理解为具体政治任务的简单配合（尽管在全部音乐活动中有这样一部分），对创作题材规定限制，在处理艺术问题上采用行政手段，而应该是从作曲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人民的血肉关系到创作题材、形式、风格选择自由的完全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有音乐艺术中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这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一个规律。既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规律，它本身就是带有政治性的。
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开展，有些人提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并且把这个原则作为发展群众文艺活动的一个基本规律，进而引用到音乐创作活动中来。应该说在音乐普及工作中，特别是群众歌曲这种体裁，用中心工作作为题材是可以写的，写中心题材也曾产生过一些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是，许多地方领导音乐创作的同志把“中心”理解为当前的具体政治任务或工作任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作曲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及时配合，把这种写作方式作为组织音乐创作的主要方式或唯一方式，这就值得研究了。许多事实证明，“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当作组织音乐创作指导原则不仅把音乐创作引向狭窄的胡同，而且必然导致音乐创作概念化、公式化、一般化，最后形成贴标签的音乐到处泛滥。
十七年中，抒情歌曲、轻音乐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屠刀下被砍掉了。
抒情歌曲，是指音乐体裁而言。在群众歌曲之外提出抒情歌曲，首先是要求歌曲创作题材更为广阔，同时也是要求体裁形式更为多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的思想感情是进行曲所不能表达的，它的节奏、音调也不适合进行曲这样体裁。所以，抒情歌曲创作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没有这种体裁，这种体裁所能表现的内容和风格就不存在。抒情歌曲创作是从体裁上提出的，目的是要求音乐有多方面的题材，多种风格，更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要求音乐艺术遵循“百花齐放”这个规律呈示它本来具有的多样性，更多方面的满足人民对音乐艺术的需要。
抒情歌曲可以表现极为鲜明、极为强烈的政治内容，也可以以含蓄的、舒缓的、优美的方式表现人民灵魂深处难以言传的感情意向，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发展。抒情歌曲和进行曲一样具有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不过抒情歌曲是通过体裁的特点来表现思想政治倾向，这是音乐艺术反映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轻音乐和严肃音乐对比，是一种内容情绪都比较轻快的音乐，也是一种体裁，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九五六年批判黄色音乐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了“以轻代黄”，是一种消极办法，不能促进轻音乐健康地发展。一九六四年，完全否定了轻音乐，更是错误的。轻音乐的娱乐性很强，这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和其他轻音乐体裁一样仍然是表现生活的手段，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性只能在反映现实生活中产生。许多作曲家利用交际舞音乐形式写轻音乐，但轻音乐不都是交际舞音乐，实际上，轻音乐有更广泛的形式特点和内容特点，因而有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广东音乐》、《江南丝竹》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轻音乐。我们已经接受了外国舞蹈音乐一类轻音乐形式。对民族传统的轻音乐和外来形式的轻音乐我们都要加以发展，创造出我们时代的具有民族特点的轻音乐。
抒情歌曲本身也是多样的，有优美的、欢快的，也可以是沉思的、悲剧性的。我们热爱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英雄人物要歌颂，对危害社会主义的事物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对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当然要写，对破坏社会主义的事物的讽刺和批判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四五运动、张志新烈士成为我们的创作题材是极为自然的，既有歌颂，又有暴露。在社会主义的生活基础上，暴露和歌颂是统一的。
创作抒情歌曲，由于扩大了创作题材、形式和风格，对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抒情歌曲创作并不是解决创作上公式化倾向的灵丹妙药，抒情歌曲本身也可能产生公式化。如果我们只是从花朵加姑娘着眼，只是从流畅的三拍子着眼，就可能形成新的创作公式。深入人民生活，提高创作技巧，扩展艺术探索，才能走上广阔的艺术创造道路，才能有效地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倾向。
十七年中，对音乐表演艺术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洋土唱法问题，演出曲目的中外关系问题，剧场效果问题等等，我们都接触到了。三十年来的实践说明，洋土唱法各有特点，同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洋土唱法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两种唱法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艺术规律发展。在发展声乐艺术方面我们还应该做更多的研究工作。关于音乐会的曲目，在中国舞台上中国曲目占多数，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不排斥外国曲目，某些特定的音乐会可以以外国曲目为主或全部是外国曲目。不宜对古今中外曲目的比例作硬性的规定。对于剧场效果的“效果”，有如何理解的问题。热烈的掌声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效果，而本质的问题是要在效果中解决音乐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音乐作品的思想性有高低，艺术性也有高低。音乐会场上的普及与提高，既有思想性的，也有艺术性的；提高艺术欣赏水平，也应该是我们剧场效果的一个目的。对人民群众音乐生活的真正满足，完美的剧场效果，必然包括提高的因素。
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要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三十年来，党的领导使音乐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党的领导使我们走一条面向人民、面向现实生活的宽阔道路，党还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进工作。这个基本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定要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
党对音乐事业的领导，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林彪、“四人帮”那种假社会主义、那种反社会主义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以辩证唯物主义重新认识一切，思想境界无比宽阔。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创作，就必须进行这样的思想解放，要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要从林彪、“四人帮”禁锢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革命音乐的发展已经有了三十年、六十年的经验，还有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经验，这些经验说明，任何盲目性、迷信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和党性不相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严肃地对待问题、思考问题，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合乎人民群众的需要。解放思想，不是把历史已经抛掉的东西拣回来，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对问题的科学研究，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有更多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当前，我们领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还有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这不是党的作风和党的领导思想，正是党所反对所要克服的旧作风、旧思想。
党对音乐事业的领导，是党的政策的领导，最主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我们贯彻这个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同时，它既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破坏，也受到右的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歪曲。这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对立面，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克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只能是百花，而不是一花。在政策上用自己偏爱的一花代替百花，以一花排斥百花，这已经被林彪、“四人帮”证明了是主观的、错误的。既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民的要求，“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晏婴早在纪元前六世纪就对这种错误思想作出了正确结论。社会主义的学术发展只能是争鸣，只能是各抒己见，而不是一言堂。有一言堂就没有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一言堂和社会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要真正拿出东西来，要花很大的力气，也要有很大的勇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是各级领导要有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和勇气，要有具体措施，要有放、争的空气，要有放、争的机会。同时，我们音乐家也应该以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满腔热情去做，去争。在音乐批评上，我们坚决反对打棍子、戴帽子，但是棍子、帽子不会因为我们反对而消灭绝种，面对某些人的棍子、帽子我们也不要害怕。同志之间的正常的批评和不同意见并不是棍子帽子。批评对了，我们虚心接受；批评错了，是他错，对你没有什么损失，你怕什么呢？“四人帮”的棍子帽子是够厉害的了，但历史不是已经作出结论了吗？在真理面前，那些棍子帽子不是已经灰飞烟灭了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总要看到矛盾，看到斗争，要有斗争的勇气。在思想上是这样，在艺术上也是这样。一个作曲家，如果缺乏自己的艺术观点，缺乏坚持独创精神、自信和勇气，怎么可能进行有个性独特的创作呢？艺术家自信和勇气不是主观盲目的，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为基础，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基础，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验证，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得来的，具备这些因素，我们的艺术信念和勇气才会使我们的作曲家获得无穷尽的艺术创造力。
在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建设中，我们有两种经验。一种是成功的经验，一种是犯错误的经验。对犯错误的经验，我们要从客观条件，特别要从自己的思想意识方面加以分析，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对成功的经验，也要进行科学分析，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音乐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极其深刻的变化。音乐工作者万众一心的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开始在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造成的音乐文化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艺术、音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工作逐渐得到恢复，音乐创作的活动复苏，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旺盛的景象。三年来，产生了《星光啊星光》《傲蕾·一兰》《壮丽的婚礼》《三个女儿的婚事》《佐领的女儿》《忆娘》《兰花花》等二十多部新歌剧，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尽管风格各不相同，却异常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民斗争的风貌。包括爱情歌曲在内的抒情歌曲创作已经成为许多作曲家关注的重要体裁，《祝酒歌》《周总理，您在哪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让祖国为我骄傲》等许多歌曲在广大群众中受到热烈的赞扬。民族乐队乐曲和交响音乐创作有了新的尝试，轻音乐作品开始出现了。创作题材大大扩展了，一些歌剧和其他音乐作品在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同欧洲艺术手法的结合上有新的突破。我们不但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谬论，而且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十七年来的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不是单纯的研究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和今后音乐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做的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工作和艺术实践将使我们更深入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深入地接近人民的心灵，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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