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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抗战爆发后参加游击队。以后游击队垮台，又到东北军万毅部下当兵。后来在部队里办油印报，在编报时学习写些短小的莲花落，快板，相声，双簧之类的东西，这些形式都是向当时部队里群众学来的。那时候只是作宣传，并不想这算不算文艺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打仗的也要打仗，不会写东西的也要写东西。我也刻钢板也画漫画，甚至也写歌曲，群众需要什么就硬写什么。很多时候蜡板剩几行空白，就临时照地盘诌几句顺口溜填上，我自称为“补丁诗”。但因为是常常和群众一块创作，写的东西群众还能接受。我记得还写过一篇比较长的章回小说，是写几个人在事变爆发后访师救国的西游记式故事。每天遇上部队发生什么问题，就针对着问题临时写一节，也很有些群众愿看，还有的向我们提供材料叫我们编进小说去。这时期开始和群众有联系，但接近群众还是不够，对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估计过高，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整风以后，认识到自己思想上小资产阶级尾巴的严重，决心调到农会作农民工作。一九四三年作了两三个村的工作，都没敲开，闹得头昏眼花，幸而还有整风的劲头。还是虚心学习。一九四四年又作了整整一年乡村的工作，这时查减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了，看见毛主席《湖南农运考察报告》传到农村干部群众中去的热烈情形，听到各式各样群众的诉苦，看到封建势力的种种丑态，自已的心情也随着群众兴奋和恨怒。这两年多什么东西也没写，只写了一个补充反省自传，但是以后写作的材料，实在都还是这几年中开始积蓄的。
抗战胜利后，因为广大新解放区的迫切需要，才开始写一个通俗课本《翻身道理》，群众对这个课本反映很好，马上就再版了。因此刺激我又写了《翻身民歌》，这部民歌是用旧的形式，有的群众很相信它是真的群众作品。于是我接着又写了《说唱朱富胜翻身》（鼓词）和《地覆天翻记》（章回小说）。写了这四本以后，又向纵的方向发展，写了课本《生产发家》、《万事不求神》和《劳动神圣》，增补了《民歌百首》，最近还写了个鼓词《老会长》。我写这些东西，都是一边做着群众工作，一边抓时间写的，我很喜欢在这样环境中写东西，当然写出的东西很粗糙。
回想起来，谈不到什么经验，但对我这样爱好文艺而缺乏各方央锻炼的同志，还可以介绍几点简单的体会。
第一、群众工作和写作是否矛盾？我觉得不矛盾，而且有联系。如果不作群众工作，我就写不出东西来。到群众中去是不是要忘掉写作呢？我觉得忘掉一个时期对写作也只有好处。因为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长期地无条件的全身心的到群众斗争中去，初学群众工作和写作的人，想二者兼顾，很容易半心半意，弄得两头落空。其实爱好文艺的人，不管怎样专心于群众工作，许多材料自然而然会留下深刻印象，不会漏掉的，将来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还可以比旁观或调查来的更深刻更真实更完整。而且即使具体材料忘记了，也绝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经过较长期的实际斗争，会有许多无形的收获，如思想的改造，和群众的感情联系，对群众日常生活熟悉，这些对于任何一个学习写作的同志，都是必不可缺的。
其次，抱着宣传群众的目的，能不能写文艺作品？我认为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我作的是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东西总是先要向群众宣传点什么，然后才动手写。往往在群众斗争最紧张，出现问题最多的时候，越想写东西，越闲着倒不一定产生作品。越个人主义邪气上升的时候，灵感就一点也没有了，当成名思想或急于求功思想偷袭过来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灵感”还会乘机而入。所以我觉得学习政策指示，加强群众观念，明确认识主题，可以说是创作最好的准备。
第三、掌握政策问题，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时常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创造艺术典型当然问题更多。我们群众工作平时业务就是经常研究政策，我写东西时还常常拿十分之六的力量来考虑政策，但结果还是常有毛病。《地覆天翻记》里就有我原则问题，现在修改过了，还不能说没错。符合政策也就是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拿出不真实的东西来就要骗了群众，所以必须从正反各方面一再检查自己的作品，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的同志说：“政策方面我们没问题是一致的”，这很可能是把这一个问题简单化了。
第四、学习群众语言问题。什么是群众语言？群众为要说出自己的思想，讲出的话句句都是群众语言，并不是仅仅他讲的话里面某几个特殊的语汇叫作群众语言。如果单从几个名词上追求，必然使群众语言变成形式的，片断的，括弧里面的点缀品，结果还是小资产阶级趣味。群众语言是群众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从劳动和斗争中生出来的。群众语言的朴素，生动，尖锐，明确，都可以在群众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中找其根源。所以必须了解群众的情感，才能把握群众语言的本质。我们必须想像当时环境，设身处地的力求再现群众的思想情绪，然后再找恰切的语句去表现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还能自己创造新的语汇，丰富群众的语言。
以上是几个简单的体会，由于我不是专门搞文艺工作的，观点可能有很多片面的地方，但从我这方面看到的这些问题，也或者对一般同志们不是一点没有用处吧！（七月三十日《进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