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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快要大功告成，全中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所谓“国统区”即将完全
成为历史的名词了。但是若干年以来，中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固然在解放区中
自由地生长，一方面却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地区内受折磨、受摧残而进行着苦斗。我们
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近十年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成果。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所处的环境，不待说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在国统
区，政权是在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手里，他们对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用尽一切方法来迫害和压
制；在反动统治下，群众运动的发展，受到种种严厉的限制，文艺工作者没有充分的机会去
和人民群众接近。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文艺工作者的主观上的缺点也就更易于滋长。但是
不管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曾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创作上曾存在着若干严重的缺点，国统
区文艺运动还是有其显著的成就的。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
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
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国统区的文
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
反动派斗争，固守着自己的岗位，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
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反动派扼杀新文艺运动的企图，从来
没有成功过。
我们可以把这十年来国统区内的文艺运动，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来说明它是怎样地配合
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进行斗争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武汉陷落后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底)，这算
是第一个时期。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街头
剧、报告剧、墙头诗、街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特别是抗战歌曲，响遍穷乡僻壤，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而
且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战地和乡村去实际工作，和人民接触的结果，不特使他们扩大了视野，
丰富了题材，同时还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的需要，因而企求追寻新的东西
。在这个时期，就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跑到解放区去，而同时，所谓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也
被认真地提出来了。
第二个时期是从武汉陷落后，中间经过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直到抗战结束的前一
年。在这长长的五六年间(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抗日战争始终采取
消极态度，或企求外国干涉而与日寇妥协，或简直企图向敌人投降，最后则又把胜利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上面，而同时，对反共反人民却越来越采取积极的态度。
进步的文艺运动所受到的迫害也就愈来愈严重。在反动派的检查制度下，凡接触现实问题的
作品就难得有出版和上演的机会。在白色恐怖下，进步的文艺作家随时有进集中营的可能。
一部分作家，由于身受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而表现了消沉的情绪，但整个说来，文艺
工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大
众的伟大力量，始终成为鼓舞国统区一切文艺工作者加强其信心的基本动力。在这个时期中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仍旧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战斗，小说、诗歌、戏剧等等部门，都曾出现了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革命情绪的作品；
例如：皖南事变以后《屈原》的演出，引起热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
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本法西斯深入进攻湘桂诸省到胜利的前夜。在这一个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和敌伪往来，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对文艺界的压迫也日益加烈，但
是就在这个时期，在成都、昆明、桂林、重庆都发生了学生运动，随着，在国统区内的民主
运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而高涨起来。文艺运动立刻参加到了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中
。许多民主的集会通过文艺讲习会，文艺座谈会的方式而举行。在许多的群众运动中，群众
自己创造了活报、漫画、等等鼓动性强烈的作品，收得了巨大效果。有些作家投身到民主运动
的前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作品上，则除戏剧以外，短小精悍的政治讽刺诗与杂文又盛行起来，特别是漫画展览成了暴露反动派黑暗的斗争的武器。
第四个时期是抗战结束以后，经过旧政协前后以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这几年间。在这个时
期日本帝国主义虽已经垮台，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把全中国人民变成美帝的奴隶。在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莫不有文艺工作者的参加。
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在
美帝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并颁布“戡乱”法令，封闭报馆，查禁书
刊，迫害作家，暗杀绑架，肆行无忌，但是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压迫，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还是坚持岗位。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电影艺术。由于电影艺术界同人的努力，虽在国民
党重重封锁之中，还是竭尽可能制作了好些优秀的作品，帮助群众从现实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动群众的作用。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饥饿、反戡乱的群众运动中，文
艺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总目标下进行工作，所起的影响不仅限于海外各地的华侨，而且还渗透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封锁而到达国统区内的人民大众中间。
此外，也应当郑重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各大都市中，地下的进步文艺工作
者大都能坚持岗位，以各种方式，与敌伪斗争。特别是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曾经与中国共
产党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开展了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动员并号召一切富有民族意识的
文艺工作者(包括地方戏及其他民间艺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例如杂文以及改良平剧等
等与敌伪的宣传作了持久的斗争。
最后，也应当有几句话讲到十年来的组织活动。抗战初年，国统区就有了“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日本投降以后叫“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组织，广泛地团结了各抗日阶层
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了许多工作和活动。无论抗战初期的抗日宣传工作，
后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斗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后的反内战反迫害
反伪宪法运动，文协都做了许多工作，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个团体都还是为进步文艺工作者
所领导的。
总而言之，十年来国统区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就整个看来，是能够配合着各个时
期的革命形势在思想斗争上起了积极作用的；尽管反动派的压迫如何残酷，思想统制如何严密，然而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纡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
相呼应，终于能够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它之所
以能打胜仗，基本的原因，在于进步的文艺运动是和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
方向，完全一致的。正因为此，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才有着反动派无论如何也压不死的力量
，它在群众中所起的积极影响，反动派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抵制不了。
二、创作方面的各种倾向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十年来的文艺创作的情形。
前面已经指出，在抗战初期，文艺创作相当蓬勃，但其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反
动，作家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文艺创作因而也就不可想像地受着多种多样的限制。抗战初
期有些作家虽然到过农村，然而由于作家没有经过改造，并未能真正和人民结合，而到了后
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就连接近群众的可能性也很少了；因为和大众生活隔离，所
以作品更失去了生气。反动派对于书报刊物的严格检查，又使得作家往往只能搁笔，而且作
家常常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更难安心写作。同时，在反动统治下，作家之间的组
织不能健全，声气不能互通，又不易接受到正确的理论领导，因而造成了各自向前摸索的状
态。在这种种限制下，再加上作家本身在思想与创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国统区文艺创作一
方面固然有成就，另一方面也不免表现出许多缺点来。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从基本上说，十年来国统区的文艺创作是有显著的成就的。如前所述，诗歌、戏剧、小说、漫画、木刻、歌咏、电影等等都曾在十年来的不同时期中发挥了战斗的作用。又在抗日战
争胜利前后几年间的民主运动激流中，文学方面曾涌现出一些新的作品，例如诗歌方面的马
凡陀的山歌，戏剧方面的《升官图》，小说方面的《虾球传》，或严正地分析了反动统治的
实质，或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官僚集团，或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这当然不是说，这些作品已经尽善尽美，没有缺点，但我们
所以提到它们作为例子，只是想借以指出一点，即它们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
，那就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倾向
，一般说来，也正是国统区内的作家们所共同致力的方向，他们一方面根据群众对新文艺作
品的反映，一方面接受了解放区的作品的影响，就感觉到，根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趣味
与嗜好而筑成的狭隘圈子如果不能打破，文艺创作是不可能去和更多的群众接触的。
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当民主运动、反美、反饥饿、反“戡乱”等等群众运动的浪潮
，起伏于各大都市的时候，文艺青年们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非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有些甚至是临时的文艺工作者，——在群众运动中为了适应
斗争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临时编写了短篇报告、活报、街头剧、漫画、歌曲等等，既反
映了群众的热烈的斗争情绪，又鼓动和组织更多的群众加入斗争；而因为他们是参加斗争的
成员，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在斗争中，所以他们的临时急就的作品一般地都是有血有肉，立
场明确而坚定。这些非职业的“文艺青年”在群众运动中所产生的小型作品，是可以和前述群众运动中群众自发编写的小型作品对照媲美的。可惜限於篇幅，在这里不能多讲了。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再看我们的文艺创作有些什么缺点；其中哪些是比较主要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情形：许多读者虽然津津有味地读了某些作品，但掩卷回索，却又惘然无所得；也有不少作品，虽然在读者中起了一些启导求进步的作用，但同时又无形中给了读者以低迴回感伤的情绪。这究竟是由於什么原故呢？一般说来，这是由于作品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由于作者本人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把握到，并正确地分析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因而作品中也就不免显得空疏，作家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空虚，就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倾向。
有些作家因为不能反映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就只能收集许多次要的社会生活现象，乃至许多与社会本质没有关联的社会生活现象。他们努力把所写的人物与现象写得细致，写得生动，并努力表现出革命的主题来，但终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黯淡无力的思想情绪。
还有一些作家，表面上和上述的倾向相反，他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然而不幸，他们所写的人物和斗争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他们以为作品中愈是显露着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但事实上，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也还有一些作家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来填塞他们的作品，他们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们局部地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也表现了若干客观的真实，但是他们回避开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经验主义的，他们的作品也多少流露着感伤的情绪。
以上这几种倾向都可以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曾起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不过既又含有上述那些倾向，也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战斗性打了折扣。但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害的倾向潜生在进步的文艺阵营内部，成为腐蚀我们的斗志的毒素。
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穿插其间，企图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同时又以“恋爱”迎合落后的读者，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像这样的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在作者本人既然没有忠于真理忠于人民的严肃的态度，结果他的作品自然不但庸俗而已，而且在客观上对于反动统治起了掩饰的作用。
最后的一种倾向是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公然把头颓主义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种有害的倾向正是进步文艺的敌人有意散播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一个本来是进步的作家，受不住艰难环境的锻炼，堕入这种有害的倾向，哪怕只是一时的表现，也是值得惋惜的事。因此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警惕和抵制这种种有害的倾向。以上，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把各种倾向大致分类列弄举了出来，但其实有些倾向是互相错综并列，互相影响，有些甚至互相渗透的。而文艺创作上的倾向又是和文艺理论上的倾向相对应的。所以要分析这十年来的国统区的文艺创作，究明其间的关系，那真是千头万绪，还有待于今后的专门研讨；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只能约略说出它的梗概罢了。
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何以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并且表现出种种偏向来呢？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於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在过去十年来，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短处则常常表示维护，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惜和原谅。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至于题材取之于工人生活的，那是更少了，十之八九，作品中出现的工人往往只是表面上穿着工人的服装，而其意识情绪，则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由于未能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所以在这十年来每到政治形势逆转，政治的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情绪，也就低沉苦闷的调子多过于战斗的激情了。
反动的统治势力一方面竭力压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另一方面，也会努力运用文艺作为他们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的工具。反动文艺阵营的所谓“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把特务扮做英雄而公然歌颂，或者卖弄色情而煽扬颓风，他们的政治目的既然是人所一目了然的，也就从来没有能在广大读者群中抵消进步文艺所起的积极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反动文艺在国统区的城市中并不是毫无市场的。由于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的基本读者仍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留下了很大的空隙给反动文艺做活动场所。带着浓厚的封建愚民主义气味的旧小说和有些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在反动统治势力下散播毒素于小市民层乃至一部分劳动人民中。反动势力还利用“连环图画”，以拙劣的图画绘种种反革命的题材廉价倾销以毒害儿童纯洁的心灵。此外，还有“第三种”作品，用的是新文艺的形式，表面上可以不接触政治问题，但所选择的题材都以小市民的落后趣味为标准，或布置一些恋爱场面的悲喜剧，或提出都市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两点小小的矛盾而构成故事，或给小市民发泄一点生活上的小牢骚而决不致引起对现社会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这些作品是接受了欧美资本主义没落期的颓废主义的颓风，反映出殖民地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的情绪，迎合都市小市民既不满于现状，又耽於苟安而寻求刺激的心理。这三种因素就造成了这种作家，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对于这类的作品我们过去在文艺批评上，一向是加以无条件的轻视的。可是实际上，它不仅在一部分读者中起着麻醉作用，而且甚至悄悄地渗透到进步的文艺阵营。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在进步阵营中的有害的倾向，不能不说是无形中受着他们的影响。为了防止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阵营内部发生恶疾，为了教育读者，今后，我们对于这种在西欧没落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下的非工农大众立场的文艺作品，是必须加深警惕的。
三、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
十年来文艺创作上的优点与缺点既略如上述，现在可以说一说文艺思想理论斗争和发展的概况。
首先应当指出来，十年中间我们曾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基本上打败了敌人。我们曾经驳斥了“抗战无关论”，曾经对于当时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艺政策”从各种角度上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我们曾经集中火力打击那公然鼓吹法西斯的“战国策派”，我们又经常揭露市侩主义的本质以及其他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谬论。
其次，也应当指出来，国统区的文艺思想理念的发展，自来就不是直线的，而是盘旋前进，成为螺线形的。显著的特点是：我们经常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我们曾经提出了和展开了若干问题，并且也在某种程度内解决了个别的问题(这些在以后我们将要提到)，但是在这十年内的文艺理论上，确也曾表现出不少模糊与混乱的现象。曾经由于反对过去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以致抹煞了科学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而放纵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略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为了要广泛地把民主的爱国的作家团结起来而忘记了在团结中仍旧可以容许，而且也必须有的互相区别与互相批评，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过的。这种种倾向和现象特别表现于抗日战争前期，而在抗日战争后期，特别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发表后，虽然得到若干纠正，但仍未充分地克服，以致到了抗战结束，转入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文艺思想某些基本论点上，仍旧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公布的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本来也该是国统区的文艺理论思想上的指导原则。“文艺讲话”中提出了关于文艺上的立场态度的问题，提出了作家的学习问题，提出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文学艺术界中也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国统区的文艺界中，一般说来，对“文艺讲话”的深入研究是不够的，尤其缺乏根据“文艺讲话”中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反省与检讨。因此有的藉口于解放区与国统区情形不同的理由，草率地看过这文件，表示“原则”上的同意；有的只是简单地搬用解放区文艺运动中一两点经验，就企图全面地解决文艺思想理论的问题，但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于国统区文艺运动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研究，也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有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内的文艺思想也就渐渐地有了向前进行的正确的轨迹了。
以下我们把大致在近十年内，国统区中的文艺思想发展的情况，归纳在三个问题中。
第一 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后，文艺大众化虽成为一般关心的问题，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多半只限于文艺形式问题。好像抗日的内容既已确定，则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都已毫无问题了。“欧化”的文艺形式受到了怀疑，但文艺家如何建立真正的群众观点的问题却没有被重视，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九四○年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表现在这论争中的各种思想，有的是把大众化问题简单化到只是“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所谓“旧瓶装新酒”)，以至完全抹煞了五四以来的一切新文艺的形式，也有的在保卫“文艺新形式”的名义下坚守着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小天地——其所保卫的是“形式”，实际上是深恐藏在这种形式下的内容受到损害。
这一次论争使人看出了原封不动地“利用”民间旧形式的思想与照旧地保存欧化的文艺新形式的思想，这两方面都各有其偏颇之处。以后在文艺创作的形式上展开了比较多样性的发展，这是这次论争的积极成果。在这次论争后若干年间，断续进行关于方言文艺，关于民歌民谣的研究与讨论，大体上都能发挥这次论争的积极成果，而给与创作活动以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文艺大众化问题究竟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单就形式论形式，也就往往难免于陷入旧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偏向，也就不能从思想上克服那对于文艺大众化成为最严重障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文艺形式。
第二 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前期，只在一九四○年曾因有个别资产阶级作家提出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之说而引起争论，一切进步的爱国的作者都觉得文艺服从于、服务于抗日战争，是无可怀疑的天经地义。但是抗战中的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复杂了，简单的民族观点不足以应付新的现实，单纯地呼喊抗战口号也不足以使文艺真正与人民大众的需要相结合。于是在文艺中发生了思想的波动，这种波动最强烈地表现在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上。表面上不否认文艺的政治性，实际上则把艺术性摆在政治性之上，这样的倾向潜生暗长。
一九四五年曾因为对于某几个具体作品的估价问题而正面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有现实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被认为是在艺术性上不够，也有被认为艺术性较“高”而与现实的政治脱节的作品。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更有价值呢？实际上，这不仅是政治性与艺术性何者更为重要一点的问题，而且包含着对于艺术性高低的衡量究竟用什么尺度的问题。如果把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当做艺术性的衡量尺度，那么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问题便永远解决不了。
自一九四五年以后，虽然没有再度提出这问题来形成争论，但事实上，甚至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展开，革命高潮的形势到来的时候，这问题在不少文艺家的心中仍是一个解不开的结。
有这样的相当普遍的意见：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性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缺乏的是高度的艺术性，所以才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又有这样的说法：文艺的本质存在于艺术价值中，艺术的政治性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不过是艺术价值的表现形态，是早晚不同的市价。
以上两种意见，很明显地是错误的。
有的人以为，向艺术要求直接的政治效果是一种亵渎。这说法：艺术可以有政治效果，然而那是长远的，决不是在当时就表现出来的。固然，成功的艺术作品因为表现了高度的典型，其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而且能保持久远，但是其所以有长远的效果正因为它最深刻地表现了现实的政治性的原故。因此反对直接的政治效果而追求长远的政治效果，实际上就会流于抽象的人性论而取消了艺术的政治性。
也有人因为反感于把政治性当成创作的装饰的倾向，而认为向艺术要求政治性，其结果必然使作家“说谎”。——固然，这样的倾向是存在的，有这样的作品，其基本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而其革命性的表现只飘浮在表面的词句上面。但这种倾向由何而来的呢？本来只抱着迎合骗人的目的的未尝没有，但很多场合则是由于作家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经过改造，并没有在生活上真正和群众结合的原故。为了克服这倾向，正应该向艺术家严肃地要求政治性。如果因为作家把小资产阶级情调表现得那么亲切，而对于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表现得那么生硬，就以为前者是真实，后者乃是欺骗，那就只能把文艺引导到离开人民，脱离现实的一条死路。
因为醉心于提高，因为把艺术价值单纯化为技巧问题，又因为抱着上述的各种糊涂见解，于是就出现了漫无批判地“介绍”乃至崇拜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艺的倾向。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品，其中本来也有的是包含着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若干进步的思想因素，值得介绍，也值得学习。但介绍不能漫无标准，而学习也同时应加批评。不幸那时成为一种风气的，则既无标准，也不加批判。(此指一般现象而言，个别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不是这样的)。有些文艺工作者甚至以为熟读了一些西欧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品就可以获得中国文艺所缺少的高度艺术性。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无论就思想深度言，或就“艺术性”言，当然是不朽之作，但不幸许多读者却被书中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精神所震慑而晕眩，于是生活于四十年代人民革命的中国，却神往于十九世纪末期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方式，这简直是时代错误了。崇拜西欧古典作品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耳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这当然更不足深论。
这种风气，沾染到作家方面，就出现了文艺上的形式主义的追求。而不知这，如果不从现实的生活出发，则形象化也好，典型也好，语言的丰富也好，一切方面的追求都会成为形式主义的追求。
而为反抗这种形式主义的追求，出现了强调“生命力”，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的倾向。而不知道，无论生命力也好，主观意志也好，离开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任务，则生命力或主观意志都成为抽象的东西。强调这些，并不足以克服形式主义的追求，而同样是，不过从另一方面引导向否认艺术的政治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这就是在下面所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 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一九四四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然而，对于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有片面地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
于是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
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态度太客观了呢，还是作家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如果事实上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成为障碍我们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是向作家要求“更多”的主观。这不是主观的强或弱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什么人格力量的伟大或渺小的问题，而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能否向作家提出立场问题来呢？无疑问，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进步的作家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精神下，学习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而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可能的，并且在一定程度内与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自己的创作的泉源，也是可能的。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做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
四、结语
以上概括而粗略地叙述了国统区近十年来的文艺运动的情况。前面已经说到，国统区这名词即将随着反动军事力量的全部彻底消灭而成为历史的名词，“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这说法自然也要成为文艺运动史上的陈迹了。中国的全土很快都要成为自由解放的地区，全国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要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从事新的工作了。
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民的时代。过去我们在反动政府压迫下，没有写作自由与发表自由，很少可能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从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中，我们将有一切机会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空前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与正在开始着的全国生产建设的事业，供给了我们文艺工作者以无限丰富的题材，觉醒了的战斗着的工作着的人民大众中间的英雄与模范，将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内的主人翁。
但我们必须警惕到：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例如说，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在新中国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显然是根本不同的。文艺工作者也就不能不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与意义以及对工作的态度等等有一个新的认识。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十年以来，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坚持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的确如前所述，是有了不少成就的，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些成就而自满自足。这不但由于我们一方面虽有这些就成就，另一方面也还有不少缺点；而且更由于如果我们骄傲自满，那么这些过去的成就，便会成为阻碍我们进步、使得我们落后的沉重包袱。我们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条件与社会需要而发扬我们过去成就中值得保存和发扬的部分，并且认真地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进步，也才能负担起新的时代所加于我们的新的任务。我们深信：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坚持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旗帜的朋友们，是一致抱着无限的欢欣鼓舞的热诚来走向新的中国，也一定是抱着最坚强的决心与勇气，来争取进步，改造自己，而参与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
附言：
一、这个报告起草以前，经过起草本报告的小组会议决定：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应另作专题报告，并各有小组负责起草，本报告暂以文学范围为限。此在本报告向大会宣读时亦已附带说明，但后来各代表团讨论此报告后所提意见，仍有以仅及文学为偏颇不全者，所以再在这里声明一下。
二、本报告起草小组由筹委会常委会聘请，前后共计十四人，其中：阳翰笙、马思聪、史东山、叶浅予、李桦等五位原为影剧、美术、音乐各组专题报告之起草人，参加本组仅在原则上交换意见，不负实际起草工作，又巴人先生因事忙，胡风先生坚辞，皆未参加，故本报告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实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把十年来的国统区文学作总结，只能提出比较重要的问题，究明其因果，指陈其方向。偶有举例，仅为叙述上之方便，非欲遽加月旦。各代表团讨论后所提意见，对此亦有所质询，所以也在这里作一声明。
三、本报告既非结论性质，则报告中所提问题自然亦欢迎文艺界同人展开讨论。各代表团所提意见，凡属于补充本报告不足之处者(例如沦陷时上海文艺工作者之斗争等等)，以及若干积极的意见，现已尽量吸收；至于个人书面意见，对本报告所述及之各个问题看法颇有出入，或根本不同者，我们欢迎他们在今后写文章来展开公开讨论。现在本来也到了应当把过去的作一总结的时候了，但我们深信要作总结，一定先要有广泛而深入的公开讨论。所以借此再说一句：欢迎大家写文章来作公开讨论。
七月十九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