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女，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现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导演。

　　当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汇，叫做“幸福指数”。我理解这是人们摆脱物质贫困之后在精神上的更高向往。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呢？衣食无忧了，精神是不是就自然饱满？作为一个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境界去面对我们的作品和我们的受众呢？拍摄《诺尔曼·白求恩》给了我很多启示。

　　《诺尔曼·白求恩》的拍摄虽然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我还是常常想起我们的主人公——白求恩大夫。不是我入戏太深，也不是自我陶醉，而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不能不让我想起他。这说明，这位68年前为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加拿大朋友的灵魂并没有远去，他曾经有过的苦恼和不懈的追求在今天也伴随着我们。对于今天怎样做人，怎样工作，怎样在经济腾飞、新时期社会矛盾相应而生的今天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他总是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诺尔曼·白求恩来中国之前已经是北美有名的胸外科专家，一切令人羡慕的生活他都有了：房子、汽车、高薪、名誉等，但他毅然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奔赴西班牙战场，后来又来到中国。“请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使用，而不要当成明代的花瓶。”在晋察冀，他住的是窑洞，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八路军军装；他翻山越岭，来往奔波，为了及时营救伤员，不惧枪林弹雨，把手术台设在离战场最近的地方；他带领村民用5个星期就建立起一所正规医院，让我们的八路军伤员第一次穿上病号服，睡上了病床；他拼命工作，经常连续做上百例手术；他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留下了一支永不离开的医疗队……这些都是他在一年零八个月中的所作所为。看他从温哥华出发时的照片，还是一个衣着考究、品位精致的中年人，可在他牺牲后的遗像里，却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由此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可他却说：“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我很累，但我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要做的事；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我知道，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我知道他们需要我。当一个人被需要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人。”他曾用嘴吸出小战士伤口中的脓液，他经常把自己的血输给伤员，他谢绝毛主席给他的100元津贴，坚持把这笔钱补贴给伤员。他在49岁生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49岁生日。我以我是前线年纪最大的战士而感荣耀。”

　　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的“幸福指数”。我一次次被他震撼，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我、推动着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无法减弱我的激情。这是来自于白求恩的精神力量，它像火一样燃烧着，我们愿意也有责任将这种感觉传递给观众。这部剧播出之后，很多观众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他们喜爱这个有喜有怒、有血有肉的外国人，为他而哭、为他而笑。诺尔曼·白求恩用自己的生命赢得了全中国人民永远的爱戴和尊敬。

　　我觉得，无论生活如何“现实”，物质欲望如何强烈，人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向往崇高的，还是希望在崇高的感召下洗礼自己、坚定自己、提升自己。而艺术，则应当为人们提供这样的载体。我想，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如果做到了，那就是幸福。

　　宋庆龄在白求恩传《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诺尔曼·白求恩也跟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但他真真切切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不普通之处在于他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他将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家园，爱他人甚于爱自己，在奉献中寻求快乐。“我从没见过有比这更善良、但也更刻苦耐劳的人。我要对伤员们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我们只有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他们打仗，不只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也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我们今天的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过上和平而庄严的生活。”当我无数次默念这些白求恩的日记时，我都在想，只要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全剧制作结束，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尊敬你，如一个英雄；爱你，如自己的兄弟；追随你，如人生的楷模。”

　　最后，我想以诺尔曼·白求恩的一段话与同行们共勉：“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腐败与屠杀的世界里，我拒绝与那些贪得无厌之徒同流合污，这世界只要还有流血的伤口，我的心就一刻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