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成:夙愿与良缘
http://www.cflac.org.cn     2009-07-16     作者:杨吉成     来源:中国文联网

    生活犹如一个轮回,仿佛命运安排,我今生注定与文联有缘。因有小诗拙文,2005年底,我的工作有了新变动,终于调任文联,成为“半个文人”,正所谓“十年憔悴勤民政,谁料陡转半文人。试想再一十年后,白发萧疏更轻身。”

    那是1984年的7月,我等待分配时期,到成都市文联了解情况。当时文联还在北新街口,接待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表示欢迎我到文联工作,而我觉得,文联所从事的,是非常神圣的事业,自己才疏学浅,读书期间没有发表文章,文联是不会接纳我的。但不管如何,总算与文联有了一面之缘。

    其实,我与文学结缘,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事了。那还是“文革”时期,有一篇文章《我要读书》很流行,是军旅作家高玉宝的作品。高玉宝是苦孩子出身,因地主逼债而辍学为地主放牛。后来参了军,学习写作,终于有了《我要读书》等作品。

    “文革”时,我在小学自然有机会阅读《我要读书》,知道是一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文章,老师讲课时,很多时候叫我们要珍惜新社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可是后来我也不幸辍学,过早地与土坷垃为伍,与猪粪牛屎为伴,在那糠菜大半年粮的日子,在那政治上享受“黑五类”子女、“狗崽子”待遇的日子,既怀念读书的日子,更羡慕高玉宝。他尚有解放军大学校的教育,可以读书作文,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当放牛娃时用芦苇在沙土上写字,在窗外听私塾老师讲课的画面。我却是真正连高玉宝都不如。我比他还小就失学,他当放牛娃,那在农村是轻松活,我在农村则是与成年人一道一天劳动10小时以上。而如我辈“黑五类”子女,其日子比“黑五类”更难熬。所以,我反而向往高玉宝的生活。所以,我对《我要读书》,对作家的概念、印象特别深,是印入脑际的那种。

    参加工作后,成天写公文,一写就是20年。偶一为之的,就是外出考察,就有了《越南见闻》、《黑河见闻》一类文章见报。这类纪实散文,提高了我的文学兴趣,于是我不停地舞文弄墨。2002年,成都市有关部门征文“成都赋”,我又属于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就积极应征,总算第一次以当代文本以外的话语,来表达了对一个城市的热爱。此文被一家刊物编辑偏爱采用,于是又有了旧体诗的创作。其间,我还通过杂文来表达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挞伐。我本来生就尖酸刻薄,若于杂文过于历练,将更不利于立身处世矣,于是停笔杂文。但文学梦想不断,写作读书逐渐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于是更为神往文联、作协。

    天遂人愿,终于到了一个“金不换”的单位。于我而言,文联是新工作平台,履新则有新际遇、新动力,压力也更大。

    文联文联,有文才有联,其质在文,其形在联。文联工作主要是联络、协调、服务,其实是“文艺系统小政协”、“文艺系统统战部”,是“文艺工作者之家”。所以,我个人浅见,其主要职能是“团结、服务”。如果不懂行,不与文艺家心息相通,是搞不好团结与服务的。创作,既是文联工作之一种,更是一种学习过程,是把握艺术规律与脉理的过程,更是通过作品与人们包括文艺家心灵对话的过程。所以,举凡文联工作者,他或有文艺“一技之长”,或对文艺情有独钟,或他干脆就是作家、艺术家。所以,创作已经成为文联的一种工作方式。

    于我而言,写作已渐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奶牛必须产乳,母鸡必须生蛋,玉米必须结籽一样;就像涓滴注细流,细流汇江河,江河奔大海一样;就像春风催嫩芽,嫩芽初长成,长成开花结果一样……

    天道酬勤,感谢生活。集米成箩,集语成册,近年来我先后出版诗集《素心》、散文集《家山北望》和学术专著《灵心诗性》。

    工作、写作良性互动,有了新成果,工作积极性则更高,主要是搞好“文艺工作者之家”建设,出作品,出人才。近年来,成都作家麦家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杨红缨、李晋西分别获冰心儿童图书奖,罗彩文获“小荷风采”金奖,邹忠新获第四届“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等等。我们在2009年4月底成功召开了市第三次文代会,会议展示了文艺事业发展情况及其成就,将推动成都的文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作者为成都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