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旦卓玛:从农奴的女儿到文联副主席
http://www.cflac.org.cn     2009-07-07     作者:才旦卓玛     来源:中国艺术报

    第一次跟文联接触是196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上,那年我才20多岁,还很年轻。但这次接触就让我感受到了文联家庭般的温暖,坚定了自己为文艺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来西藏公学招生,我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声音条件较好而被上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于是有了去高等学府学习音乐的机会,成为西藏的第一代歌唱演员。学校通知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是1960年的事情,当时我跟同学和老师们在云南采风学习少数民族音乐。接到通知时,我并不知道文代会是什么会议,有些什么样的人参加,也不清楚文联是做什么工作的,只是听学校的老师说,很多文艺界的名人、有贡献的艺术家会出席。我就搭上了从云南开往首都的汽车,与云南代表团的文艺家一道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因为长时间的汽车颠簸,我身体有些不适,但一到首都,走进会场,和一些艺术家迎面相逢,我顿时十分兴奋。

    当时,会议安排我与周小燕老师同住,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跟我谈了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让我深受教益。后来,我先后见到了很多知名电影演员,有张瑞芳、白杨、秦怡、孙道临、王心刚等等。这些常常在电影故事片中看到的人物,终于能在文代会上见到,我兴奋极了!同他们见面,想起他们在影片中饰演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特别是一些与敌人斗争的英勇事迹浮现眼前,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为能与他们一起参加文代会感到无比荣耀。

    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些西藏的老一辈艺术家。我们热情地谈家乡事,说家乡话,嘘寒问暖,十分高兴。可能是1959年曾来京参加过新中国建国10周年演出的缘故,很多人对我印象比较深,对我这个藏族歌唱演员很关心。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志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们问我,“才旦,最近怎么样,一切都好吧,在学校的学习状况怎么样?是否适应上海的生活?”大家也觉得,我一个农奴的女儿能从旧社会的苦难中被解放出来,能参加文代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的话虽不多,却让我感受到了文联家庭般的温暖,这些亲切的、真诚的问候,洗却了我初来乍到不自在的陌生感觉,让我更想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

    会上,代表们认真聆听了郭沫若、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见那么多文艺界有突出贡献的人聚集一堂,我才知道文代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议。文联工作责任重大,它不是一般的团体,这里人才济济。我更明白“文代会代表”这个别在我胸口上的牌子的重要意义和含金量。在这次会上,我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做了题为《毛主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我能参加全国文代会,并在会上发言,是我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放声歌唱的机会。

    回去以后,很多同志、朋友得知我参加了文代会,在会上见到很多文艺大家,都很羡慕,还问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说,他们都可敬可爱,亲切得跟平常人一样。然而,文代会给予我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荣耀,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在我艺术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给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文代会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文艺的重大宣传作用和深刻指导意义,知道了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作为文代会代表,我不仅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团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做贡献,为人民服务。从此以后我对自己从事的文艺事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时就下定决心,要通过我的歌声和演唱的歌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上海,我学习的信心也更足了,这份责任时时鞭策我努力奋斗。1964年,学成毕业后,我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获得成功。1965年我回到了西藏,在西藏为人民唱歌,唱我们家乡的变化,唱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1981年,西藏文联成立,我当选为西藏文联主席。我是在穷苦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没有多少文化,没想到大家这么信任我,我应该更多地为老百姓服务。

    1988年第五次文代会,我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时至今日,我心里有些惭愧,为文联做的事情太少了。身为文联的一分子,肩负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信任和希望,我应为文联事业的繁荣竭尽全力,永不懈怠。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歌曲最能代表我们西藏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我要一直唱下去,不忘党对西藏人民的关怀。

    (本网记者丁薇采访整理)(才旦卓玛为中国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