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交响乐的多元化景观
http://www.cflac.org.cn    2008-12-18   作者:梁茂春   来源:中国文联网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是我国交响音乐发展的重要大阶段,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其显著特点是中国交响音乐逐步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响乐创作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化发展势态。从乐队建设到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员的培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势态,因而可称之为中国交响音乐的“热烈的急板”。

    新时期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急板乐章”是以1976年底产生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曲)为起点的。这部短小精悍、欢快热烈的乐曲,生动形象地记录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高歌欢舞的时代情景。另一首具有时代特征的管弦乐曲是小提琴协奏曲《抹去吧,眼角的泪》(李耀东曲),它原是音乐故事片《生活的颤音》的配乐,因电影在全国放映而影响较广,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以上一喜一悲的两部管弦乐作品,就像同一时期产生的欢歌《祝酒歌》和悲曲《周总理,您在哪里?》(均为施光南曲)一样,准确地表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时代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管弦乐作品,如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黄安伦的交响诗《春祭》,李忠勇的交响音画《云岭写生》,杜鸣心的交响诗《飘扬吧,军旗》和《青年交响曲》,王树的交响叙事诗《十面埋伏》等。上述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的交响乐创作全面恢复了生机。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交响乐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品,如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均1980年),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1981年),杜鸣心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祖荣的《第四交响曲》(均1982年),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景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均1983年),朱践耳的音诗《纳西一奇》,王西麟的交响序曲《中国之诗》,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均1984年),郭祖荣的《第六交响曲》(1985年)等。这些作品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对音乐内涵的开掘,交响音乐开始摆脱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向人的精神世界深入。其中有些作品,如《春祭》、《交响幻想曲》、《第二交响曲——清明祭》、《离骚》等,对应着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现实和历史的交错时空中,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祖国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教训的切肤感受和思考。

    中国交响乐的“新潮”

    当代中国交响音乐的真正“裂变”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交响乐审美新变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一批青年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陈怡等人的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的连续举办,二是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等作品的产生。20多岁的青年作曲家和60多岁的老一辈作曲家,都在探索着、挖掘着交响音乐新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

    中国的“新潮音乐”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产生,到80年代中期形成潮流。“新潮音乐”探索将世界现代音乐观念、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相结合。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来说,对于在“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音乐传统来说,“新潮音乐”都有突破和发展。因此,新潮音乐从一产生,就引起了音乐界的尖锐争论。

    从交响音乐创作的主流方面来说,新潮作曲家们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并大胆地吸取世界现代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冲上交响音乐创作领域,使中国交响乐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开拓交响音乐的创作题材及拓宽创作技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开始在世界乐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谭盾的《乐队与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为例,这部作品在1988年后改名《道极》,因为它是从湖南民间道教仪式音乐中吸取素材,着意于表现原始生命的文化形态的,其中的人声部分采用了粗糙、自然的喊叫声,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反审美的品格。

    “新潮音乐”并非是青年作曲家所专有的,一些中老年作曲家也在探索和寻找新的表现技法和新的音乐观念,在交响音乐创作方面表现突出的中老年作曲家有朱践耳、罗忠镕、郭祖荣、铙余燕、高为杰、王西麟、赵晓生、曹光平等。朱践耳在1986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接着又在1987年谱写了《第二交响曲》,并相继完成了《第三交响曲》(1988年)、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年)等。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的出现,为“文革”题材的交响乐创作留下了史诗性巨著。

    8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热”,也给交响乐创作增添了传统文化的含量。整个80年代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既有十分前卫的创作观念,又有非常传统的创作技法;既有国际性的音乐语言,也有典型的民族风格语言;既有现实主义及革命题材作品,也有十分抽象的无标题音乐。这反映出一个深刻的变化是:交响乐作曲家开始从群体的共性创作思维中脱身出来,努力追求个性的展现,并十分重视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

    多元化时代的中国交响乐

    热闹过后是深沉。20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初,现在一般称之为“后新时期”,这一阶段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前几年有所不同,作品产生的速度相对减缓,作曲家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已经难以见到,作曲家的思想变得更为深沉。80年代掀起“新潮音乐”创作旋风的青年作曲家群体,随着“出国潮”纷纷走出国门,投身国际乐坛去寻找发展的机会。9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以经济为中心的环境,造成了群众由文化消费代替文化欣赏的现象,这为包括交响音乐在内的高雅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国内的交响乐坛曾一度显得冷落。但是,作曲家们坐得住冷板凳,苦练内功,使交响乐创作的质量方面又有了一定的提高。

    90年代初产生了两部重要的管弦乐曲,这就是朱践耳的《第四交响曲》(1990年)和鲍元恺的《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管弦乐曲》(1991年)。前者是为中国竹笛和22件弦乐器而作的室内交响乐,以高度抽象的序列音乐,表现作曲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作品极其抽象高深,需要听众参与艺术创造;后者以广泛流传的中国各地民歌为主题,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极其通俗易懂,到20世纪末已经在海内外演奏了近400场次,属于新时期演奏得最多的管弦乐曲之一。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杜鸣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获得了交响音乐创作方面的丰收。杜鸣心始终将如歌的旋律作为管弦乐表现的主要手段,这些作品中流溢着优美动听的曲调,感人至深。在中国交响乐作曲家群体中,杜鸣心的旋律才能比较突出,他在这方面做出过艰苦的努力。

    王西麟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形成了他的交响乐创作的一个连续的高潮,先后完成了《第三交响曲》(1990年)、交响合唱《国殇》(1997年)、《交响壁画三首——海的传奇》(1998)、《第四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均2000年)、《第五交响曲》(2001年)、《第六交响曲》(2006年)、《第七交响乐》(2007年)等作品。王西麟的作品情感炽烈,内涵深刻,充满了忧患的意识和痛苦的抗争,也贯穿着严肃、深沉的历史思考。对于新技法的采用,作曲家都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在20世纪末,多元化时代的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新现象,还体现在少数民族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日益增多上,产生了不少在地区甚至全国具有影响的管弦乐新作,如蒙古族作曲家永儒布的交响诗《额尔古纳之歌》,朝鲜族作曲家安国敏的随想曲《我的故乡》,维吾尔族作曲家努斯勒提·瓦吉丁的《木卡姆主题序曲》,回族作曲家张朝的钢琴协奏曲《哀牢狂想》(原名《山川行》)等。这些洋溢着各少数民族音乐旋律、节奏特色的管弦乐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管弦乐作品的色彩,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为世界管弦乐宝库提供新的精品。

    谭盾、陈怡、陈其钢等人的交响音乐创作

    20世纪80年代,大陆曾经出现一股汹涌的“出国潮”,大批的青年学子争相出国留洋。在这股大潮中,也有成群结队的中国音乐家走出国门,其中包括许多富有才能的青年作曲家。他们或“走西口”到欧洲和美国,或“闯关东”去韩国、日本。经过了历年的学习及创作磨练,到80、90年代之交时开始在世界乐坛崭露头角,形成了一支颇有声势的中国音乐的“海外兵团”。就交响音乐方面来说,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作品有∶于京君的管弦乐《舞雩》,陈怡的管弦乐《多耶Ⅱ》(均1987年),于京君的管弦乐曲《大装饰卡农式赋格》(1988年),盛宗亮的管弦乐《痕——缅怀1966-1976》,谭盾的《乐队剧场Ⅰ:埙——为十一个埙、乐队及乐队队员而作》,秦大平的《交响序曲》(均1990年),于京君的交响乐《星云》(1991年),陈其钢的大型乐队作品《源》,黄安伦的交响诗《巴颜喀拉》(1992年)等等。

    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旅外中国作曲家经常回国举办交响作品音乐会,演奏他们的交响乐作品,如谭盾、陈其钢、黄安伦、周龙、陈怡、盛宗亮、陈晓勇、秦大平等人。他们在国外创作的作品,在国内也引起轰动,已经改变过去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而为“墙外开花墙内香”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作品,大多带有东西方文化的复合风格,呈现综合性的音乐语言,处于“后现代”的整体语境之中,突破了民族范围,超越了文化区域。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根深蒂固的中国风格和观念,作曲家的中国文化意识和民族归属感无处不在。陈其钢说过:“我永远是一棵中国树。”这代表了所有旅外中国作曲家的心声。

    更有一批富有才能的中国青年指挥家活跃于当今的国际交响乐坛,他们担任着重要乐团的要职,演绎着世界经典的交响音乐,传播着中国交响乐作品,如汤沐海、陈佐湟、邵恩、叶聪、余隆、胡咏言、水兰、叶咏诗(香港)、张培豫(台湾)等等。今天他们在世界各地到处挥舞着指挥棒,中国指挥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和神气过。

    两岸三地及海外中国音乐家在交响音乐方面的全面突进,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似乎向我们昭示着:中国人能够在21世纪对全人类的交响乐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辉煌的序曲”——中国交响乐的展望

    2008年是中国交响音乐发展空前兴盛的一年。这一年内,有两个大型的交响音乐活动在同时进行。一个是由国家大剧院牵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演出活动,在4月到6月的一个半月中,有全国近30个交响乐团,先后登上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奏具有各团特色的交响音乐会。另一个重要的交响音乐活动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从5月到10月间,在北京、上海、吉林、沈阳、西安、香港等各大城市举行“展演音乐会”,共有20多个著名乐团演出30余场音乐会,曲目全部是中国交响音乐作品。这真是中国交响乐的史无前例的两次盛会。中国交响乐的春天,似乎真的到来了。

    中国的交响音乐是20世纪东西文化交融、文化杂糅的结果,是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性适应的产物。中国交响乐铭刻着中国文化,并已汇入了中国文化大潮,成为一种新型的中国音乐文化,连接着民族文化的链环。中国交响乐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体现出自己的文化特性。唯此,它才能在世界交响乐坛上放出异样的灿然光辉。

    21世纪,中国音乐家一定能够对世界的交响音乐发展作出更大的奉献。只要我们在交响音乐中更深刻地表现人类的灵魂,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广泛地参加人类文化的交响。

(编辑: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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