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东:一个诞生于改革时代的文艺口号对我的影响
http://www.cflac.org.cn    2008-12-18   作者:王兴东   来源:中国文联网

    “主旋律”第一次近距离将我点燃,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炎热的夏天。1987年8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陪同下,与长影的创作干部座谈。当他知道长影正在创作反映第一汽车制造厂“换型改造”的电影《解放》和表现石油工人海上钻井的《男儿要远行》时,非常激动地说:“《解放》、《男儿要远行》这都很好,因为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兴旺,必须有一种反映时代的、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看到反映我们时代的、鼓舞我们人民的、能够把十亿人民凝聚起来的作品。”

    主旋律像一盏灯,顿时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解放》。当一汽遭遇市场冲击,26000辆汽车卖不出去,7亿资金不能流通时,一汽陷入30年来最困难的境地。面对竞争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汽在中国北部摆下了决定命运的换型改造“大决战”,与发达国家争市场、比才智,十里车城拉响改革的汽笛。我迅速投入一汽,在沸腾的车间、在攻关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厂部,我都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我在《解放》剧本里刻画主人公知难而进的改革意志,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

    记得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胡启立同志还向长影厂的十三大代表赵实同志问起《解放》电影拍摄进展情况。后来,这部影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响强烈,获得了国家的政府奖。

    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从此照耀着我的编剧航向。为追求“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用一年时间创作《蒋筑英》剧本,采访了60多人,深深地被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一根蜡烛两头点”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蒋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银幕,他弹奏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主调来,影响了无数观众。这部电影获得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我也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为表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投身到长白山区农村,通过写干部下乡扶贫,“改造了一个官僚,重塑了一个公仆”的故事,弥合了干群之间的裂痕。《留村察看》受到了农民观众的喜欢。紧接着参加《孔繁森》的电影创作,在反腐倡廉的呼声中,观众把拥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口号,由中国电影界率先打出,经过创作的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成为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代用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和强大号召力。特别是1996年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精品战略工程,对于反映时代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我更加意识到主旋律不仅是社会责任,而且要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艺术规律,更要适应市场规律。《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在全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之际的剧作。这部电影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专家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体现并凝聚了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仅在北京就有185万人次走进影院,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纪录。我们是人口大国,观众是多层面的,审美需求必然多样,主旋律电影自有属于它的市场份额。

    我在创作主旋律,主旋律也在改造我。面对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想再走深入生活的老路。然而,主旋律的创作没有妙法灵招,没有捷径后门,只有与时代同步,到群众中去,贴近生活,才能感受社会的变化,倾听大众的呼声,才能捕捉时代的旋律。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基层。当我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么多的独生子女犯罪坐监,一位从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法官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为创作《法官妈妈》,我跟她办案,随她家访。《法官妈妈》走上银幕,在校园,在家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电影交流中,中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先进法理观念,赢得了普遍称赞;我去新疆、到延边,创作一个救助烈士遗孤的故事,电影《良心》将新疆与延边以民族团结之情连在一起,这个感人泪下的故事,仅在上海票房就创下407万元;我去内蒙编剧的《生死牛玉儒》,广东省电影公司用28万买下版权,发行收入500多万元。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这部电影直接发挥了作用。由群众投票评选为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再现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故事,在北京奥运期间,76年前为中国敲开奥运大门的刘长春复活在银幕上,历史的足迹和今天民族复兴的脚步叠印在一起,成为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在坚持主旋律的创作中,我付出艰辛,也让我尝到莫大的甜头。这甜头不是获得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也不是多次得到“五个一工程”奖,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收获了社会效果,那就是观众对影片由衷的感动。在中国人大附中读高三的学生肖迪,他的妈妈花240元在广安门影院买了《生死牛玉儒》一个晚场的票,由父母、外公、外婆等家人陪着他观看。在当下人们面对多元文化消费的娱乐大潮中,竟然有一家12口人,陪高考的学生走进影院去瞻仰一个高尚的灵魂。后来这个学生考进了北大,我为之感动、为之欣慰。至今,我铭记影评家肖尔斯的话:“即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刺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从长远的意义来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当下国门开放,各种文化涌来,刺激的、麻痹的、消沉的,特别是一些带有娱乐色彩的“精神摇头丸”,不断地渗透在青少年间,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们的意志。我们无法禁止各种各样的花儿竞开,各种鸟儿的鸣叫,但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百花齐放,牡丹为魁;百鸟争鸣,凤凰领唱。主旋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炬。

    我无法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在竞争中发展的全貌,只能从一个时代的口号对我一个编剧的影响,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艺术境界,纠正那些歧视主旋律是“政治的传声筒”的偏见。从1987年编剧《解放》始,到《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留村察看》、《陆军见习官》、《我只流三次泪》、《良心》、《共和国之旗》、《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个人物形象排列在银幕上,将组合出我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写照。

    我身处改革年代,感受了时代的温度。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进步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需要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依然照耀着我剧作的航向。

(编辑: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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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京剧形成迄今,集中继承了中国戏曲悠久的历史传统,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30年来,京剧的发展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而京剧人的改革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步,京剧的传承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