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文事沧桑 热血依旧
http://www.cflac.org.cn    2008-12-18   作者:冉茂金   来源:中国文联网

    “我希望自己始终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总是希望和国家、民族拉到一起,总是要参与变革。”这是作家陆天明对自己的期望,也是他30年文艺人生或者前半生的总结。胸怀理想而又紧贴现实,满腔热血而又不偏不移,紧跟时代而又不随波逐流,通过小说、电视剧、博客,关注时代变迁、国计民生,遇不合理的事常要出来说几句喊几声,30年来,有太多评价伴随着陆天明个人和他的创作。可以说,不断调整自己的艺术状态以参与改革,他的创作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情怀在新时期的发扬。近日,他为深圳改革开放30年写的30集电视剧《命运》正在紧张拍摄中,同名小说也于日前出版。

    记者:您这一代人的成长和共和国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国家与时代的变化,都会在您的身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并激发您在创作上做出反应。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对您人生和创作的影响?

    陆天明:我们这代人,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效力、成熟于改革开放年代。我对这30年的体会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抱着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对人民一往情深的感情走上社会的。年轻时可说是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并用我们的血泪和青春,来铸造这个理想。我两次上山下乡,第一次到安徽农村,第二次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在新疆待了12个年头,很难想象那种艰苦。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发生着碰撞,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我们抱着满腔热血为建设国家付出很多努力,可为什么搞不好呢?为什么一直那么穷呢?后来小平同志复出,说要改革开放,我觉得这个特别实。在基层生活十几年,我感觉中国已处在一个必须做出最后选择的关口。无论你说得多么好听,唱得多么动情,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老百姓的饭碗里、落实到老百姓的身上和心坎里。生活教育了我,必须以人民的视角,以人民的感觉来感受、判断这个世界。

    记者:改革开放最初给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陆天明:改革开放后,渐渐可以看到以前根本不让接触的许多书籍,了解到很多全新的观点。原先听邓丽君的歌,得把窗帘拉紧了,不想让人家知道,一方面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唱歌呢,怎么可以唱这种歌呢,另一方面心里又说这个很好听啊。那是一种要摆脱旧的,又不愿意完全接受新东西,但本能上又觉得这些新东西是完全符合人性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很多思潮涌入,几乎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的人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他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想、去感受,去把自己心灵中的各种潜能都发挥出来,这种迸发就跟火山爆发或造地运动一样,每天都出现一个湖泊,出现一个大海,形成一个地貌。虽然是整天轰隆隆的动荡不定,但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突破,这个局面是非常好的。

    记者:这30年来的文学艺术也在随着时代的转型不断变化,在这其中您的状态怎样?

    陆天明:在改革之中,我用了10年时间重新找回自我,写了两部比较典型的、具有自我风格的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通过小说我回顾历史,回顾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失去自我的。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忽略人性、忽略自我、忽略人本的痛苦年代,我要总结一下,寻找根源。第二部是《泥日》,这部书我写了整整3年,四易其稿,在《收获》上连续两期发表。我还创作了两部中篇。这些小说在当时的文学圈里面有一定的影响。这时候我觉得找到自我了,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但是逐渐地我感觉到有问题了,当我们拥有自我以后,这个自我怎么发展,尤其是艺术创作中的自我怎么去发展?并不是说所有的自我都是适合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必须要问拥有的是什么自我,自我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一段时间里我忽略了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电视台拍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轰动,中央电视台也决定上马现实题材电视剧,编剧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写了反腐题材《苍天在上》,没怎么考虑艺术,就是想为时代、为老百姓跳出来呐喊一声。我以前是写纯文学的,剧本写了5个半月,弄得很沉重。领导批评说,电视剧要好看,一定要照顾到观众的口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艺术创作要照顾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也是一个革新,在艺术圈里往往是要受批判的。剧本完成后,又讨论了5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搞反腐的题材,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共和国的一个副省长写成了混蛋。过去把村党支部书记写成混蛋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把一个副省长写成混蛋,这还了得?拍不拍,腐败要不要写到副省级,市委书记能不能有点毛病,一号英雄人物最后能不能有一个不好的下场?讨论来讨论去,非常折磨人。最后终于上马,戏播出后,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39%。播这个戏的一个月里,片尾曲一结束,我家的电话就一直响,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知道怎么搞到我的电话的,打进来跟我讨论剧情,表示祝贺或担心。第二天上班,办公室里,公交车上,商店内外,到处都能听到对该剧前一晚剧情的议论。

    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教育。我们得到自我了,那这个自我干什么,是只守着小我、心中的艺术,还是真正为了时代、民族,为了历史的进步,为了人民的需要?当我们拿出自我为人民稍稍服务了一下,人民就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苍天在上》让我名声远扬,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很多小说评论家赞不绝口,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可爱的人民,老百姓并不知道我。一部《苍天在上》,有那么多的毛病,但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完全傻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记者:这导致您的文学观念又产生了一次变革?

    陆天明:这对我的文学观念,对我的做人产生了根本的冲击。我并不在乎名声,写电视剧在当时也只有很低的稿酬。这次经历告诉我,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怎么做。尤其在大变革的年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并将决定十几亿人生活的时代,我们是推动变革还是守着自己可怜苍白的艺术,自命不凡地去搞小我的东西,我觉得《苍天在上》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发挥作用,和人民在一起,和国家在一起,尤其要和伟大的变革紧紧结合在一起,衷心地为他们服务。

    《苍天在上》效果良好,许多人求我写续集,我没有写。我们要轰动,要让人民接受,受人民欢迎,但不搞商业行为。我是真心把它当艺术的。五年以后,对反腐败的新认识使我写了《大雪无痕》,但我依旧没有因为它的热播和获得各种大奖而写续集。过了两三年以后,又写了《省委书记》。同时我还创作纯文学,两把“刷子”同时在用着。让自己的创作和人民、和时代的改革紧紧拧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归。这两年我一直在讲,艺术家、文学家在实现回归到自我、本我、真我,回归到真文学以后,还要有一次回归,即带着你的艺术,带着你的自我,和人民、时代、现实结合起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有了第二次回归,同时我又发现问题了,在回归大众、回归现实以后,仍不能忘记自己是在搞文学艺术,不是在搞宣传。奉献给读者和观众的一定是艺术品,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个十年,我就希望把这两条路结合起来,非常文学又非常好看,非常深刻又非常通俗,充满着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广度,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魅力。所以我尝试写了《高纬度颤栗》,同样是写反腐败,它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结论是新的。它看起来好像是很通俗的侦破剧,但很多人告诉我这个戏写得很深刻。我希望再用几年时间把这几个“非常”结合得更好。我觉得这也是面对历史负责任,面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记者:我的感觉是从《苍天在上》经《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到《高纬度颤栗》,表面上都是反腐败题材,但实际上是您对改革现实里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掘进式思索,现在的《命运》是不是对改革思考的延续和新的掘进?

    陆天明:我本来没有写作《命运》这个安排。在《高纬度颤栗》之后,我准备写一个中国三部曲。我们这30年的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它真正改变了13亿人的命运,但正面写它的东西还太少。所以中国三部曲就准备写这30年。我要考虑这30年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命运带来的影响、变异、振荡。在《苍天在上》里我认为是人本身出了问题,到《大雪无痕》我就认为,不能仅仅怪人,我们很多必须变的体制没有变,不好的体制也会导致人的变异;到了《高纬度颤栗》,我又认识到反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执政者、腐败者要考虑的,反腐败也罢,改造中国也罢,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大家不把担子承担起来,那中国仍然变不好。

    记者:近似于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革命的成功需要国民性的改造,改革的成功,也同样如此。

    陆天明:的确这样,《药》里面蘸血的馒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在今天也存在着。中国三部曲怎么表现,我正在筹备。这时深圳市委要写一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剧,我接下了这个任务。一方面,我觉得这么一场伟大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应该正面大力来写,这是个挑战;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为中国三部曲做准备,接触第一线的很多人和事。这部作品开始本来想反映深圳的30年,最后只写到1992年。从邓小平写到打工者,从中央各部门写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各行各业各种历史基本写全。在深圳采访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中国有30年后的今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确确实实有这样一批共产党人,这样一批中国老百姓,这样一批精英分子,有思想、有才干、有胆略,要把中国推向前进。这个过程非常曲折、非常困难。我用了两年时间创作文学本子,后来的剧本又围绕要不要用深圳真名,主角能不能是市委书记,小平同志能不能与虚构的主角放一起等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剧本完成后我心力交瘁,大病一场,高烧7天。很多人看完剧本都哭了,《命运》一书在出版过程中,编辑人员也都哭了。所以我对这个戏效果很有信心。

    记者:您不像一般的作家,满足一个小圈子,或者闭门写作,您除了写作大部头的作品还通过博客这种新的网络平台,针对社会现实发言,您认为网络对我们社会有哪些作用?

    陆天明: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的深化,有很多事情,最需要人民监督。我的《高纬度颤栗》写的就是老百姓不吭气的话,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觉得人民监督是解决我们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本。在全民监督方面,我特别看重网络。我觉得网络在中国的当下功德无量。网民虽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我在网上经常被扔板砖,挨打、挨骂,但我仍然认为网络很好。为什么?它可以让很多老百姓无处可说的可以去说,无处可发泄的可以发泄,这个表达一旦积攒起来就不得了,就会成为改变现实、维护正义的力量。当然现在网络还是有很大的弊病,还要探索怎么管理。

    记者:您在作家当中是属于勇于担当、敢于说话的。

    陆天明:我写了一个文学30年的代序,我说我经常扪心自问,天明你变了吗?我说必须变,应该变,但是我还没有变,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始终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这和我这代人的经历有关,总是希望和国家、民族拉到一起,总是要参与变革。费孝通先生留下四个字:“文化担当。”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还是人,社会还是社会,基本规律、基本法则还在,还是需要责任感的。

(编辑: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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