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理想与北京奥运使命
http://www.cflac.org.cn   2008-08-12    作者:熊晓正    来源:中国艺术报

    当代奥林匹克面临的问题

    奥林匹克理想所昭示的和平、友谊、进步反映了人类对世界和平与和谐美满生活的渴求。参与、竞争、奋斗表现了人类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寄托了人类对未来的追求。奥林匹克从空间和时间上,向世人展示了她的普遍性、持久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但我们又必须看到奥林匹克运动毕竟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她生存于现实世界之中,在她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众多挑战。国际奥委会最初想通过非商业化、非政治化,乃至非“民主化”,来保障奥林匹克运动所谓的独立性与纯洁性,保证奥运会单一的价值取向,即奥林匹克理想的实现。事实证明,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过政治、商业的影响。价值取向差异对奥运会的影响,一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林匹克运动参与主体扩大,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不同参与主体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竞逐中,产生了不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冲突,而跨国公司和大众传媒日渐增长的控制力,以及各主办城市(或争取主办的城市)对奥运会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过高期望,正在使奥运会出现异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奥林匹克运动陷入了一系列的“两难问题”。

    市场化运作与过度商业化

    从1984年美国人尤伯罗斯开创的奥运会市场化运作以来,国际奥委会财源滚滚,不仅大大地改善了国际奥委会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资金缺口。国际奥委会在解决了自身经济问题的同时,还利用“团结基金”扶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发展和推动了全球性的奥林匹克教育,使奥林匹克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尤伯罗斯运用“市场”这个点石成金的“魔杖”,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对举办奥运会的看法,使奥运会这个曾经烫手的山芋,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香饽饽。政治家试图使奥运会目标经济化和商人或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化进程,正在让奥运会“成为大型跨国公司进行商业展示的舞台”,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奥运会的赛事与赛程。有研究者指出,商业化已经影响到某些体育运动的结构和目标方面的变化,以及那些卷入体育的人对体育实施控制的各种组织的取向。乃至首先提倡、支持奥运会市场化运作的萨马兰奇也不得不提醒大家说:“我不喜欢‘商业化’这个词。《奥林匹克宪章》为我们规定了奥运会的宗旨与原则,那里面从来没有什么‘商业化’的说法。不错,从洛杉矶开始,我们在筹措运动会经费方面有了很多办法,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办奥运会,而不是商品交易会。如果举办者只想到赚钱,而忽略了奥运会的目标与宗旨,我们就办不好奥运会。我们需要在赚钱与办运动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多样性和超大规模

    在国际奥委会的努力下,现代奥运会从1896年第一届只有9个大项、43个小项的比赛,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发展到28个大项、301个小项,大项增加了3倍多,小项增加了7倍多。参加人数上,从首届只有13个国家、295名运动员,发展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有202个国家、10500名选手参加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得以普及与发展,其规模超过任何国际社会活动。

    奥运会规模的不断膨胀,已经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各国的普遍关注。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不仅给主办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而且剥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的资格。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雅克·罗格指出,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越来越大,主办城市不得不建造庞大的配套设施,而当比赛结束运动员们拿着奖牌各自回国之后,人去楼空的奥运设施往往被闲置浪费,所以奥运会的规模应当得到控制。对奥运会的规模进行必要的控制,已经势在必行。国际奥委会正努力试图对奥运会实施“减肥计划”。

    保持最高水平竞技与职业化趋势

    现代体育形成以来,就存在着“职业”与“业余”运动的分野。职业运动员是以体育运动为职业、以比赛收入为生活来源。而业余运动员则是纯粹出于爱好参加体育训练和比赛。现代奥林匹克创建初期,为维护奥林匹克的纯洁性与教育性,制定了几近苛刻的运动员“业余原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体育运动竞技水平快速发展,业余运动与专业运动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不论是职业竞技运动还是所谓的“业余竞技运动”,其运动训练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按照国际奥委会业余原则要求的纯粹“业余”运动选手,几乎是凤毛麟角。1980年国际奥委会在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时,从章程里取消了“业余”这个词。1981年,国际奥委会赋予各国际单项联合会决定允许什么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权利。奥运会逐步向职业运动员开放,以保持其最高的竞技水平和社会影响。

    要使奥运会成为最高水平的体育运动竞赛,就需要对职业运动员打开大门。而当奥运会向职业选手全面开放时,也会带来以下一些问题。首先,是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权益问题。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都希望自己组织的竞赛是最高水平的竞赛,而不愿意将顶级的比赛拱手让与他人。其次,运动员的权益问题。职业运动员大都以运动竞赛谋生,在比赛中获取出场费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国际奥委会做出的“如果优秀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不拿奖金、并得到其所属国际体育组织的认可,奥运会将向他们敞开大门”的规定,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落实。各个国家设置的奥运高额奖金,正在成为奥运会参赛选手,特别是优秀选手追逐的目标。运动员对奥运会收益的权益主张也不会为时太远。第三,越来越高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趋势,会限制大多数人进入这个领域,而致使奥运会高高在上,成为少数人“争夺奖金的赛场”;同时,高昂的专业训练花费和极其有限的“运动寿命”,难免会改变参赛运动员的追求而背离奥林匹克的初衷。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与运动训练异化

    在体育运动中,特别是竞技体育,更是以改造人类自身自然为己任。发掘人类运动的潜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是竞技体育不变的追求,也是现代奥运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不断战胜人体极限,不断超越人类自身自然的理念,成为了奥林匹克,特别是奥运会巨大的推动力与精神支柱。尽管今天人们远未穷尽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还有不少未知领域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但人类自身自然毕竟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这种有限的资源在被无限的开发过程中,当人的自身自然不堪重负时,当人类自身自然在自然状态下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时,人类只有借助其他手段来实现。于是科学技术成为了竞技体育的“君主”而不是“顾问”。至少在目前的现实中,科学技术帮助我们不断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从而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超越信念。对此引发的人文、伦理危机,我们则仅仅视其为少数运动员或教练员的道德失范,而不愿意正视人类自身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不断超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愿正视为不断提高运动成绩而导致的运动训练异化,乃至运动员的异化。

    奥林匹克改革与北京奥运使命

    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和磨合,国际奥委会和世人已经接受了一个不得不认可的事实:绝对的理想之路如同象牙塔一样行不通,在一个复杂的地球上无法划定一块完全纯洁的体育竞技场。奥运史专家艾伦·哥特曼(Allen Guttmann)认为,国际奥委会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认识到,并部分地消除奥林匹克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无论是奥林匹克主义明言的价值,还是其暗含的价值,都未得以完全实现”。问题的存在虽然说有其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甚至会走向与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宗旨相反的方向。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奥运百年的巨大成就和贡献而言,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它的主流,而且,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在不断解决自身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成熟和壮大起来的。我们一方面要崇尚奥林匹克理想,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神圣,相信奥林匹克是坚强伟大的,它一定能积极应对异化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有讲求实际的态度,以积极务实的精神面对现实问题,认真解决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问题,把纯洁、公平、友谊等美好的东西带给世界。在追求理想与尊重现实的结合中,有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去做某种妥协,但是,妥协决不意味着原则上的退让,决不是要牺牲掉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而是努力在现实困境中寻求走向理想的最佳实现途径。

    国际奥委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

    值得欣慰的是,国际奥委会及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在新旧世纪之交拉开了新的序幕。国际奥委会于1999年3月成立了21世纪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就国际奥委会的机构、规章、工作程序等方面的改革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建议。萨马兰奇先生在1999年6月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09次全会上指出:“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奥林匹克运动,而不放弃我们的信念;要进行使奥林匹克思想更加突出的改革,要进行不致损伤顾拜旦的遗愿的改革,要进行使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起显著作用的改革,要进行使各国际单项组织和各国奥委会得以更多参与奥林匹克领导的改革,要进行奥林匹克教育、和平文化、人类福祉、奥林匹克团结及大众体育更加发展的改革,要进行使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各个层面上的地位得到确保的改革,要进行使行政管理更加透明、严格和高效的改革,要进行维护奥运会的普遍性、重要性和威望以及本组织的独立性的改革。”2001年,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罗格在其就职演说中发表了如下宣言:“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当然我们要继续保留这个格言,但是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或许对体育来讲需要新的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显然,新任主席希望用新格言来补充或修正旧格言的不足。在后来的记者采访中罗格表示,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国际奥委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两位主席表达的改革意愿,充分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对当代奥林匹克运动面临问题的正视,反映出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正处于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面对21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和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呢?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使命

    2008年8月,取自希腊奥林匹亚的圣火在现代中国的首都点燃。奥林匹克运动选择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中国迎来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承载着和平、和谐、和睦的人类共同理想,北京奥运会备受世界瞩目。

    在2006年一次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高屋建瓴地向中国体育界和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参与和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我们应当由过去的“跟着讲”向“接着讲”转变。

    所谓“跟着讲”,主要指在过去的近100年的历史中,我国推广和传播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主要是复述和适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方面主要是重复着(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介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提倡奥林匹克运动固有的理想、阐释奥林匹克运动已有的理念、解读奥林匹克运动现实的影响;在奥林匹克运动实践中主要以适应奥林匹克运动为选择,如如何遵循奥林匹克运动的规则、如何满足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等,为适应奥林匹克运动而调整我们的体育发展战略。

    所谓“接着讲”,主要指在奥林匹克研究中要结束“述而不作”的历史传统,在奥林匹克研究中要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推进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论发展;在奥林匹克实践中要改变“被动适应”现状,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变革,提高我国在当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话语权。“接着讲”的主旨,即进行奥林匹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主动影响和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良性发展。

    提出这个命题不仅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转折期,也为2008年北京奥运实践确定了基本视角与目标。北京奥运会在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应当以全球视野,关注奥林匹克的改革与发展,力争通过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举办,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新世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积累新的经验,使2008年奥运会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新路碑,实现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一份独特的遗产”。

    让中国文化精神注入奥林匹克运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提出,不仅对解决当代奥林匹克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

    当代奥林匹克遇到的问题,总体上反映为:奥运理想与生存发展的矛盾、参与主体不同利益冲突的矛盾、有限资源与无限超越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取向的选择、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利益主体的选择问题,其核心是“人”在奥林匹克中的处境与地位。一言以蔽之,当前奥林匹克主要问题是“人文危机”问题。北京奥运会高扬“人文奥运”的旗帜,是让奥林匹克回归人文传统的呼唤。

    “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是“和谐”;人文奥运的“和谐”是以人为本的和谐,是实现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和谐,是奥林匹克运动与生存环境的和谐,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和谐。以互补为基础的“和谐”,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人文奥运”,彰显了中国文化精神,它不仅弘扬了奥林匹克主义中的人文精神与和谐思想,更是对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与解决当代奥林匹克遇到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以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应对诸多挑战确立价值原则,也可以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发展确立价值取向;它可以为保持不同民族文化特色与全球化进程相统一提供发展模式,也可以为解决不同需求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利益冲突提供理想范式;它可以为丰富发展奥林匹克主义提供思想元素,也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提供发展思路与方法基础。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我们用中国文化精神解读、完善奥林匹克理论,指导奥林匹克实践,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承办奥运,意味着中华文明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更强调谦让与和谐、更注重修身养性与自我提高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一定能够为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给予富有启迪意义的回应,增强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话语权,为丰富、发展奥林匹克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