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创作观念的空前活跃与创作成果的不断丰富。两会期间，本网记者就改革开放30年与自身创作的关系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在采访中，我们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正是改革开放让作家与艺术家释放了情感，放开了脚步，深化了思考，提升了境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已经融入到他们每一部作品的思考与创作中，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编者
二月河：创作成就源于思想解放
本报记者 彭 宽
在喜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著名作家、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在两会期间接受了记者专访，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对他30年创作之路的巨大影响。
记者：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正是在那一年，３３岁的您从部队转业，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是一种巧合吗？
二月河：应该不能说是巧合，两者还是有挺大的关系的。当时我已经在部队工作了10年，但却下定决心转业回到地方，最初并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主要是产生了一种躁动的情绪，感觉自己已经读了不少书，应该对社会发挥一些作用了，同时又觉得读书量还不够，迫切希望到地方去再多读些书。现在想来，做出这个选择有着深刻的社会环境影响。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呼声已经走出了地平线，并且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我嗅到了朦胧的改革开放的气息，开始有思想解放的要求。因为在部队我一直有写东西的兴趣，所以更希望到地方上把自己在部队多年读书的思路梳理一下，寻觅新的突破，探索新的创作理念来指导写作。而正是在当时思想解放的萌动下，我的胆量也大起来了，于是这一步让我开始迈向了创作道路。
记者：您的《康熙大帝》等历史小说今天受到了无数读者的欢迎，您觉得您创作中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二月河：《康熙大帝》的第一卷草稿出来的时候，编辑要求我一定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残忍写出来。为什么这样要求？因为在当时思想还没有足够解放的时候，这样写在政治上不会出错。按照传统观念，康熙是个皇帝，是封建君主，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言人，根本不可能把康熙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描写，至于颂扬啊什么的更不用说了。但是我坚持了我的创作理念，我说我写康熙大帝，就要把这个“大”字写足。书出版后，争议很大，就是现在打开网页，还能看到有批判的。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就不允许把一个封建皇帝当做正面人物来写。如果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绝对不敢、更不可能这样来写。我曾说过，康熙大帝的“大”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能理解的一种思维，是思想解放以后才能被得以认可的创作理念。什么样的理念？凡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贡献的，凡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提高当时的生产力、提高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有贡献的，凡是历史上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里作出过贡献的，就给予歌颂，我不问出身，不管是皇帝也好，是平民也好，是太监也好，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作出过贡献，我就把他们当做正面人物来写。写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本书，贯穿了我这几条创作理念，这种理念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大可能形成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一条冰封多年的河解开了，我敢于坚持我这样的创作理念了。
记者：您的这个创作理念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吗？
二月河：一开始不是这么有条理、定型、完整，不像方才说的这么系统。刚开始我就是觉得康熙这个人不错，是一种朴素的观念。他为中国历史作出过贡献，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解决了台湾问题，解决了新疆问题，勘定中国现在的版图基础，叫《皇舆全览图》。他组织人员修书，我们现在还在用《康熙字典》。他本人是数学家、诗词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而且懂外语。他搞过水稻试验田，将双季稻在全国推广，缓解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的这个理念就越写越思考、越沉淀，慢慢就越成熟，这种理念如果没有思想解放的环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种子的，更不可能发芽成长。我的几部书的创作理念，其实就是从思想解放开始，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要是没有外部环境的促进，没有大形势的促进，那是不行的。
记者：有很多读者感觉读您的历史小说不仅可以增加对历史的了解，也可以促进对时代的思考。您自己怎么看这种观点？
二月河：我在创作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创作纪律，决不根据今天的需要在历史资料里找工具，我的创作原则就是努力追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比如，雍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等，这一系列的改革在封建社会中是震古烁今的，而他本人也实实在在地推行这些改革。他实行反贪倡廉的制度在历史上也很严厉。可能有些读者会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改革。但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意图来进行创作，那么今天有这个问题，明天又会有另外的问题，最后小说的生命力就成了问题。我认为，按照历史当时真实的情况来写，它一定会在现实当中发挥应该有的作用，因为任何历史的内容都包含有对现实的启示。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的发展和上升，这一圈和那一圈，总会有可资借鉴的东西。让读者真正感受自己是在历史中，按照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构建小说，它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雍正皇帝》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时引起反响，绝对不是我故意在电视剧里增加这方面那方面的佐料，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广大观众产生某种共鸣是自然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重读和解读历史的热潮，思想解放以后，大家在读历史中就可以放开进行比较和思考，在客观上就会产生一种反响，这对促进我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有好处。
记者：是否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无论对您的创作还是您的读者，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月河：改革开放30年发生的理念变化，是对一个时代的影响，会影响到所有人，我是其中一个。30年的进程，不断产生新情况、新形势，直到今天，创作环境空前宽松，不会说一句话就有人揪你的尾巴，人们可以更多地开拓自己的创作思路，可以更多更好地创作符合自己心愿的作品，提供给社会。过去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现在我们谈文艺为人民服务，工农兵是人民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人民是一个全体的概念，这种观念的改变也给作家提供了更宽阔的创作领域。我们也是逐步地领会到它的影响，看看现在，一年创作的作品数量，比那时候多得多，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人群也空前增加，这种文化氛围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过去写稿子要用稿纸，要去找编辑，要投稿，然后才可能与读者见面。现在只要有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只要灵感一来，马上就可以写出来，马上就可以发出去或者贴到网上，最尖端的科技传播手段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作力量，使每个人都有当作家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非常重要，唐代文化的繁荣其实就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促成的。现在我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交融，而且还有中外文化交流，是更广泛的交融。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必然会形成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坚信这一点。
叶小纲：用音乐留下改革开放的足迹
本报实习记者 高 峰
10年前，时值改革开放20年，叶小纲创作了大型音乐歌舞剧《深圳故事》，这成为他作品中的一部“重头戏”。今年，在迎来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这篇作品又被人们记起，即将再次与观众见面。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著名作曲家、全国政协委员叶小纲。
“《深圳故事》是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用音乐为它留下的一个痕迹，”叶小纲说。而改革开放带给叶小纲的当然更多。作为中央音乐学院“78级”中的佼佼者，叶小纲的创作生命力旺盛，30年来他备受称赞的作品很多：《中国之诗》、《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西江月》、《长城》、《琵琶协奏曲》、《林泉》等等，涉及交响乐、歌舞剧、室内乐等多种音乐样式，还曾凭借为电影《刮痧》谱写的音乐捧走了第21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但是，叶小纲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交响乐创作上。而对于交响乐这种发源于国外的音乐样式来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频繁和通畅，无疑促进了它在中国的成长，同时也给与了叶小纲施展才华的机会。
“交响乐是一种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形式。”叶小纲告诉记者，交响乐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说它的乐器构造、共鸣、泛音等符合声学原理。这种科学性使它具有了世界共通性，易于传播和交流。虽然它发源于国外，但依然可以在中国获得生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更多的交响乐作品开始流传到国内，它们培养了一批热情的听众，也在培育着中国本土的交响乐创作者，并吸引他们走出国门，走进交响乐发达的国家去学习，叶小纲正是其中之一。
1987年，叶小纲赴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留学，师从多位著名作曲家，并且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委约创作及参加各类国际艺术活动。这让叶小纲得以发挥自己的音乐天分。1994年，他荣获美国“李氏基金会”颁发的“学术杰出成就奖”。而所有这些机缘和荣耀，都只能发生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现代化的中国。叶小纲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新生作曲家，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起作用，并在国际上异军突起而最终形成一股新鲜力量，应该说是时代造成的。虽然我们与国外仍有差距，但不能妄自菲薄。关键是我们从人家那里学到的技法能否与我们自己民族的需要相结合，进而创造出自己个性化的艺术，既让国人感到新鲜，又具有国际化的通行语言而广为世界人民所承认和接受。”
改革开放使叶小纲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但如同他自己所说，他始终对自己的祖国背景有清醒的认识。2005年，中国爱乐乐团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环球大巡演”，众多曲目中，叶小纲创作的“中国版《大地之歌》”尤为引人注目。这是根据马勒创作于1908年的《大地之歌》改编而成的。马勒的《大地之歌》采用了七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叶小纲的创作还原了唐诗本来的面目，并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技法来表现唐诗意境，并在音乐中加入了川剧锣鼓使其更具东方色彩。结果，“中国版《大地之歌》”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叶小纲很有感慨：“这些年我在世界上打的牌也恰恰是自己的东方背景，这是我的优势，我永远不可能也不会抛弃。我想国际最著名的德国‘朔特’音乐出版社之所以让我成为该社250年来签约的首位中国作曲家，看中的也是我的中国背景。”
多年来，他一面在自己的母校解惑授业，一面行走在长江、黄河沿岸采风，寻找属于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致力于创作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并力求让国际乐坛听到和欣赏到。除此以外，在采风沿途，他更真实地见识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面貌，有些地方让他欢欣，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则触发了他的思索。他既看到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一部分，也对改革开放亟待完善的部分提出自己的看法。1998年，他将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了《深圳故事》。
《深圳故事》由《热闹都市》、《打工妹上班》、《劳作》、《白领丽人》、《丽人与同伴》和《建设者》6个段落组成。在这部作品中，现代都市的喧嚣、工厂车间机械化生产的节奏、写字楼内白领工作环境的优雅舒适，以及形形色色闯荡深圳的打工群体都在音乐化的语言勾勒下得以呈现，具有极强的故事情节性。在这部舞剧音乐作品中，叶小纲有效借鉴了广东音乐的资源，经过提炼和融会贯通，令地方化和民间性的素材脱胎换骨，融入到宏大的主题之中，却又不失活泼灵动，富有个性化的旋律以及配器手法让这部主题严肃的作品变得令人亲切。这部应深圳市歌舞团委约而创作的作品最终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并在1999年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
交响曲《春天的故事》是叶小纲创作的另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音乐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第一乐章以优美激昂的旋律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一片勃勃生机的壮丽景象呈现于观众眼前；第二乐章采用广东音乐的旋律，欢快热烈的小快板体现了人民群众拼搏奋进的精神；第三乐章的慢板是一首深情的颂歌，歌颂了中华民族的领袖为人民事业辛勤操劳的宽广胸怀；第四乐章激昂、奋进的主题音乐，与广东音乐曲调交织叠映，汇成恢宏灿烂的世纪之声。在这部作品中，表现了叶小纲一以贯之地将宏大主题与地方特色音乐语言相结合的创作特色，这正是他观察改革开放的独特视角——着眼于具体而鲜活的生活细节，表现改革开放洪流的方方面面。“我不会在作品中一味歌功颂德。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作品表达的是我所看到的客观的事物，我认为这也是自己的一种责任。”叶小纲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叶小纲对音乐发展有更多的期待。“这30年来，与经济发展的迅速相比，音乐尤其是交响乐的发展仍然滞后，中国有那么多人口，目前交响乐的普及传播远远不够。”叶小纲将音乐看做是移风易俗的艺术，并希望在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的未来，音乐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为文化的繁荣和全民素质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赵玫：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思考的民族
本报记者 彭 宽
改革开放30年给予著名作家赵玫的是６００万字的文学作品。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赵玫向记者畅谈了她的个人创作与改革开放之间的深刻联系。
记者：首先我注意到的是您的写作方式。在您30年来600多万字的作品中，包括了散文、小说、随笔、评论、影视剧本等多种体裁，您的这种多元形式的写作方式是怎样形成的？
赵玫：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文学，喜欢作文，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觉得只有一种创作样式，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样式，我虽然喜欢文学，但受这种样式的制约我自觉总也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所以后来的改革开放对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西方的现代文学样式，例如意识流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文学居然有那么多的写作形式，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知道的。实际上我在读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之后，突然意识到我也可以写作，而且不必永远用一种方式写作，我可以对写作形式本身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这符合我的气质。我对写作形式特别感兴趣，我们过去总说内容决定形式，但其实形式也会赋予内容很重要的意义。就像搭积木一样，一组积木可以搭成中国的宫殿也可以搭成欧式的城堡，这个搭建的过程就是形式的变化，不是原材料的变化，所以形式是会产生意义的。改革开放后非常开阔的文学样式空间给我带来了创作的动力。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希望有所变化。我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我很喜欢我们国家当时那些先锋文学、现代主义的作品，我觉得文学本身一定要不停地变。改革开放是不断地加深的，我觉得“革”就是革新，文学也要不停地革新，所以我在文学创作中选择了很多样式，散文、随笔、小说、评论、剧本，总是处于不同的变化当中。不同的体裁，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这种尝试和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发挥，选择自己想采用的文学样式。另外，我必须感谢编辑部的认可，因为不管作者怎么尝试，没有编辑部的认可，作品不能发表出来，那也等于白费。这是一个载体，作家的思想解放是伴随着这个载体开始思想解放的。写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永远去发掘比较新的样式，在这个方面我是充满了热情，不可否认，这和改革开放有深刻的关系。我经历过那种必须按照某种样式去写作的时代，我觉得不适合我，如果不改变，我成不了作家。
记者：除了形式、体裁的多元化以外，您在写作内容上也非常多元化，既有历史小说，也有现实题材的作品；既有对女性内心的挖掘，也有对知识分子的关注。这种内容的多元化也是您追求的吗？
赵玫：应该说，有些时候写什么内容不是完全由我来决定的。一开始我主要是写当代题材作品的，后来张艺谋拍武则天，找到我，请我写这个历史人物，当时我犹豫了一个星期，最后觉得我自己应该变化了，于是就答应了。但我仍然不是写章回体小说，只是觉得这个创作有意思，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可以“革自己的命”，虽然它是命题作文，但同时又给我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来。而且是否能够用对话去完成故事和塑造人物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这种写作是很累很难的，要查很多资料，我还专门去了实地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又发掘出了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这样两个人物。对我的历史小说，作协和港台一些相关人士做过探讨，认为完全是另类，写的是历史，但现代人也能接受，而且没有任何戏说。后来又写了《阮玲玉》、《胡蝶》等，最近又写了《秋天死于冬季》。内容确实是比较多元，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让我觉得想写的都可以写出来。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和这个社会有距离，希望自己能写出有思想的作品，通过我的作品让大家能够有更深的思考。我一直没有脱离批评工作，作家的厚重是不能离开批评的，写完感性的东西，反过来就想写理性的东西，多元化的内容就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思考，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我们知道改革总是存在风险的，您在题材和体裁方面都做了如此多元化的尝试，想没想过如果写砸了怎么办？
赵玫：探索即使失败了也是成功。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怕它失败。当时写《秋天死于冬季》，连出版社都很疑惑，存在着不同意见，害怕这样写不行，但我不能因此而改变。我的创作肯定有失败，说实话每次写完我都不是很自信，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会怎么样，都是事后听读者的反映和编辑的反映，或者看销量。幸运的是很多次都能够从中找到一种自信。我是希望写一个是一个，不是写完很快就被遗忘，或者是别人只知道你这个作家不知道你的作品。每一部写完能够被别人议论就行。我就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实现自己。
记者：您曾对非常有争议的一些青年作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强调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多元化，能具体谈谈您的这个理念吗？
赵玫：当时很多年轻作家都在成长，现在已经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应该宽容。这个还跟我的女儿有关。她今年２５岁，通过她我接触到了很多年轻人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人对事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任何人都是处在历史阶段中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发展过程。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看一件事情会越来越从更多的方面去想。我发现我自己在小说中特别喜欢用“或者”这个词，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事件必然有很多种可能性。看社会，看价值体系，都应该用这种多元化的目光，我觉得这也是改革开放带给我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一路走过来，实际是在不断地开放，这种文学潮流对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既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丰富，冲击是针对旧有的东西，过去先是冲击“文革”的遗留，后来性的禁区也被打开，慢慢有了意识流、印象派等等，一直在向前推进。刚刚改革开放时，文学作品的探索往往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当时的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刚出来时人们就很惊讶，怎么能写这么一个第三者呢，但今天看来就不那么稀奇了。人的思想的解放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不断地对旧有东西的冲击就是对新事物的一种丰富，到了今天，就变成了非常多元化的环境。
记者：好像您对当前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一味地宽容，您曾经提出反对“泛文化”，呼吁青年人不要出现文化的浮躁，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赵玫：宽容首先是人性化的立场，设身处地是宽容的条件。但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浮躁，因此我提出了反对“泛文化”这个概念，就是针对文化的浮躁现象。改革开放之前，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都是没有选择的，改革开放后，一下子有了太多的选择，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很困惑，怎么选择？选择是要重新学习的，选择做什么，能走的路很多，那就必须认识自己，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那么多的选择，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会出现像棉棉这样的作家。我觉得自由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放弃思考，自由本身是有思想在里面的，自由不是一个空的观念，恰恰相反，自由和多元就是为了让人们思考的。自由和多元对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浮躁的作品是不会流传下来的，一个人在本质上需要思考。我个人觉得自己过的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有精神生活才是最有质量的，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思考的民族，我们不能变得不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