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哉:我的一生与党紧密相关
http://www.cflac.org.cn   2007-10-16   作者:   来源:中国文联网
 

    对于一个人来说,时代、命运是不可以选择的。我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与党有关系的。1933年12月10日,我生于山西一户普通农家。6岁那年,父亲牺牲。他是共产党员,山西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的一个排长。虽然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龄尚小,对他的许多事情都不清楚,然而我也就此开始与党、与革命产生解不开的缘分。父亲牺牲后,家里十分艰难,祖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不久我上了乡村小学,一个冬天的傍晚,老师带我们十来个娃娃从村里出发,天黑时到达一个大庙里,有人拿出一个个纸盒,里面点着小蜡烛,摆在桌子上,上面挂着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父亲的名字。当时我小,啥也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追悼会,一个纸盒代表一位烈士的灵柩。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员。我的童年是与艰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土匪经常光顾,抢东西,还差点烧了我们家。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那里。日本人打太原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跑到外祖母家里,外祖母带着我们钻到一个老墓里去,拿柴禾挡在外面,躲了一个上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个经历,那时我就感觉,如果一个国家羸弱,就像一个大坟墓,时常让人处于恐惧中。

    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伪军)常来侵扰,一来我们就往外跑,鬼子走后才回来。鬼子一来就是打人、抓人、杀人,牵牛,抢粮,赶车,放火,强奸妇女,把大便拉在我们的锅台上。鬼子的恶行让我那样的小孩子也产生了仇恨。一次鬼子突然闯进我们家,把我们的柴禾、玉米秆拿出来放在门口烧火,我以为是要烧我们的房子,原来他们是要热饭。他们把枪架在一边。我当时就想抢把枪跑出去。当时我只有8岁,但已经有了仇恨和是非观。一个民族被压迫得太深,就会有反抗,特别是青少年,更是不畏死,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村里上了两年学,1943年,我上了高小,因为前面两年没有课本,教学很不系统。所以到了高小,跟不上,别人学两年就毕业,我学了6年。那时的教育有个很好的传统,只要你进了学校,不管学得好坏,都不会被开除。老师也很关心我。我做过高小学生会主席。这是我们党当时的人才战略,争夺人才和青年,那时党中央下来一个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包括高小生。1948年开春,我秘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现在的共青团。我们常常配合革命形势发展,演戏,帮助老乡开荒。

    我12岁时,要求入伍当兵,因年纪太小,部队不要我。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攻打我们县城,我们排着队让老师挑,支援前线,结果我又没被选上。1948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太原中学。当时一个入伍的同学回来招兵,问我们愿不愿当兵,我与三位好朋友一商量,就入伍了。1948年6月8日,几个同学在我家喝了小米粥,吃了软烙饼,上了路。一路走一路加入人,到目的地后有两三百人,我当时14岁零5个月,是年龄最小的三个人之一。

    我16岁时就被安排成小干部,做准尉(副排长级)。当时我们从陕西进军四川,我与副指导员一起,带着200个农民工。其中还闹了个笑话。一天晚上我们住宿在一间没有人的房子里,早上起来时民工不见了。我们往前赶了十里路,还没见到农民工,指导员让我回去再看看。我回去房前屋后里里外外看个遍,没有,就返身去追指导员。山沟里时不时走出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我怕他们抢我的干粮袋。但我又没有枪,就把手榴弹拿在手上,向他们瞪眼。一路走下去,天黑后看到一处灯光下,指导员在等我,农民兄弟也正在吃饭,原来他们早上起来抄了近路。他们当时还俘获了十几个人,缴获了一挺机枪。

    1949年,成都国民党军宣布起义,我们士兵一人被奖励一支钢笔。这支钢笔让我与文学产生了一辈子的因缘。1950年春天,我把送钢笔这件事写成一篇文章,投到成都《前进报》发表,后来还被《西南军政大报》转载。1951年,我踏上了朝鲜战场,秋天,我在战场入了党,离硝烟弥漫的前线不到一千米。当时我入党的愿望十分强烈。我说,在朝鲜战场我不入党,我就不回国。朝鲜战场的经历见闻成了我一生的创作资源。

    入党一个月后,我到师政治部任秘书。1953年5月,敌机连续轰炸,我负了重伤,满头扎满绷带,受伤的耳朵竖扎向前,肿得很大。我被送回国内治疗,伤好后也成了三等残废,不能回到部队,1953年进入山西荣誉军人学校。我就想今后怎么办呢?决定报名参加高考。当时距离考试还有25天,我向一个高小同学借了小学到高中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考试居然不觉得怎么吃力。那一年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正好有一肚子的话。8月中下旬,我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1954年到1958年,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了4年。学习期间,我把在朝鲜战场的日记寄到《天津日报》发表了,我还担任了文学社社长等职务。1958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大学语文。后来又教过苏联文学、西方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1965年,我调入中宣部文艺处。那时我读了很多书。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们到了宁夏一个劳改农场,种地、喂猪,农活干了不少,还不时受审查。我是态度最坏的人,不承认那些罪名。

    1973年,我回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后来做了副主任、主任。1975年恢复《诗刊》,我当编辑室主任。后来又回到人文社,1979年,在我的建议下,在社领导的支持下,筹办了《当代》杂志,影响很大。1984年,青海省到北京要干部支援,我挂职到青海省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1985年又到人文社任社长。我特别注意推出年轻作者,《新星》、《夜与昼》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的。1987年1月,我到中宣部任文艺局局长。1987年11月,到新闻出版总署任专员。1988年11月,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社长。1989年,开始参与文联工作。在文联,为文艺家服务,主持了五个协会的换届,主持两届国际民间艺术节。

    我从小受革命教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我自己个人的命运,也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命运、时代是不能由个人选择的。干了革命,活着干,死了算。我算是革命的晚辈后生。当年我入伍时,连1949年会怎么样,我自己会怎么样,都无法预料。刚进部队时,每个人写自我反省,我还写自己想拿大刀占山为王。少年的时候,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但对很多事情未必有很清晰的认识。我们当时就是以这样一种单纯的忠诚的心态参加了革命,跟着党走过了一生。

    今天,我也常常检索几十年走过的路程。60年前,我就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到近50年后才能真正思考这首歌的意义。这首歌使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军队划清了界限,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在写一篇文章《伟大的歌》,谈了对这首歌的感情。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与党一起走了过来,党对我也是爱护的、信任的。2004年12月,发生了对我的造谣诬蔑,说我退党。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网上的消息,这是从多方面贬损我的人格和党格,所以我严肃地通过网络发表声明,同时也报到中央。今天的良好形势并不证明没有忧患。我每天都在看报纸,思考问题,写作。我有一部小说,《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写了30多篇了,最后还没写完。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我写文章,希望能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职责和使命。希望我们的新党员和老党员都能很好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在有这个大好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要继续保持发扬我们党在早期最艰难困苦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必须要继续用信念来武装自己,保持高昂的士气。(本网记者冉茂金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