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思想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１９３２年，１６岁的我进入了上海明星公司学习摄影和冲洗工作。没想到，这一行，我就从事了一辈子。当时教我摄影的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严秉衡，在名师的教导下，我进步极快，很快就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两年后，通过艰辛的努力我成为了明星公司的摄影助理。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我与当时著名摄影师董克毅、严秉衡，著名导演郑正秋、程步高、李萍倩、欧阳予倩等合作，创作拍摄了《姊妹花》、《琵琶春怨》、《清明时节》、《爱与死》、《旧恨新愁》等１０余部影片，并在严秉衡的指点下，独立完成了《船家女》、《王先生过年》等故事片的拍摄。
３０年代的上海，形势很复杂，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各种思潮并存，思想上的斗争更是尖锐。那时候，负责上海地区党工作的是夏衍，他很注重在文艺界发展进步青年，宣传革命的思想。我在那种激进的革命潮流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先进文化的营养。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上午，是我难以忘记的日子。那一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那天早上，我与欧阳予倩、柯灵匆匆到北四川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心情沉重的我把摄影器材扛上二楼鲁迅先生卧室，架好摄影机对鲁迅先生的遗容、遗物、书房等一 一拍摄。随后，又去了万国殡仪馆。各界群众追悼鲁迅先生的场景，深深地触动着我。当时国民党对鲁迅葬礼进行了破坏，我是在当时主持追悼会的宋庆龄的保护下才得以顺利拍摄的。我不停拍摄，顾不得休息，连夜就把照片洗印了出来。第二天，我拍摄的这些照片就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把鲁迅先生的照片送给许广平时，许广平非常高兴，还借给了我许多苏联进步书籍，如《母亲》、《铁流》等。正是这些进步书籍和后来走入上海影院的《沙皇铁蹄下的苏联人民》、《夏伯阳》等影片，使我在思想上对革命和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更加激发了我对革命的向往，这也是我走向革命的转折点。
在伟人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
抗战爆发后，我在地下党陈波儿同志的介绍下，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我先后在西北电影公司和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在重庆的两年，日机几乎天天狂轰乱炸，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那时候发生的。当时，从防空洞到江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大街上满是运尸的车子，人们运尸的时候，都是成摞成摞的。面对无辜的大批伤亡百姓，我不顾自己安危，在日机的轰炸中，用自己的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下了日军的这些野蛮罪行。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资料后来成为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铁证。
１９４２年，我因身份暴露，被派到延安工作。到了延安，我就像到了一片新天地。很快，我就到了联防司令部政治部电影团工作。毛主席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对面。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很关心群众，很爱护文艺界的同志，经常邀请我们去吃饭。有一次，毛主席的战友捎了些螃蟹过来，于是他就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同志去“打牙祭”。那天，我们摄制组有个初来陕北的小鬼，不知道螃蟹怎么吃，就连壳一块儿吃了。毛主席见了后，边教他吃边风趣地说：“小鬼呀，我们对待这些螃蟹要文雅些哟，对蒋介石的胃口才能大哟。”一句话逗得大伙哄堂大笑。
在随军转战陕北的时候，我几次请示拍摄毛主席的个人镜头。可是毛主席总是强调：“你们要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下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我没有办法，只有请求周恩来帮忙。由周恩来出面，毛主席果真同意让我去拍了。一次，毛主席在窑洞里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我怕拍摄会打扰毛主席思考，就在外边偷拍。一会儿，毛主席听到机器响声，就边整理衣服边走出窑洞说：“我一听到机器响，就知道是程默来了。因为机器一响，程默就不沉默了。来拍吧，要不你也完不成任务，不好向恩来交差哟。”
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革命电影事业。１９４６年，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组织上派我和周从初同志去上海等地购置电影器材。他们后来带着器材来到南京和周恩来一起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回延安。在飞机上的两个小时，周恩来向我谈起了人民电影和整个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电影事业的每一步成长都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明确指出要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基地，大力培养从事电影工作的新生力量，加强文艺战线工作，并再三嘱咐要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爱护电影工作者。周恩来的教导，我至今全部牢记在心，这些话成为指引我工作的一盏盏明灯。
烽火中记录伟大历程
１９４６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从延安撤离，转战陕北。当时随军拍摄的设备极其简陋，但是我和同志们都能用完全的“土方法”一 一克服困难。那时候，我们在普通的民房门窗上挂块黑布就是暗室了，水洗、定影槽等全都是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将一串串底片缠在木架上冲洗。而干燥工作更是有趣，把老乡的土炕加热升温，底片像晒挂面、粉条似的挂在房间里使其干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长达５０００米的胶片硬是被冲洗出来。当大家目睹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拄着拐杖、骑着马转战陕北的珍贵历史画面呈现在眼前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
拍摄前沿阵地是很危险的。解放战争刚爆发时，在东北战场上牺牲了许多战地摄影师，后来，我们总结了经验，在战地拍摄中有效地利用战场上的炮坑躲避炮火来减少战地摄影师的伤亡。特别是攻克太原的时候，我拍摄了很多精彩的镜头。那时，我军的大炮从东南北方向对太原城猛烈轰击。一条条火龙直扑阎锡山的“钢铁城”。那时山摇地动，城墙上砖块横飞，烟雾笼罩。５０米开外看不见城头，一时无法拍摄。为了多拍到精彩的场面，我紧跟着部队指战员搭的梯子冲上城头。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镜头对准战士擎着红旗冲向城堡的突破口，等待着那历史上珍贵的一瞬间的到来。战士们高昂的士气极大地鼓舞着我，正是如此，我才如此忘我地拍摄了突击队飞跃突破口在敌人城堡插上五星红旗的精彩画面。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我接受了拍摄北平入城式的光荣任务。当时四野宣传部对拍摄北平入城式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把雄伟的我军入城式拍得气派一些，从而体现人民军队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转折点的到来。”为了体现出这一主题，我选择了气魄雄伟的前门楼、景山、三座门、四牌楼、天安门等建筑，来烘托北平这座古老城市的特色。并且，我抓住时机，特意将缴获的国民党美式坦克、大炮、汽车武装起来的我军坦克、炮兵部队的镜头拍了很多，通过那用“小米加步枪”的装备缴获来的国民党大批战利品的衬托，更有力地表现出我军卓越的战绩。当时，拍摄条件很差，一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就靠两条腿去选择拍摄地点。我们来回跑着抢拍，同时又临时选择制高点。有时候到高楼上去拍，有时候搭一个高架子，有时候登上行进中的炮车随着军队的行进边走边拍。那天，我随身带着干粮，从早上８点开始，整整奔忙了一天，完整地记录了整个入城式。
我在各种烽火战场上的拍摄中，体会到要想为人民拍摄到珍贵而有意义的历史资料，首先，要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要勇于深入战场，才能拍到真实的东西，千万不能事后表演、事后补拍，那样做难免作假失真。其次，要熟悉战争的情况并能与战士一起生活战斗。只有这样，才能拍到好的资料，只有亲自参战并和各级指战员密切配合，同时又能随时适应战争的发展和瞬息万变的情况，灵活机动地从各个方面去拍摄，才能拍到更多更完整的战争资料。（本网实习记者葛伟根据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