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大力扶植民族文化艺术”。近年来天津在经济建设中突飞猛进，城市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委市政府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在改造城市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天津这座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一座崭新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同时也呈现了一座历史的城市，文化的城市，一座曾经在近代史中无比辉煌的城市。

    尤其在海河改造的工程中，无论整体规划还是具体施工，都特别保护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弘扬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不久前海河工程进入河北区段的改造中，特别注意了对这一地区进行文化历史的综合开发。不仅恢复了当年意大利式的古老建筑的风貌，还特别修缮了这个区域内诸如梁启超、李叔同、曹禺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的旧居，以及望海楼等古老的教堂建筑，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天津所特有的租界文化，同时也弘扬了故居文化在这座城市中悠久的历史，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元素。河北区就仿佛被揭开了一层被尘封已久的覆盖，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状态，这是被我们过去所忽略的。

    “泛文化”效应

    目前的“泛文化”可谓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如大众传媒、网络等等文化样式，虽然是大众所需求的，其中却少有人文精神的关照，甚至是媚俗的。所以社会的进步只依靠大众文化是不够的，尤其是那种表面的、浮躁的“泛文化”现象，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和危害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今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在传媒、网络极为发达的状况下，依然到处是书店，人们坚持读书的习惯也未曾改变。所以一些文化界人士提出了“全民阅读”的构想，希望国民能在读书中提高文化素质。

    提倡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今天的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所期冀的未来已经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它的将来会怎样，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做。所以在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阶段，文学自然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所以我们觉得，在“泛文化”的冲击和市场机制的挑战下，应呼唤那种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很多次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思想家的提倡和引导：

    譬如孔子的儒学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人格操守，甚至影响了世界。

    譬如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

    再譬如胡适等文化精英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影响之深远，乃至形成了今天的汉语言格局。

    而梁启超所倡导的创建民族新文化的设想，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譬如他认为实现民族自救的根本，就是要“培养具有合群的公德意识、严于律己的私德观念，刚毅有为的冒险进取精神，具备国家理想，勇于争取权利，积极履行义务，追求自由，善于自制，具备独立和自制能力的新型国民。而养成‘新民’的途径，就在于创建会通中西文化优秀基质的民族新文化。”

    世界历史上也不乏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譬如伏尔泰提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曾左右了西方世界文明史的进步与发展。又譬如二战后的法国，以萨特为核心的精英分子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战后法国也曾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要有思想在里边，要有高层次的精神产品来引导社会文明的进程。

　　坚持人文精神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从来是“文以载道”，所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直是重要的。而对于作家来说，文学也不只是个人思想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对人生的探索，对灵魂的拷问，对社会现象的剖析，甚至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积极的介入。

    今日中国，伴随着“泛文化”的泛滥，图书市场化的冲击，承载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学正在变得可有可无。虽然很多作家依旧坚持固守着文学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文学是能够激励人们去追求自由、美好和尊严，能拓展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力量，能唤醒人们对个性发展和人道行为的渴望，但文学日渐式微的现状依然堪忧。

    目前中国文学正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现在全世界都在说，多元才是真正的主流。多元固然很好，但就整个文学的发展来说，多元可以是主流，但却不是进步。中国文学也曾有过剧烈变革后发展的历史，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期的文艺，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斑斓多彩的新时期文学。但目前的这种多元状态不是进步。多元和进步应该是两个概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寻找新的写作方式，其实就是想寻找到那种原创性的东西。不久前几位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同时来到中国，他们所强调的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一定要有原创性的东西，而不是模仿。文学也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进步。

    于是我觉得在文化战线，也存在着一个亟待“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状况。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眼下中国的文学和现代科技一样，我们现今所沿用的很多文学概念都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的。尤其是我们在阐释现今中国文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词汇，比如“意识流”、“解构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其实都是在沿用西方的模式。这样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的融合之广泛和深刻，但同时也警醒了我们自主创新的紧迫感，弘扬“国粹”的必要性。

    对于文学的另一个冲击，就是作家所要面对的市场经济的挑战。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既能经受市场考验，又能保持文学精神的作品？那些被市场要求“好看”的作品，或者会一时畅销，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你的那一份人文的良心又在何处？所以社会应该允许那些也许并不那么“好看”、但却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原创性的作品存在。因为那些严肃作品的价值，有时候是很难用“市场”来衡量的。文学需要积淀，而市场文化往往容易将文学简单化。

    总之，在飞速发展的物质生活中，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如果缺失了人文精神，也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