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文学艺术作品和从业者也出现了功利化、工具化的倾向，有人说现在的文艺创作中人文精神缺失了。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二月河：文艺不能缺少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失落了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人文艺术。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文艺在去崇高、去宏大叙事之后，更加注重个人化的表达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写作、暴力美学等在文艺作品中也随之大量出现。

    二月河：这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的观念形态。对个体与个人生活的关怀也是社会的形态的一种，不能完全持否定态度。但一个作家如果对社会不负责任，对别人的人文关怀毫无关心，可能是真正严肃的作家吗？我们允许保留作家个人的自由，但作家要更多地为社会服务。作家既然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就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

    记者：最近由个别作家的贫困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您怎样看待这些讨论？

    二月河：古时候有一些文人也非常穷困，如蒲松龄。不过文人穷到要饭乞讨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社会生活商品化之后出现的情况。文学艺术在现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功能有些时候在当时就显出来了，有些可能是要等到很多年以后。尤其是文学作品中一些超前的意识，可能要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出，这时候作品的价值才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因此决不能因为作家穷，一时拿不到稿费就否定作家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靠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是不行的，这需要社会学家、政治家等共同的关注。文联与作家协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应承担起保护文艺工作者，维护他们基本生活水平的责任。

    记者：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本身的精神气质就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这恰恰是现在很多艺术从业者所无法达到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差距？

    二月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骨气要服从饭碗，没有饭碗的人要求他有骨气，这要求太高了。但作家本人应该积极地面对生活，在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心。

    记者：有人说，人文精神的衰落和从业者本身的素质下降有关系。

    二月河：从宏观角度看我认同这种说法，但具体情况还要再分析。

    记者：我国有着久远的文学艺术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产生过伟大的作品。在现在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挥我们传统文艺中优秀的人文精神？

    二月河：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这种人文精神，作家在其中起到的是先锋、鼓手和旗手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仅仅要求作家一个队伍来倡导人文精神。社会学家、人文学家，包括所有关注上层建筑的机构都要来共同关注人文精神的建设。

    记者：很多人觉得文学是其他艺术学科的基础，文学也是最有深度的，文学在塑造社会人文精神中会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

    二月河：文学确实是其他一切艺术的基础。对文学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一个是靠人们的饮食起居、穿衣吃饭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我们只有继承与发扬自己语言的魅力，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更强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但文学艺术的繁荣并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做到的。一种文学现象，像唐诗、宋词、元曲的繁荣，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并不是说什么人出来倡导一下就产生了。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由多元的因素组成的。因此，我认为现在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小就要从诗歌中开始教育他们，诗化我们民族的语言。只有这样，将来文学家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出色。我们现在有些家庭教育发生了偏颇，一味的以挣钱多少为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八次文代会上呼唤艺术大师的出现，这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需要。要发扬我们优良的人文精神，就需要更多的父母把孩子从对金钱的顶礼膜拜转到对文学的热爱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