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忙又焦灼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中,所碰到的最大的快意便是忽有意外的发现。这发现,或是突然碰到一样先前不曾知道的美妙的遗存,或是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遗产被发现了。此刻,有如奇迹来到眼前,心中的惊奇与欣喜无可名状,眼前如光照般的明亮,一切纷扰与困顿不复存在。于是,我会情不自禁地骄傲地重复起关于中华文化遗产的那句不知说了多少次的话:

    “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今天,我又脱口说出这句话来。因为,在身处中原腹地的豫北的滑县,发现了木版年画产地。

    初闻不信

    初闻此事,我不相信。最早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是河南民协秘书长夏挽群。我相信他的话。中州地区110县,已经全部纳入他翻箱倒柜的普查工作中。此公做事向来踏实慎重,决不会吹气冒泡,说风就是雨。可是,要说发现年画产地还是叫人起疑。早在半个世纪前(上世纪50年代)对年画的调查中,所有年画产地就已经历历在目。甭说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武强这些声名赫赫的大产地,就是一些作坊不多的用木版印画的小产地也都记录在案。哪还有一直深藏不露者?50年来从未听说哪里发现一个新的年画产地。

    可是,自2003年全国木版年画考察展开后,各省在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发现精美的古画版的讯息,时时吹到耳边。但是这大多只是一些久弃不用的历史遗物,早就没了传人,如果说什么地方还有一个独立的活态的年画产地,几乎不能置信。它会不会是当年从河南最大的年画产地朱仙镇分流出去的一条支脉,就像三门峡五里川镇的“卢氏木版年画”那样——几乎与朱仙镇一模一样?

    尤其这个新发现的年画产地滑县,颇令人生疑。它地处朱仙镇正北方向,中隔黄河,相距不过百里。三门峡五里川镇的“卢氏木版年画”远在数百里外的豫西南,尚与朱仙镇年画为同一血缘,难道距离更近的滑县反倒是一个例外?这几乎没有可能。朱仙镇历史悠久,上及两宋,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原木版年画的中心,中州的年画很难脱离朱仙镇的影响。如果滑县木版年画真的是朱仙镇的一个“近亲”与分支,同属于一个文化与艺术体系,其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

    同时,我又想起,我在审阅《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时,从一篇普查报告中看到过一段关于“豫北民间神像木版年画”的文字,提到过滑县、濮阳、内黄一带历史上都有过用木版印刷神像的历史,那段文字介绍得比较简略。但如果这里的木版画仅仅是民间用一些画版,印制一些常用的神像,就不重要了。说不定这些画版还是从朱仙镇弄去的呢!

    见了一惊

    去年开春,由于“新农村建设”大潮涌起,随即感到遍布九州大地千形万态的古村落要遭遇一次狂飙般的冲击,遂为保护古村落而焦灼而奔波。首先要做的是寻求官员的支持。其实,无论破坏和保护,力度最大的都是官员。小小百姓最多只能拆去自己的老屋,能够用推土机推平一片历史城区吗?反过来,如果官员明白了其中的文化价值,一声令下,大片遗存不也就幸免于难吗?

    我想起我的好友舞蹈家兼学者资华筠的一句很精彩的话:“关键的问题是教育领导。”

    于是我一边在政府高层官员中游说,寻觅切实的方案,一边通过中国民协在浙江西塘召开“中国古村落乡长会议暨西塘论坛”,邀请各地在古村落保护方面颇有成绩的地方负责人,共同研讨古村落的存在与保护方式。

    这一波没有结束。跟着又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来到眼前。于是又演讲又著文,着力使这个旨在唤起民众文化情怀的节日能够发挥作用。毕竟为了确定这个节日,我已经下了几年的力气。

    就在这些“超大型的事”一桩桩压在肩上时,心中未有忘却那个隐伏在豫北的蒙着面纱的画乡。我曾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当我发现它身处四省之间——其上是河北,其左是山西,其右是山东。又正好是东南西北——中!这可是块奇特的地方。以我多年在各地普查的经验,凡是省与省交界的地方,历史文化都保存得较好。惟有这里才是行政与经济开发的“力度”都不易到达之处。在这期间,只要一想起这个听来的古画乡,就会幻想出一个丛林遮蔽、野草深埋、宁静又安详的画一般的古村落。一天晚上,竟按捺不住这如痴如醉的想象,画了一幅《梦中的村落》。

    我计划着何时去豫北看一看这画乡。但如今我已经很难专为一件事去一个地方。必须与其它的要做的事,特别是要在河南做的事串联在一起。

    去年7月里忽有一个短信发在我手机上。此人自称叫魏庆选,是滑县文化局的负责人。他说要带着该县的木版年画给我看。这使我一时大喜望外。

    我忽然想到自己为“缘分”两个字下的定义,就是:你在找它时,它也在找你。

    当个子高高而文气的魏先生和他的同伴来到我天津大学的研究院,把一大捆画放在我的桌案上,向我递名片寒暄之时,我已经急不可待地频频把目光投向那捆画上。跟着,全然顾不得说客套话了,便大声说:“先看画吧!我已经忍不住要看画了。”

    一时屋中的人都笑了。滑县的朋友也笑了,很高兴我这么想看他们的画。尤其一个稍矮又瘦健的中年男子,笑眼眯成一条缝。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产地的年画传人,而且是把高手。

    解开细细的麻绳,画儿随着画捆儿渐渐展开,一股清新而奇异的风从中散发出来。这风好似从犁过的大地的泥土里、草木又湿又凉的深处、开满山花的石头的缝隙中吹出来的。同时这气息又是新鲜的、新奇的,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各种各样的神仙的面孔,不少是陌生的;那种配着对联和横批的中堂,几乎很少被别处的年画使用。这绮丽又雅致的色彩,松弛的类似毛笔的线条,特别是写意般平涂在六尺大纸天界众神上的朱砂,便使我感到,这样风格的年画前所未见。令我惊异的是,这里竟然丝毫找不到朱仙镇的痕迹。它究竟是怎么一个村落和产地呢?

    魏庆选与传人韩建峰的介绍令我十分吃惊。

    他说这画乡名为前二村,属于滑县的慈周寨乡。人口千人,不算少。慈周寨在历史上(清乾隆朝)是中原一带各省之间的商业要冲。南边又紧贴着黄河。此村擅长的木版年画便远销四方。但是与隔河的朱仙镇却一直是“老死不相往来”,相互很少借鉴。

    主要缘故是本地年画一直恪守着一条原则,族内自传,不传外姓,只传男性。这也是古代最原始的著作权保护方式之一。

    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始祖,据说是远自明代,来自山西的一位潦倒的刻版艺人韩朝英(一名韩国栋)。此人心灵手巧,融合本地特有的风俗,开创了面目独特的木版画。由于画风新鲜,又是风俗之必需,此地年画畅销远近各乡。韩家一开始就视手中技艺为“独门绝艺”,故而由明代(16世纪)至今代代相传已27代,近五百年。鼎盛时期(清乾隆朝)全村百姓大多工刻善画。出现了“兴隆号”、“兴义号”和“兴盛号”3个画店,分由韩凤岐、韩凤仪、韩凤祥掌门。年产近百万张(幅),远销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青海、甘肃,乃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曾经有这样巨大影响的年画产地,为什么长期不为外界所知?是我们的民间文化学界多年来大多醉心于书斋,不问田野,不问草根,还是它早早的“家道中落”,销形于世了?反正自打上世纪60年代,以政治功利对待民间文化,要不将民间文化强制地改造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要不宣布为封建迷信和落后文化,斩草除根。尤其到了“文革”,它一定是消灭的对象。

    当我一幅幅观赏这些古版年画时,发现一副版印对联,字体古怪,从未见过,比西夏字还奇异,好像是一种字样的谜。韩建峰说当地人能说出横批是“自求多福”,下联是“日出富贵花开一品红”,但上联已经没人知道,连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的感觉浸入我的心头。这也是近10年来纵行乡野时,常有的一种文化的悲凉感。现在慈周寨乡前二村的年画颇不景气,尽管有几位传承人还能刻版与彩绘,但由于没人来买,很少印制。近些年,大量的木版被文物贩子以及日本人用很少的钱买走。古版是木版画的生命,如果有一天,古版空了,传承中止,这个遗产自然也就完结。

    我已经急不可待要跑一趟豫北了。因为我已经确信它是迄今未被世人发现的民间古版年画的遗存。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嘱咐他们两条:一、先不要惊动媒体,以免文物贩子和收藏爱好者蜂拥而至,对遗存构成掠夺性破坏。二、绝对不能再卖一块古版给任何人。并对他们说,等我去吧,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还会带一个专家小组进行现场考察和深入鉴定。

    在他们离开我的研究院后,我开始不安起来。一边打电话嘱咐夏挽群对外要保密,切莫声张,无论如何要等进一步鉴定清楚再说,一边思谋着我什么时候去。

    此时此刻,这个画乡好比一个田野里的天堂。

    两个产地的艺术比较

    在奔赴豫北慈周寨乡之前,必须要做的事是对这里的木版年画做一番考究。重点是将这个产地的木版年画与朱仙镇做比较研究,如果慈周寨乡的年画与朱仙镇完全不同,即可认定它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

    此次滑县魏庆选和韩建峰带画来津,临走时叫我留下一些,我选了21幅。基本上可以代表他们带来的画的整体面貌。大致可分为:神像类、行业祖师类、文字对联类、家族族谱类。当我把这些画与朱仙镇的画放在一起,相互一比,就看出它们之间极大的差异。通过研究,两地年画的不同之处可从8个方面表述:

    一、从题材上看,滑县慈周寨乡年画以神像为主,佛、道、儒及民间诸神,明显地与过年时的宗教崇拜活动紧切相关。但是此次魏庆选带来的画中却没见到描绘戏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画面。是否有呢?尚不能知。然而,朱仙镇年画以门画居多,除去武将,就是文官,即民间所谓“文门神”和“武门神”。这与开封是北宋国都有关。而且朱仙镇年画的戏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内容很丰富。

    二、从体裁上看,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画幅较大,多为卷轴中堂。有的画(如《全神图》)达到整张的六尺宣纸(140×80cm)。小幅的画不多。但是,朱仙镇年画都不大,反倒是一种被称做斗方(24×26cm)的小画是其常见的体裁。最大的中堂(大家堂)也不过88×60cm。朱仙镇挨近开封这样大的都市,为什么画幅反而偏小,滑县慈周寨乡在田野深处却盛行如此大幅?

    三、从构图上看,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神像画多为长幅立式,上下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中间为主神,两旁是侍奉,下半部分一左一右为护法,彼此不遮挡,画面疏朗而富于层次。一些神像较多的画面,还要分为上下3部分,层次非常分明,画面明朗而清新。朱仙镇年画的神像画不是这样,神仙之间一排一排,结构很紧,浑然一体,画面显得饱满厚重。因之,两地年画的画面全然不同。

    四、从画上的文字看,朱仙镇年画多在人物旁标出人名,尤其是戏曲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与古代小说版画插图的做法极为相似,同时画面上多署店铺名称。但滑县慈周寨乡年画基本上不署店名,也不标出人物姓名,却独出心裁地在画幅两边配上对联,上加横批。尤其是中堂画,很适合挂在堂屋正面的墙壁上。对联文字使用楷书字体。有字有画,十分美观,这是朱仙镇年画所没有的,其它地方年画也没有。而且书法对联与中堂画是刻在一块大画版上的。这样的中堂画应为本地特有的一种形式,也是本地年画主要特征之一。

    五、从画法上看,朱仙镇年画多为套版,一般为5套,一线版四色版。滑县慈周寨乡年画套版不多,一般先用线版印墨线,余皆手绘。比较起来,朱仙镇的年画版味十足,滑县慈周寨乡的年画味极强。

    六、从色彩上看,最明显的不同在于,朱仙镇年画多使用不透明的颜色,滑县慈周寨乡年画几乎全部用水稀释过的半透明的颜色,不用白粉,这在各地年画中也很少见,很像国画。朱仙镇年画喜用红(或朱)与绿、紫与黄两组对比色,色彩强烈又鲜明,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颜料由于用水稀释过,对比不强,但丰富而雅丽,自成特色。

    七、从线条上看,朱仙镇年画多使用均匀的粗线,无粗细变化,结构严谨,简练遒劲,如国画中的铁线。滑县慈周寨乡年画使用细线,时有粗细变化,线条结构较松,灵动自如。显然在刻版时两地年画也是使用完全不同的刀法。

    八、在人物造型上,朱仙镇年画的人物头大身小,头与身的比例是1:4,人物显得古朴敦厚。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人物头与身的比例是1:5,比较写实。在人物面部细节上,朱仙镇年画中人物眼睛在大眼角和小眼角部位,各有一个折角,眉峰位置也有一个折角,嘴缝是一条长线。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人物面部就全然是另一个样子。眼睛为长圆形,眼角没有折角,眉毛只一条简单的弧线,嘴缝含在上下唇中间。还有,朱仙镇年画的人物多在眼睛上边画一道双眼皮,滑县慈周寨乡年画的人物多在眼睛下边画一条双眼皮。由此可见,两个产地年画完全是两种人物的审美。人物不一样,画就更不一样了。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确凿地认定滑县慈周寨乡年画是独自一个艺术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

    这便更加吸引着我奔往豫北,以验证自己的判断,思辨自己的判断。

    在研究中,还有许多疑点。比如此地年画与南边朱仙镇不同,也与北边武强年画毫无共同之处,但在神像构图上却与远在鲁西南的杨家埠有某些相似。尤其那种大幅族谱类的家堂画更多几分相像。此地版画与山东有什么渊源关系?

    疑惑总是诱使人去破解。我心里存不住任何学术疑惑,学术疑惑就是学术诱惑,这也是驱使我尽快启程的一种内在的动力。

    风雨入画乡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去年11月中国民协要在郑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经验交流会”。在这个会上我要解决一系列亟待面对的问题,如全国年画普查工作一些落后省份的困难、豫西剪纸普查成果的鉴定、全国陶瓷普查以及古村落普查的启动等事。我决定不乘飞机而改乘汽车。一是可途经邯郸,考察磁州古窑的保护情况,顺便看看响堂山的北齐造像。二是为了便于到滑县慈周寨乡,去寻访那个未知的年画产地。

    没料到,入冬来最冷的天气伴我而行。那天从北响堂的石窟里钻出来,却见大雪厚厚地覆盖着山野与平原,纯洁又丰满。我问同行的郑一民滑县在哪里。他举手一指南边。雪原尽头,竟然黑压压地逶迤着一片浓密的树林。像浓墨大笔,在天地之间厚重地一抹。那迷人的古画乡就深藏在这片黑森林里吗?

    由冀南往中州一路而下,全是雨雪。在车灯照耀中,细小的雨珠雪粒扰着寒风扑打在车子前边的挡风玻璃上。车身下边胶轮卷着公路上的积水发出均匀的刷刷声。我忽想此次去滑县别又像在武强抢救屋顶秘藏古版那样撞上了大雨,那么艰难和狼狈!

    我的担心不幸被证实。我晚间抵郑州,一夜雨未停。上午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经验交流会”上谈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午饭后上了车,雨反而大起来。有一阵子车盖上的雨竟然腾起烟雾,车窗被雨珠糊满了。我心里默默地祷告着,不断地念着一个字:停,停。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从高速公路下来,拐到一条土路,土路已成泥路。两边的原野白茫茫笼罩着初冬的冷雨。此次,随行而来的人不少,有我带的考察组,有中国民协的夏挽群、郑一民,也有闻讯跟踪而来的记者。一排黑色的车队渐渐陷入黄色的泥泞里。

    后来,车子终于开不动了。有人敲车门,对我说前边的路很糟,车子根本无法行进,只能步行。我推开车门一看,吓了一跳。“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这景象、这路况,甚至连道路的走向都是和武强那次一模一样。也是要从眼前的野路向右踏到一条满是积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树木丛生的村落还在远远的雨幕的后边,像一种梦幻。

    更惊人相似的是,当地人送来的长筒黑色雨鞋是43号的,交给我时说:“这是最大号的。”上次在武强,也是43号的雨鞋,也说是最大号的嘛!然而我有上次的经验了,笑着对他们说:“麻烦你们找两个塑料袋儿来吧!”上次在武强就是双脚套着塑料袋进村的。不会儿,他们找来两个塑料袋,是装食品的,很薄。我心想,糟糕!走不了多少路就得踩破。于是,又开始一次新“长征”——雨里泥里入画乡!

    多亏身边几个朋友和助手帮助,你扶我拉,否则我早已经“滚一身泥巴”了。滑县这里与武强不同的是,脚下的黄泥很厚,很软,不像武强那里,泥水中有许多硬疙瘩。大概由于这里是黄河故道之故——这区别是我的双脚感觉出来的。但它的好处是泥土细软,脚下的塑料袋竟没有磨破;麻烦是泥太厚,每一步都要用力把脚从泥中拔出来。尤其是我要去的那位韩姓的年画传人的家在村子中间,待到他家中,双腿是黄泥,鞋里是冷水,而且举步维艰了。

    又见到了魏庆选和韩建峰。他们见我如此狼狈,脸上的表情很不好意思。我笑道:“这雨又不是你们下的。如果是你们下的,我也会来。”他们都笑了。

    可能是前二村的百姓知道我们来看年画,早在这堂屋的四壁挂满了年画,屋中间摆满凳子,坐满了村民,有的抽烟,有的喝水。见我们进来不知怎么对待来客,有的干脆垂着头不说话。显然这是个封闭已久也安静已久的地方。这是间重新翻盖的平房,房子的间量比老式的房间大,里外两间墙壁挂的画足有50幅。我虽是头次来到这豫北的老村子,但由于这些画我已反复研读多次,早都熟悉,故而感到一种别样的亲切,仿佛在朋友的家里看到朋友。

    当韩建峰叫我坐下来歇歇时,我笑道:“还是先看画吧!”那次他和魏庆选来天津找我时,我就这样说的。他还记得我这句话,便笑了。

    墙上的画大半我都看过,也研读过了。但此刻我还是整体地再看一遍,同时细看一些作品。这次整体地一看,此地年画的特色更为鲜明。特别是当你感知到脚下这厚厚的黄土是这些年画的土壤,这一屋子的老老少少是这独特的艺术集体的创造者时,你一定会被感动的。这墙上的天界诸神不就是他们创造出来安慰自己的?这画上的对联不就是他们一辈辈告诫后人的道德箴言?那缤纷的色彩不就是他们理想世界的颜色?这一屋子的老农面对我们这群“闯入者”,大概有些愕然,有些羞怯,有些不知所措,因而很少说话。但从这些画中我已经看到此地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共有的地域的心灵。

    在这满屋的画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3幅。一是神农像。一个人面牛首、身披树叶的老者,被敬奉于画面正中。我国有着七八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神农是开创耒耜生活的始祖。中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土地,对神农氏的崇拜直抵今日,村民称之为“田祖”。朱仙镇也有神农氏画像,也奉为“田祖”。我发现此地的《全神图》最上端上神不是玉皇大帝,而是戴叶披枝的神农氏,将神农氏尊为至高至上,这在其它地方是罕见的。它说明农耕文明在中原大地上一直长流不断。它具有活化石的意义。

    二是一幅画上有蒙文的文字。这在中国其它重要的年画产地,如杨柳青、杨家埠、武强等地的年画上都没有出现过,显然这幅画是远销内蒙的。别看几个蒙文文字,足以表明这个产地在历史上的开放与极盛。

    三是一幅《猛虎图》。乍一看,似是杨家埠的《深山猛虎》。细看却是本地风格。但在构图上,因何与杨家埠年画如此相似?连一大一小老虎的姿态和方形图章的位置都和《深山猛虎》完全一样。这使我想起在考究此地年画时,也曾对此地的家堂画酷似杨家埠的族谱画产生过疑问。据韩建峰说,由于此地年画远销山东,还专门为山东人印制一种那里的人喜欢的《摇钱树》——杨家埠年画就大量印刷《摇钱树》。这不是它属于一种为外地“照样加工”的式样吗?山东人对具有辟邪意义的猛虎题材的年画需求量很大,韩建峰这块《虎》版显然是为山东印画的画版。这些都表明此地年画曾经达到过的极大的规模与影响。它曾经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年画产地呵!

    然而,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辉煌历史?

    他们从老人嘴中,也许听说过祖辈的年画曾经每年卖出100万张,销售区域不仅覆盖中州,而且东至渤海、黄海之滨,西达青海,北抵关外诸省。但他们已经没有人知道许多画上所写的“神之格思”是何含意。那“谜联”也只知道下半副的字意。

    其实,滑县曾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只不过被遗忘罢了。而历史,只要被遗忘就是一片空白。

    今天我们说发现了古画乡,也只不过是在把它遗弃之后又重新找到而已,并非真正意义的发现。

    从村民口中得知,此地年画由于“文革”的打击,完全终止制作与使用。“文革”后韩氏有人曾思图东山再起,但生活骤变,兴趣转移,故而市场始终未能复兴,这一来反倒对这门传统艺术失去了信心。近年来,已经有一些无孔不入的古董商贩翻山涉水来到滑县慈周寨乡一带,收罗年画古版,许多珍贵古版已被很廉价地买去。显然现在遗存的古版无法全面地反映历史灿烂的全象了。就是前几天,还发生有人得知此地发现古版年画而抢先一步攫为己有之事!

    版是年画产地的生命,失去了版它就中断了生命。我站在韩建峰现有的全部——不过区区几十种年画中间,最强烈的感受是濒危!那天随我同来的,还有许多跟踪报道的记者,消息一旦见报,这里一定会成为新闻的焦点,并很快变成古董商贩们争相夺取的新高地。

    在记者们的要求下,我讲出我的判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中国古版年画之乡,是在艺术上完全独立的年画产地,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今天已被遗忘的北方年画中心,是河南省民间文化普查的重要成果,是必须立即保护起来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我希望当地政府严加保护,继续普查,细心整理,争取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想用这番话通过媒体提请各界重视保护,不要让它像某些地方的珍贵文物,刚刚出土就被肆掠一空。

    大概我的话打动了随我而来的孙东宁,他是我的研究院一位年轻的美术学教授,他主动提出留下来,住在传承人韩建峰家,深入普查,他说他背来了录音和录像的全套设备。我说:“那好,你做好口述实录。同时帮韩家把全部画版做好分类、统计和编号。”

    孙东宁留下了,我心稍安。在回去的路上,虽然依旧又是冷雨,又是寒风,我却不觉得,两只脚顾不得地上是水是泥,以致冰冷的水把鞋子灌成水篓,心中却溢满欢喜。这欢喜无可比拟。

    此后两天我在郑州开会,豫北一带考察,不时与孙东宁用手机联系。得知他收获甚大,做了韩氏家族多人的口述史记录,查访到慈周寨乡历史上不断变更管辖权的历史,并将韩建峰全部画版整理成可管理的档案,找出流失古版去处的许多重要线索。他的工作颇有成绩,使我高兴。同时,同来的摄影家段新培也自告奋勇前去协助孙东宁。我想,视觉记录必不可少,便请郑州民协派车送段新培去了。那几天是入冬来最冷的几天,况且风雨交加一直未断。不过我对段新培的工作十分放心。在当年抢救估衣街时,他站在风雪飞扬的楼沿上拍摄那条古街的全景。如今古街不存,全仗他的勇气与真情才使历史不是空荡荡地消失掉。

    一周后,在我的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我与孙东宁、段新培等人交谈此次豫北探访古画乡之行时,心情仍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欣喜,感到收获极丰,一方面依旧担心,毕竟我们还没有将这份遗产更充分和整体地把握住,清晰地整理好,破解心中犹存的各种疑点,找到切实的保护办法,于是决定再次组成人员齐备的考察小组,二赴豫北。

    对于遗产,最大的快乐是发现。但发现不是目的,目的是做好保护,使之传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