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已从中心退居边缘，从工农联盟的社会中坚变成了需要支农、扶贫、反哺、救助的弱势群体；与此相应，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农民，也逐渐淡出中心，逐渐边缘化了，从被赞美、歌颂的英雄人物变成了被关心、同情甚至被调侃的对象。张江舟的水墨画《边缘地带》和张晨初的油画《新商官学工农·农》，似乎直白地说明了农民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艺术中的实际处境和地位。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将近9亿，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也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如果没有几亿农民的辛勤劳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农民自身的身份、生活方式以至精神状态也都在发生变化，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小生产者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型农民或者市民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流入城市，据统计目前进城的农民工约1.3亿人，这些农民工尤其是青年一代羡慕现代城市生活，希望永远留在城市，但却面临着种种生存的困境，不得不返回家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据调查近些年全国净减耕地１亿亩，失地农民数量已达5000万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为人打工或外出务工。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恐怕连温饱都成问题，何谈小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农民的教育、健康和民主权利。我们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出谋献策，有人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更有人主张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市民)，加速农村的乡镇化、城市化进程(据估计全国农村城镇化至少还需要55年)，认为这是消除贫富差距、城乡差别的根本出路。看来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彻底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这种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社会变革——亿万农民身份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农民的面貌、性格、心理的深刻变化，引起农民的精神、情感的困惑、阵痛或欢欣，演出社会转型期无数人间的悲喜剧，也必然会反映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只不过我们的艺术家有时自觉、有时不自觉而已。

    面对如此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变化中的农民形象，我们的艺术家是否产生了表现当代农民的自觉愿望？是否做好了表现当代农民的思想准备？应该说，现在我们一般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对农民的实际生活现状不太熟悉，缺乏感性体验，也缺乏理性认识，偶尔下乡采风，往往是去旅游景点，浮光掠影，很少深入贫困地区体验农民的真实生活。可贵的是一些画家，都能够出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代精神的敏感，自觉投入表现当代农民的创作，不少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表现当代农民的绘画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距离和三种视角。两种距离，一种是远距离，即隔着一定审美距离或按照画家惯用的艺术图式观察和表现农民形象，这种农民形象通常造型追求形式表面的美感，但有些程式化；一种是近距离，即不隔着任何审美距离，不参照固定的艺术图式，直接与活生生的农民形象零距离接触，这种农民形象的造型更加注重表现精神深处的美感，因此也更加逼真动人。三种视角包括仰视、俯视和平视。仰视是把农民作为神圣的偶像，俯视是把农民作为怜悯的对象，平视是把农民作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无论哪一种距离和视角，只要是热心表现当代农民形象的作品，都值得肯定，都可能出现佳作。我个人更欣赏近距离和平视的作品，例如冯远的佳作《远山》和《乡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