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说“嘛事”，不用问，天津人，就这味儿。要是陕西人，这两个字便成了“啥事”，或“弄啥”。天津话柔和一些，陕西话则带着西北的生冷和刚硬。就这口音，没办法。

    中国地大人多，东南西北，说起话来，南腔北调，各有口音。同一个口音的人群，感到亲近，叫“乡音”。许多人客居异地，鬓毛斑白，却乡音难改。所谓方言，人们常以为是相同名物称谓的不同，其实，百分之八十是语音腔调的差异。

    40年前，“文革”“串联”，到了广州，一上公共汽车，听见售票员叽里咕噜说什么，不懂，问身边懂普通话的人，“翻译”了一下，是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音之别，还不止省际差异；同一个省，同一个区，同一个县，发音也多有差异。同是陕西话，口味便分出陕南、陕北、东路、西府。外省人辨不出，以为陕西人说话都是陕北味，鼻音重；唱歌都是“信天游”，好听！其实是误解。

    小时候常以口音不同，相互开玩笑。说长安人把“城里娃们不念书，上树耍水捉老鼠”，读成“城里娃们不念福，上富发匪捉老福”。西安人又笑关中乡下人，把“天、地、钉子、铁”，说成“铅、记、经子、怯”。

    到了关中西府，宝鸡、岐山一带，又一个味儿。有一段话被演绎成单口相声：“噫，那个傻，跑得吃吃吃，吃吃吃？我以为是个长程，一看，唉，才是个知知！”“翻译”一下，你就懂了：“噫，那是个啥，跑得出出出，出出出？我以为是个长虫，一看，唉，才是个蜘蛛。”瞧瞧，这都差到哪去了！

    这种把“出”读成“吃”，把“虫”读成“程”，难免不出笑话。

    有个段子，挺有趣。说有一次北京打电话找陕西某位领导，秘书回话说：“人不在。”问：“哪里去了？”答：“吃去了！”北京人一看表，可不，该到吃饭时间了，放下电话，心想下午再说。三四个钟头后，又打电话，那秘书又回答：“吃去了！”北京人心想，吃的什么东西，用了这么长时间。过了会儿再打，秘书说：“刚回来一下，又吃去了！”北京人就有些疑惑，怎么一整天都在吃，胃口未免太大了。后来，终于接通那位领导的电话，一说，笑了。原来那个秘书是西府人，“出”、“吃”不分。陕西人说：“冤哉枉也，差点落个腐败。”

    口音缘自乡土，何方人氏，开口便知。我居北京30余载，自以为普通话不错，可是陕西人一听，总能从几个字音辨出乡音。

    口音的形成，远自人类群落生活形成之初。有一些在古籍里偶尔还可以碰到。

    《庄子》里写到腐烂的竹子生出青宁虫，虫子生豹，豹生马，马生人。这是庄周关于人类进化的想象。

    “豹生马”，最早写本则是“程生马”。

    “程生马”，“程”为何物？

    为弄清这个“程”字，古人费尽周折，最后还是从“口音”里弄明白的。

    宁人沈括，在他著名的笔记著作《梦溪笔谈》里这样写：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

    “程”是“豹”吗？为什么把“豹”叫“程”呢？沈括说他在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

    原来，是陕西人将虎豹叫‘程’是‘虫’。莫非庄周也把“虫”读成“程”？

    把虎豹叫“大虫”，地域比较广。《水浒传》里，母大虫顾大嫂，其实就是“母老虎”；武松打虎，亦呼虎为大虫。但呼“虫”为“程”，甚至直接写“豹”为“程”，只《庄子》一处。

    庄周，乃河南商丘人氏，大约那里人不会读“虫”为“程”。但庄周生于战国时代，其时周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影响却远未消失。周起始于岐山，岐山人至今仍读“虫”为“程”。虽为方言，却是古音。随着周王朝势力东扩，岐山口音难免不波及中原。也许那时岐山话便是官话，也未始可知。庄周在写“程生马”时，口里念念有声的“虫”字，竟是笔下的“程”。当然，也可能庄周误听陕人呼“虎豹”为“程”，未必就以为是“虫”音，以为真是“程”呢。

    让人钦佩的倒是沈括。他本是浙江钱塘人，即今之杭州人氏。按说应是一口越人蛮语，与陕人说话相差十万八千里。元丰三年（１０８２年）他到延州当了延路经略安抚使，几年时间，竟弄通了陕人方言，确实难得。

    沈括不只弄懂了“虫”、“程”同字误写，在读《经典释文》里，他还看出其中的反切注音多用陕人发音。

    比如：“璧有肉好”，“肉”字读“揉”；

    “金作赎刑”，“赎”字读“树”；

    “疡医祝药剂杀之齐”，“祝”读“注”；

    这些读音只在关中一些县区保留，如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家乡礼泉乾县一带就是这种读音。

    口音是方言的核心，是地域文化里重要的一部分。我常常想，在作品里要能写出口音，即各地人们说话的腔调，该是件有趣的事。可是又一想，如果都像庄周这样以“程”代“虫”，怕不只外地人望之生疑，即使本地人面对代字，亦难辨乡音，岂不乱成一锅粥！(雷抒雁为作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