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访谈:弘扬长征精神 履行历史使命
http://www.cflac.org.cn   2006-09-07  作者:张国育  来源:人民网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战争奇迹。我党我军在长征中成熟壮大起来,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直至今日,长征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她对于我军大力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贯彻落实,履行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将产生深远影响。值此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军事科学院部分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进行了专访,现将访谈记录献给读者。——编者

    记者:长征中,各路红军分路突围,被动应战,但却达成了高度统一的战略默契,形成一盘棋。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各路红军还会有如此协调的战略配合?

    寿晓松(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各路红军确实在战略上高度默契,协同配合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战略转移,南方游击根据地的征战,陕甘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游击作战,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整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战争奇观?首先靠党的绝对领导与统一指挥。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每当重大战略选择的当口,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都给各部队及时的战略指导,如红7军团及后来的红10军团,转战于闽浙皖赣四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迫敌抽重兵驰援,支援了中央红军转移。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曾一度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但在党的有力领导下,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仍然得以恢复,三支主力红军在西北实现了大会师。没有党的绝对领导,不会有这样的战略配合。

    其次是各路红军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局部服从全局,勇于承担牺牲,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各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都不同,除了自己作战,还积极为兄弟部队创造条件。当时的通信联络很差,然而,凭着对事业和理想的忠诚与追求,各部红军仍能主动配合。红25军得知主力北上的消息后,主动西征,分散敌军兵力,付出了巨大牺牲。红二、六军团接到军委要其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的命令后,果断放弃原来的战略意图,迅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在战略上的密切协同,使长征形成了一个形散实不散的整体,敌人无法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根本实现不了各个击破的企图。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能处理好内外部各种重大的战略关系。今天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尤其应加强统一筹划,不为一时一地所限,多考虑战略层面上的整体性、相关性,少考虑部门利益和眼前利益,从军队建设全局和履行新使命的角度出发,摒弃自成体系的发展思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以及以我为中心的旧观念,解决力量分散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记者:四渡赤水作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例,表现出毛泽东指挥艺术的精彩绝伦之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挖掘的空间?

    齐德学(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当时,国民党“追剿”兵力有40万,还有飞机。而中央红军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只剩3万余人,弹药消耗殆尽,全军覆没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重创敌军,跳出了包围圈,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原因很多,如国民党军派系不一,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合力;蒋介石的惯用战法是围堵,表面气势汹汹,却在红军巧妙的“走”与“打”面前,显得没有新意,虽握有重兵,却被毛泽东牵住了“牛鼻子”。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可四渡赤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用今天的话说,用兵如神靠的是信息优势。徐帅回忆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有总理等人,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敌人内部有我们的人,加上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

    红军的“信息优势”是怎样形成的呢?长征中,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中央红军早在反“围剿”作战时,就组建了无线电分队,开办了通讯学校,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掌握了当时堪称“高技术”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技能。长征途中,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空中侦察,但四渡赤水的那段时间,恰好是贵州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较量,胜负高下岂能有变?连龙云也叹息道:“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今天,我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处于弱势,转化优劣对比,取决于能否抓住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当前,制信息权有了全新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情报侦察,以新的C4ISR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支持能力与信息对抗能力,成为新型战斗力的独立要素。加强对制信息权的研究,尽快提高整体信息作战能力,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各根据地的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没有统一目标,联络中断,仓促上路。可路线选择却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目标。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赵一平(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看似偶然,实际上反映了必然。红军长征时,抗日救亡成为最主要任务,但红军又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族危难和自身生存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着长征的战略方向。

    长征首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解决生存危机,必然选择国民党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自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西部落后,前者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敌人的兵力集中在那,而西部地区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因此,向西突围成为各路红军的目标。

    同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焦点在华北。中国共产党要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必然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结合起来,把红军突围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结合起来。选择靠近华北的西北地区,是经过周密战略运筹的结果。

    1935年6月,红军懋功会师后,一度出现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大争论。最终还是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陕甘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北上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在时间上恰逢其时,顺应了民心,顺应了时代,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为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能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确立正确的方针,关系到革命成败。这里,有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在西北,并抓住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化的历史机遇,不仅对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后续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持续的过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当代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科学筹划,逐步推进,保持后劲,任何忽略周密的战略运筹,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发展不平衡的军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记者:红军由“抗日必先反蒋”转变为“北上抗日”、“逼蒋抗日”,又由长征初期的被迫退却转为向西北的战略挺进。这一系列大变化,充分说明了我党把握形势、统驭全局的能力。这对当今我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有何启示?

    温瑞茂(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不要家国沦陷,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选择。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大片河山沦丧,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侵略,把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复杂、最困难的战略指导问题。一路上,红军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宣讲党的抗日主张,以北上抗日为旗帜进行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保证了红军同人民群众和各种爱国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大团结,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当战略方针鲜明地转变为北上抗日之后,党就把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升华为一个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号召力的伟大战略行动,党起到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为赢得新民主主义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略方针的转变必须适应时局的变化。历史证明,红军的战略选择充分考虑到了时局的发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牢牢抓住了红军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当前,我们面对一系列崭新的时代挑战,如何把握时代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科学规划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及改革进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有效维护国家权益与国内稳定,顺利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等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胡锦涛主席洞察国际战略形势,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能否有效履行这一使命,将决定我军能否抓住机遇,把军队建设推上又快又好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牢牢抓住新世纪头20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记者:红军的指挥体制在长征中发生过重大变化,富有效率的指挥体制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指挥体制是如何调整的?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陈力(研究员):长征之前,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指挥机构。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绝境。1934年12月18日,政治局曾在黎平召开会议,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军事指挥的错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确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后来的猴场会议规定,必须由政治局讨论作战问题,由于多数人对军事指挥不精通,讨论过程漫长,决策迟缓,最后往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形成决定。这种指挥方式显然不利于抓住战机,快速作战,摆脱敌追堵。这时,又发生了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红军不应去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但他却是少数派。后来,经过毛泽东反复劝说,红军最终决定放弃打鼓新场。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指挥作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必须建立集中指挥体制,减少环节,才能使指挥适应快速作战。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从此,红军在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指挥下,在赤水河两岸往返穿插,乘虚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夺取了决定性胜利。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对保证红军长征胜利太重要了。

    今天的战争形态已进入信息化阶段,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和及时权威的决策机制,已经成为主动权得失的关键。必须加快指挥体制改革步伐,克服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机构重叠的现象,解决因协调不力、关系不顺引起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内耗,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作战潜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效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

    记者:红军在长征途中深感流动作战的艰辛,“走”不是目的,最终要寻找落脚点,但数次尝试未果。能否谈谈红军长征落脚点变化的来龙去脉?

    陈传刚(助理研究员):长征落脚点选在何处,经过了相当多的周折。博古、李德等人的原定计划是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反攻。但由于消极避战,一味西逃,遭到重挫,8.6万人锐减到3万。如果继续原定计划,势必与多我五六倍的敌人决战,甚至可能全军覆没。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挥师贵州,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来,蒋介石又调集了约40万兵力围拢而来,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下,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红军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变化。

    由于敌军兵力优势太大,封锁了长江,红军北渡受阻,中央决定暂放弃北渡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大范围机动作战,寻机北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终于跳出包围圈,渡江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四次变化。

    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川陕甘计划也没有实现。这时,毛泽东提出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以便将来向东发展。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变化。红军继续北上,终于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渡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在甘南哈达铺,红军从当地获得的报纸上进一步证实,陕甘两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正蓬勃发展,毛泽东说: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随后,榜罗镇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长征落脚点的六次变化,苦苦追求的都是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伤员无法安置,没有可以依赖的后方供应,弹药和给养极度匮乏,艰险和困苦常人无法想象。经过艰苦卓绝的跋涉,红军边行军、边筹粮、边打仗,终于落脚陕北,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从此才转危为安。在汲取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强烈感受到全面建设现代化装备与后勤体系的重要意义。

    记者:遵义会议后,红军因高速机动出现高度疲劳,不少人不理解运动战,产生了埋怨,好像在领导层也出现了争论。当时的真实背景是怎样的?中央是如何处理的?

    王建强(助理研究员):既无根据地依托,又被敌重兵包围,红军别无选择,只有以长距离高速机动,摆脱困境。这就是有些人抱怨的走“弓背路”的由来。1935年2月16日《告红色战士书》中说:“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一阶段,红军的“走”不是逃跑主义的机械行军,而是“以走制敌”,诚如聂荣臻所说:红军“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毛泽东在反“围剿”时提出的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原则,广大指战员都认可,但开始长征后,机动更加高速,更加频繁,距离也更长,同时由于失去苏区依托无法得到及时补充、休整而更加艰苦。高度疲劳,再加上个别战斗没打好,红军有损失,引起了一些不满。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给“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写信埋怨说,红军尽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红军应走“弓弦”,走捷径。林彪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5月1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批评了林彪,统一了思想,坚持高速机动作战的方针。结果如何,历史已经做了回答。

    走“弓背路”,看似弯路,却赢得了全局的主动;走“弓弦”,看似捷径,却可能输掉全局。这就是辩证法。它启示我军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要关注现实困难,更要着眼未来挑战,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没有长远眼光,虽然眼前得益,却失去未来。我们既要充分估计眼前的困难,又要科学设计战略目标与长远规划,并制订阶段计划和落实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难题,一步一个脚印向既定目标迈进。

    记者: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动挨打,重压之下寻生机。遵义会议后,红军跳出包围圈,边打边找出路,主动实施了若干次战略转变,把被动的退却导向胜利进军。对此,今天军队的转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翟清华(副研究员):长征经历了从被动转型到主动转型的艰苦选择。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严重失败,被迫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首先确定了新目标——在敌人薄弱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同逃跑主义和流寇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作战指导上,从实际出发,不固执于某一个方向,实行了大范围的机动作战。战略思想的转变,牵引战略方针的改变,相继取得赤水、贵阳、昆明等一系列作战的胜利。显然,没有果决的战略转变,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

    尽管长征中的战略转变是在战争中完成,但许多根本性的内容仍然可以为我军今天的转型提供借鉴。建国后,我军体制编制基本是“大陆军”体制,后来有过多次改革,是随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所做的相应的调整,如世界上几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之后我军所进行的战略性转变,包括战略方针和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的调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军开始转变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的模式,探索建设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益型军队的新路子。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世界新军事变革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无论从战略思想,还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后勤保障等,都有了质的飞跃。我军开始更加主动推进军事转型。胡主席赋予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明确军队不仅要完成维护祖国统一的传统任务,而且要承担起有效维护国家太空利益、海洋利益、能源利益、电磁空间利益等新任务。担负这个历史使命,我军就必须完成战略转型——由国土防卫型向国家利益防卫型、由陆战为主向陆海空天电联合作战、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军队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更新思维方式。我们应把更新观念、创新军事理论作为转型实践的先导,把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把实现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作为深化军队改革全局的关键环节。成功的军事转型将确保我军在未来战争中不丧失主动。

    新时期的军事转型,具备很多长征时期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借鉴红军长征的宝贵历史经验,把它发扬光大,我军必将进入一个又快又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