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巴金


    眼下，我们在一些旅馆饭店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摆着一堆大部头、厚厚的套装书，而且都是大盒子、大开本，装帧豪华、图文并茂，表面看起来琳琅满目，好像很有分量，其实卖一折的价钱都无人问津。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读者中流传着这样几本书，开本不大，往往是小32开，字数也不多，每本不过百多页、八九万字，可是捧在手里让人感到沉甸甸的，格外有分量。这几本书就是巴金先生写的《随想录》。它们被读者称之为“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巨著”，“以散文形式在文学道路上树起的又一座丰碑”。

    这几本小书之所以有分量，就是因为它渗透了一位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深刻感捂，还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极为坦诚的“忏悔”，包涵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巴金老人自己则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

    《随想录》是巴金的晚年之作。写作的背景是“文革”刚刚结束，很多人心有余悸，也有人对噩梦“不堪回首”，还有人明明欠了债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四人帮”迫害的受害者，以一贯正确的姿态“文过饰非”，更有甚者还手提“左”的棍子准备“秋后算账”。当时虽然浩劫已过，但环境尚未宽松，而巴老的这些作品都是写出之后随即发表，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波折以及“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都足以说明说真话还是需要勇气的。巴老有这样的勇气，更有满腔的真诚。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之爱，来自独立思考后对自己灵魂的挖掘，来自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他说：“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随想录》在文体表述上也是平实如话，娓娓道来，像是在与你促膝谈心，然而这样平实沉重的笔调，发表之初就得到“严厉的批评”——“笔调太平谈”、“忽略了文字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老人的回答是：“我不是用文字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实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

    也有人说《随想录》有些“絮絮叨叨”，第一集前三十篇文章中有四十八次提到“四人帮”，第三集里翻来覆去地说“要讲真话”。“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是啊，如此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这位善良而真诚的老人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在中国社会中，“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直到今日，还有人批驳巴老的“说真话”，说什么“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应该说真理”等等，这种质疑似乎挺有道理。然而，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又谈何“真理”？当然，真话首先得是实话，而不能是空话。巴老说的就是真话、实话，做的也是实事。老人说得多么朴实：“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绝不宣传。”

    敢于解剖自己，乐于献出爱心，为了真实而活着，为了真实而写作，这就是巴老令人敬重之所在，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读《随想录》的理由。遗憾的是，眼下读者在书店里已经很难买到这套书了，能够见到的只是定价2000元的《巴金随想录手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