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国活得最苦的老人
http://www.cflac.org.cn   2005-10-20   作者:   来源: 新华网

 

  

    一个大气磅礴,热情澎湃的书生,一个从未停止过对敌人攻击的精神战士。从天堂到炼狱,再到重返人间,这个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更与良心同在。他的一生都在寻梦,他的一生都活在激流中。是啊,激流中,他像一只巨擘,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巴金100年的生命历程,映射了一个独特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他丰富而独特的人格,他的赤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国的良知,是世纪的良知。

    这一家的罪恶我来救赎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性格的根柢。

    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100年前的11月25日,一个婴儿在成都一个大家庭中降生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从广元开始的。那是1909年,父亲李道河被任命为广元县知县。那时,巴金5岁,仁慈的母亲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老师。三哥打了丫头,受到母亲的责备;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因为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

    1957年6月,巴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历时半个多月。他一到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正好此时,《文汇报》记者向他约稿,他“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巴金躲过了一场劫难,他也“想多找机会表态”,因而写了一些文章。这时的巴金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他一向主张的“独立思考”和“讲真话”的勇气。

    跟着别人说假话说得多了,巴金似乎渐渐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他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地做起“奴隶”来了。

    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坚持真理,不软弱不说假话的中国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并没有以此来原谅自己,他反省,他忏悔,他自我批判;为了几十年前对路翎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他郑重写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

    巴金发现自己在那段日子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着。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