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话剧已经一百年了。我父亲李默然作为中国话剧研究会会长，这两年一直为纪念话剧百年盛典而忙碌着。

我生长在沈阳一个被称为文艺大院的地方。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歌舞团、辽宁歌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辽宁芭蕾舞团、辽宁乐团都在这个院子里。

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艺术气氛浓厚的地方，可是我小时候并不喜欢艺术，只是贪玩儿，那时候宁可踢球、逮蛐蛐也不会去看一场话剧，也有时玩得没什么新鲜的了，曾偷偷溜进排练场里看大人们在干什么，但印象不深，只觉得看见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好像没什么劲。而且那个时候辽艺的排练场是非常严肃的，一但发现了我们这帮孩子进来了，不管你是院长的儿子还是书记的闺女，一律轰走。所以，小时候对于戏剧我没什么印象。我印象中没有完整看过父亲演过的一出话剧，也不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更不知道这个院里住着许多名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院里有许多大腕儿。

“文革”十年，我父亲和一些我认为的好叔叔好阿姨开始受到批判，我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名人，是知名的艺术家，老百姓都认识他们。

十年动乱结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艺术家、戏剧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很高。这时才开始完整地看话剧。完整地看了我父亲演的《市委书记》、《报春花》等在当时非常轰动的话剧，才明白了好的戏剧对人的感染力，等到看过我父亲演出的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后，才明白：一个被人民公认的戏剧家确实非常了不起。

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我开始考虑这辈子靠什么养活自己的岁数了，这时才感到自己好像什么也不会！突然又想到自己是不是会演戏呀？这才开始回忆父亲他们的排练场，他们的剧场，剧场里的灯光，还有观众的掌声。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是干戏剧这行吧！起码小时候见过呀！

于是，我自己偷偷去考中央戏剧学院。老师看了我的报名表，请来一位年长的老师，老师问我：“你考中戏你父亲知道吗？”我说：“没告诉他。”老师又问：“你认为他能同意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你回去问问你父亲再来吧！”

我当时有点儿不高兴，我自己的事问父亲干嘛？我就先去问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当演员的堂哥李如平。堂哥听说我去考了中戏，瞪大了眼睛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一个挺大岁数的老师非让我问我爸。堂哥问了一下老师的模样，对我说：“那是你父亲的老师，我们的表演系主任严正教授啊！”严正这个名字我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说起，在印象中是我父亲的恩师，我知道这下子事情闹大了，赶紧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请示。正如我原来想像的，我父亲对我当时的选择一点不支持，反而劝我能干别的就不要干这个。

第二天，李如平告诉我，中戏的考官对我非常满意，还说了一句“还是龙王爷的孩子会浮水”，这话着实让我高兴了许久，觉着我一定是块演戏的料。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中戏没上成，可是演戏这条“虫儿”在我心里开始闹腾了。

几经周折，我干上了演员这一行，父亲也支持了我的选择。许多人总问我，你父亲怎么教你演戏。我只能说：没教过。确实没教过。我父亲好像是坚决相信演员是个需要天赋的职业，不是那块料，怎么学也没用，是那块料，自己悟去。可以说他没给我纠正过一句台词，没教我一个动作。

可是我和父亲一起排过戏，还是受到了我父亲相当大的影响。

首先我父亲准备戏非常认真，他的剧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自己写满了字，我认真看过，有他的角色分析，有台词分析，有人物心理过程，有对台词的疑问，有当时的感叹。应该说他用过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本非常丰富的角色自传。

我父亲每天准备角色非常严肃，从我1978年和他一起拍第一部电影，到1998年和他拍20集的电视剧，我都看到，他只要一进化妆室就不再说话。他对我说过：演员一上妆，你就是这个角色了。你必须尽全力开始熟悉你的角色，这样你才能表演真实。他参加的每一个剧组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只要一上妆，谁再和他开玩笑，他是要发火的。

我父亲拍电影拍电视，在现场从来没忘过词。不但他自己一定提前背好词，也要求演对手戏的演员也必须背好词才能到现场。他说：“演戏要做到词儿顶嘴。”所以他到现场，情绪总是饱满的。我进过一些电视剧组，演员忘词了，导演说：“忘词了没关系，可是嘴一定要动，这样好在配音的时候补上词，不行你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嘴动就行。”我真不知道这样拍出来的电视剧，演员的情绪怎么能对，观众怎么能看下去。

我父亲演话剧更加认真，在开演前他一定要一个人在后台默戏。有一次来北京演出，一位和我父亲关系非常好的领导同志来看戏。这位领导同志到剧场后对我说：“我见见你父亲。”我说：“他在默戏。”领导说：“说两句话，表示问候。”我到后台，对我父亲说：“首长来了，要和你说句话。”我父亲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摇了摇头。我只好向领导说：“对不起，他默戏谁也不见。”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来采访他，到了剧场听说我父亲在默戏，白岩松非常感兴趣，提出来要拍一下我父亲默戏的场面。我父亲又坚决拒绝了。

这就是他演戏的严肃态度。

这么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一点儿东西。1998年，我和他一起拍摄电视剧《光荣街十号》。我在戏里就演他儿子，爷俩儿的对手戏比较多，我感觉父亲对我的表演还比较满意。电视剧播出后，记者采访他，我没想到他对记者说了这样的话：“这个戏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这个儿子演得不错。”我父亲从来不在艺术上说违心的话，我觉得他是真心地在夸我。

因为工作原因，我参加演戏的机会少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有戏剧这个“虫儿”。演不了戏我写戏还不成吗？于是，我开始学着写戏。

第一个话剧剧本是《马骏就义》。剧本写罢后，给我父亲看。他看后非常严肃地说：“你认为这就是话剧吗？你认为这样的剧本能排演吗？”我说：“这不就是不明白，所以请您看吗？”他说：“你要多看看好的戏剧，看看好的剧本。话剧离不开最基本的两条：有思想，有情。没有这两条，难以让观众看下去。”

几经修改，《马骏就义》上演了，我父亲来北京时特地来看了演出。看后评价还不错。但是他对我说：“有的地方就差那么一点儿观众眼泪就下来了。好戏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戏的地方，一定要做足，要不这个戏口就浪费了。”几句话，令我受益匪浅。

后来我又写了一部反映抗击“非典”的话剧《天使》。父亲知道后，立即给我来电话，帮我联系制作方和演出单位。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对我有一点儿信任了。那个戏上演时，他没来北京，没有看那个戏。

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回沈阳看望父母，看到家里到处都是准备纪念话剧诞辰一百年活动的材料，他每天接电话、打电话差不多也是说这些事。我随手翻阅他的这些资料，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中国话剧原来是一帮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搞起来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是“春柳社”，第一个演出的话剧是《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可是当时中国的学生为什么搞起了话剧？话剧为什么在中国曾经那么辉煌？现在中国的话剧为什么处境困难？这些问题挺有意思的，联系起来也许可以写成一部话剧。

从沈阳回来后，我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很快，一个“寻找春柳社”的话剧剧本名字凝固在我脑子里了。按照这个思路，我开始写一出新话剧，我想在剧中表现的是：一些现在的大学生，想重温当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学生剧社、排练中国第一部话剧《黑奴吁天录》的情景。我设想，学生自己排戏，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他们自己无法解决，于是就请教专业剧团的专业戏剧工作者，专业话剧人士请来了，没想到在排戏中他们对话剧的困惑比学生们还多，于是，在舞台上，学生剧社和专业剧团围绕什么是话剧、如何排话剧、话剧应该怎么演展开激烈争论。我力图让这个剧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业余戏剧爱好者的角度、普通观众的角度等多个层面来讨论中国的话剧。我设想的剧中人之间有比较大的反差，所以应该可以产生比较有趣的戏剧冲突。戏写完之后，又送给我父亲看。这回，我父亲特别认真地给我回了一封信，对剧本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不足，并提出，如果我同意，他可以推荐给其他戏剧专家看看，帮我把这个戏推出来。

《寻找春柳社》已经进入排练阶段，导演是北京人艺副院长、非常有实力的导演任鸣。4月底将在北京首演。那时我父亲在北京，我希望他能来看首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