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话剧演出活动算起，中国话剧已经整整100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并不封闭、排他，而是具有开放的度量。上个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学和戏剧出现过“两度西潮”。

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戏剧教育家、导演徐晓钟在6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上说，“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在“新浪漫主义”的名义下，把当时西方兴起的诸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话剧产生过一个粗具雏形的“现代派”。

整个20年代，中国话剧一度呈现出各种思潮、流派错综并存的生动局面。一方面，宋春舫等人纷纷译介西方的一些戏剧作品和理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受西方现代戏剧影响的剧作家和剧作。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国话剧逐渐把重点转向侧重写实原则和“再现”美学的现实主义，主动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民族的重任。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话剧在经过“左”的思想禁锢，话剧美学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封闭之后，西方现代戏剧理论、流派再度引入。如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戏剧、贫困戏剧、残酷戏剧等现代戏剧理论以及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人的演剧理论开始被认真地研究、吸收。

徐晓钟说，这次西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话剧工作者冷静、辩证地总结了历史上“借鉴”的正反面经验，对一切外来的戏剧美学和流派，既不盲目崇拜、全盘照搬；也不在尚未认识清楚前就轻易否定。戏剧工作者们努力吸收一切对中国话剧有价值的因素，形成了兼收并蓄，以现实主义、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美学精神、中国观众的审美追求特性以及创作者的个性等为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