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构筑西部人文新高地
中国红，构筑西部人文新高地
——重庆“唱读讲传”文化建设全景扫描
陈静 摄
马克思说，人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
以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历史节点，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在6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梳理和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当时间跨进21世纪，科学发展愈来愈成为鲜明而迫切的时代要求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更加要求文化建设继续深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并以此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时代要求，已经成为中国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后文化建设所要承担的崭新课题。
中国西部，一座新兴城市的文化建设实践，正试图为此提交一份参考答案。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重庆，她的文化建设主抓手叫“唱读讲传”，而广大老百姓更喜欢把它简单明了而又亲切通俗地概括成两个字——“唱红”。
三年时间，大力“唱红”的重庆奇迹般地红了。
其实，重庆的文化与“红”连在一起，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新鲜事，但重庆的文化因“红”而闻名全国，却又的确是近年才形成的事实。“唱读讲传”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模式，将重庆与“红”紧密关联在一起，成为了构筑中国西部人文高地的一次重要探索。
那么，重庆的“红”在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满足和文化力量？重庆的“唱读讲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文化建设模式？它又给这个全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带来了怎样的新型文化格局和发展态势？
让我们走进这座正在崛起的山城，去尝试解读她在文化建设中的“红色密码”。
27首红歌与3200万重庆人的精气神
文化直指人心，关涉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多大，首先在于其包涵的崇高精神和核心价值。
2007年，薄熙来主政重庆。
实事求是地说，重庆人对这位“明星书记”的到来是寄予了极高期待的。人们对他在大连和商务部的政绩有目共睹，当然希望他在这座正在步入发展快车道的西部城市再创奇迹。
此时的重庆，直辖已满10年，亟需在新的跨越式发展中彰显更高的身份定位。这个定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对重庆未来发展提出的“314”总体部署中说得十分明确：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而作为“314”总体部署的具体化，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3号文件对重庆更是支持巨大，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等人在《重庆模式》一书中，认为这一文件对重庆做出了13个“黄金定位”，而定位范围几乎无不规定在“国家”、“长江上游”、“中西部地区”这个层面上，其中“中心”一词使用了5次，“基地”一词使用了4次，“示范区”和“枢纽”分别使用了2次。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没有任何迟疑的余地。薄熙来明确表示，中央对重庆的总体部署是“国家战略，必须完成”，重庆人要有“大干一场的精气神”。
粗略翻一下关于重庆的各类报道，可以发现，自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精气神”这3个字，是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中一直反复强调的重中之重。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都在人”，薄熙来紧紧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核心理念，“发展一定要依靠人、改善人，把人作为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目的。”
那么，3200万重庆人，怎样“依靠”？怎样“改善”？怎样成为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
2008年7月，重庆市委宣传部起草了一份文件，经重庆市委市政府同意，由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在这份题为《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的文件之后，还附带了27首重点推荐的红色经典歌曲曲目。而这27首红歌，是由薄熙来本人亲自推荐的。
这是重庆整个“唱红”的发端，也是振奋重庆人精气神的起步。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唱红”这一文化建设的“非同寻常之举”，立即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仅仅是在30年前，人们听见一首港台流行歌曲还是那样新鲜；短短30年后，传唱红歌却变成了焦点话题。这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随着社会的开放进步，人们的文化生活在多元多样、日益丰富的同时，是不是也伴生了某种缺失？
实际上，“唱红”的更早发源地是在江西。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江西电视台已经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红歌大赛”，并出人意料地受到全国观众的关注，人气飙升。因此，文件的起草执笔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敏锐地意识到，大力倡导红歌传唱对提升重庆人精气神必将起到关键作用，红歌传唱必将会“变成当代重庆人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这份文件，显示出重庆把“唱红”放到了城市发展战略举措的新高度，第一批推荐的27首红歌，成为了重庆新形势下文化创建的破题之笔。
然而一开始，认为“唱红”不过是“走形式”的人不在少数。重庆是一座红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的城市，著名的“红岩精神”就发源于此，但红色文化作为信仰符号，被演化为空洞式说教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时至今日，重提红歌，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拨动当代人的心弦、凝聚当代人的精神，不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为了消除部分人对重庆“政治作秀”的怀疑，重庆在推动“唱红”上“小题大做”，力度空前。2008年下半年开始，重庆市区县各级机关部门、人民团体、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等，都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大合唱、歌咏比赛等相关活动，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更是冲在前面，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红色歌曲》，市新闻出版局、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重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辑出版《经典歌曲》光盘并上市发行，《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登红色经典歌曲并介绍创作背景及词曲作者，重庆卫视在黄金时段开辟栏目推广红歌……
群众的热情迅速被点燃了。社区、工地、学校、乡村，群众自发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红歌队纷纷涌现，红歌基地、红歌演唱活动遍地开花，时间不长，唱红歌就成了重庆人的一种“时尚”和“习惯”，机关开会，亲友聚会，大家都要唱上几首。而红歌曲目的范围，也开始迅速扩大。全市40区县，群众自发的“红歌会”、“红歌赛”密集举行。后来，连重庆市区的众多卡拉OK厅，也不得不纷纷更换歌单，以适应消费群体要求点唱红歌的市场新需求。
“现在出去度假、野游、进卡拉OK，都会唱几首红歌。”巫山县检察院职工陈瑜说，“不唱，就觉得没感觉。”
文化直指人心，关涉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多大，首先在于其包含的崇高精神和核心价值。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风雨洗礼的经典红歌，其承载的并非只是“政治美学”，更重要的，是一种被大众公认、经历史淬炼的美好理想和信念。
随着红歌的传唱，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各方面显现出来。机关干部上下班迟到早退、懒懒散散的现象少了；社区群众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少了，日常生活中打麻将、赌牌的少了；相反，人们关注社会话题的意识强了，进取心事业心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多了……一句话，重庆人，长精神了。
“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和导向，在于它核心的内涵是一种价值观念，是理想、信念和信仰。”2009年6月，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上一语中的。在重庆，与“唱红”并称的“打黑”行动中，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4万余条，其中80%是实名举报。这一看似与文化建设毫不相关的数据，折射出的却是一座城市“鲜红”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从政府推动到群众主动，从公开场合集体演出到私人文化生活消费，“唱红”成为重庆人真正发自肺腑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化生活方式并不是以一种文化怀旧式的情调流行开来的，恰恰相反，“唱红”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和重庆时代发展的一种更深层面的精神共鸣，是与每一个重庆人当下的实际工作紧密衔接的激情与状态。
薄熙来评价“唱红”“扶正了全市人民的精神状态”。不过，红歌传唱这一步，从整个重庆最近3年来的发展格局看，却还只是一台气魄宏大的文化“大戏”的一个精彩起笔。
14省市大调研，文联人“三把尺子量重庆”
重庆的爆发力，需要一个强大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来激发，需要体系中的每个人释放出他们全部的爆发力。
红歌激活了重庆，但重庆只有红歌是不够的。
红歌的一夜流行，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文化创建上的一个“神来之笔”，但它同时也鲜明地凸显出，处于跨越式发展期的重庆，对整体文化提升的需求是何等强烈。
按照“314”总体部署，重庆将要承担的，是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领头羊”角色，而假如没有文化的全面提升，要完美地胜任这个角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城市在跨越式发展中缺乏文化作为强大的支持，缺乏配套的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智力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可能有持续的源动力的。
重庆的爆发力，需要一个强大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来激发，需要体系中的每个人释放出他们全部的爆发力。
自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全国的大后方开始，重庆这座城市一直在为完成“国家任务”而默默奉献，无论是解放初的巩固西南新生政权、大三线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三峡库区移民等，这座城市始终在国家战略中坚决服从大局。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座城市的工作重心一再转移，在文化发展上始终未能从容地腾出手来。而直辖以来，所有的文化软硬件基础更显示出与其身份不相配套的尴尬。
对这个尴尬，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认识是清醒的。而重庆所有的文化人，更是感同身受的。如今，面对新的历史任务，这个问题明确地摆在了重庆人面前。
人们都清楚，在红歌点燃了昂扬的精气神之后，重庆还必须变成一片文化的沃土，必须和它的名字“山城”一样，成为一处全新的文化高地、一座西部的文化山峰。
这既是重庆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重庆跨越式发展本身包含的应有之义。
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实现？
思考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还有众多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重庆文化界人士。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超，正是其中之一。
2008年到文联走马上任的王超，恰好赶上了重庆文化发展的这一风口浪尖。文联是一个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的文化组织，人民团体性质决定了它上联政府下联群众的特殊职能定位，而作为文艺家之家，它本身又是各文艺领域高端人才的汇聚地和重庆所有文艺专业院团、群众文艺团体的联络服务枢纽，更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重庆市许多区县宣传部、文广局、群艺馆等在内的宣传文化系统的各级干部，以及电视台、报社的媒体骨干，也有不少被文联吸收，同时在这个组织里承担着这样那样的工作。因此，重庆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文联息息相关。
当然，文联不是行政部门，没有硬性任务，这个时候，文联可以当仁不让，却也可以敷衍塞责。
王超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他的态度，不仅代表了文联，更是重庆所有文化人勇于担当的一个典型缩影。
“我到文联短短3年，已经和文艺家一起受到薄熙来书记的7次会见。这对当初的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市委市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感染下，文联人也更加努力工作。”王超坚决地说。
就在红歌席卷巴渝大地的同时，重庆市文联也启动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连续3次、跨越14省市、行程数万公里的文化大调研。
自2008年8月起，重庆市文联先后组成8个调研组，分赴北京、上海、天津、浙江、云南、陕西、河南、辽宁、四川等14个省市和重庆市内10个区县进行文化调研，认真查找差距和问题，冷静分析解决办法，并形成了长达1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
实际上，这3次调研，也是在文化建设中落实薄熙来“三把尺子量重庆”的一项重要举措。薄熙来在2008年3月提出，重庆应以“纵尺”、“横尺”和“国尺”分别与自身发展、兄弟省市以及“314”总体部署进行对比，认清成绩、寻找差距、努力发展，让自己“有坐不住的感觉”。
经过这3次调研，文联人也的确坐不住了。
差距太大了。先不说与其余三大直辖市已经形成的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津门文化”相比，重庆无法望其项背，就连中西部地区已经崛起的“文艺川军”、“文艺滇军”、“文艺湘军”、“文艺陕军”等后起之秀，重庆也难以企及。无论从文化资源积累、文艺阵地建设、文艺精品打造、文艺人才推出各方面来说，重庆的底子，都太薄了。
就拿文联本身来说，在人员编制上，北京市文联行政、事业编制115人，天津市文联111人，上海市文联230人，云南省文联113人，四川省文联93人，陕西省文联97人，而重庆市文联仅47人。在人才资源上，上述各省市所拥有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和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的数量，也远远超过重庆市文联，仅北京市文联拥有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就几乎是重庆市文联的9倍之多。
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重庆缺乏全国叫响的文化活动品牌，缺乏全国闻名的大文艺家队伍和足够数量的全国公认的精品力作。
作为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大足石刻、白帝城、神女峰、朝天门等众多文化名胜资源的城市，作为拥有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解放碑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城市，作为拥有以创作了油画《父亲》而闻名全国的美术家罗中立、三度“梅花奖”获得者戏剧家沈铁梅等文艺领军人物的城市，重庆却常常在外人口中被称为“没有文化的城市”。
对于重庆的文化人而言，这是何其尴尬、何其无奈的事情！
再不奋发，更待何时？
在重庆市文联开展的全员职工“重庆大开放、文联怎么办、我该怎么干？”的大讨论中，创作评论室主任周滢劼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在文化发展上，如果其他城市在跑，我们应该以飞的速度。”
这也是重庆所有文化人心里的一句话。
重庆蓄势待发。摩拳擦掌的文化人，做好了释放自身全部爆发力的准备。在红歌振奋了重庆人的精气神之后，一场城市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悄悄酝酿。
全民“充电”，一粒“维生素”掀起的文化“养身”热
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体现的是一种持久效应，而越从基础做起，这种持久效应就越能得到切实保障。
2010年夏天，重庆市文广局副局长、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也是重庆市文联所属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的刘明华，接到了四川乐山外语学校校长专门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2010年四川省高考语文状元出在该校，这位学生在谈到自己的学习心得时，认为有一本书对他助力极大。这本书的主编就是刘明华。校长在兴奋之余，打电话来，希望刘明华将该书再为他们学校提供一批。
这本书的名字，叫《读点经典》。
接到电话的刘明华痛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但并不怎样激动，实际上，他心里有数，这只不过是在“红歌传唱”开展后，重庆文化发展第二记“重锤”的一声余音而已。
真正让他激动的，是这本书已经在重庆掀起的全民阅读热潮。此时，距此书正式问世才不过仅仅一年有余。
2008年10月初，刚刚从外地出差返渝的刘明华接到了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亲自部署的一项任务：编一本“口袋书”，1万到2万字，要求出差旅行随手能带，越方便越好，内容就是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精华节选，目的是利用紧张工作之余一切可能的学习时间，“提高重庆市干部的文化素养”。
对于一位高校的知名文化学者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任务，但刘明华却分外重视。他知道，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薄熙来倡议下做出的又一个重要文化举措。履新之初，薄熙来对重庆许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不够满意，曾在多次调研后指出“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文化、知识积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这本“口袋书”的最初设想，就是面向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
短短几天，刘明华以西南大学相关专业领域的博导、硕导和骨干教师为主组织起了阵容豪华的编辑团队，明确要求大家把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科研课题看待。为此，编辑团队专门建立了备选篇目资料库，汇聚了海量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在篇目选择上反复权衡，百般比较；在注释上精益求精，甚至一个字的注释会在数十种选项里细抠；在编辑上提出了“零错误”的严苛要求，并一直坚持到目前第30辑出版，几十万字篇幅没有一处标点的差错和解读的硬伤；这一切，都是为了“不仅符合文化普及的学习需要，在学术上也同样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一册样书在短短3个月内拿出来了，薄熙来从版式、篇目、板块调整乃至文章字号等都给予了细致的意见，并最终拟定书名为《读点经典》，平实而明确地表达了该书的内容和编辑的目的。在序言中，薄熙来把它比喻为“维生素片”，称“每日一粒，亦可养身”，并明确要求每月一辑。
书一面世，在重庆广大干部中立即引起强烈反响。2009年春节，不少干部发到刘明华手机上的贺年短信里，都提到了这本《读点经典》，说它“亲切”、“熟悉”、“有用”。
2009年1月，《读点经典》正式进入图书市场，与普通群众见面，3月，销量开始猛增，到第二辑出版时，首印增加至50000册，到第三辑出版时，首印又增加至100000册，仍不能满足需求。2009年，《读点经典》进入畅销书前列，2010年，入选全国“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完全出乎预料，这套本来专为党员干部设计的读物，却在重庆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的文化“养身”热。
看似偶然，实则完全合乎文化本身的时代传播规律。
知名评论家韩浩月在《北京日报》撰文分析，对于当下众多忙于工作，“无力从浩浩书海中撷取核心内容的读者”来说，《读点经典》是一种“微阅读形式”，让阅读变成一种“随身行为”，这是使经典名著进行“相应变化以适应读者”的时代“捷径”。
事实上，在快餐文化、娱乐文化泛滥的今天，人们在精神满足上对经典的需求并非在减弱，而是在增强，“微阅读”方式对应的“维生素”效果，证实了方式的科学性和大众对文化“充电”的强烈需求。
位于重庆市中心的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解放碑书城是重庆最大的书城，14000平方米营业面积内同时陈列着20万个品种的书籍。书城经理邓丽介绍说，2010年《读点经典》仅此一店的零售量就达20多万册，因书中内容大量包含红色经典和传统文化精品，还带动了延伸阅读，造成了中共党史、领袖传记等红色书系和诸子百家等国学书系的同时热销。书城开辟了“红色专区”和“国学专区”，而邓丽在日常巡视中发现，来此购书的并不限于重庆本地人，不少来自新疆、吉林、陕西等地的出差者，都专门来此询问《读点经典》。
重庆市委宣传部因势利导，于2009年2月出台《关于广泛开展经典阅读活动的实施意见》，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经典诵读”形式，发动各界群众在重大节日开展集中的经典诵读活动，而且特别强调“学以致用”。
据不久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的“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在这粒“维生素”产生的连锁效应下，重庆市图书阅读率由过去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8%，上升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6.9%。重庆市11000多个图书室和10000多个农村图书外借点，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中吸取养分，重庆启动了全民“充电”的基础修养之旅。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体现的是一种持久效应，而越从基础做起，这种持久效应就越能得到切实保障。
“让大众养成阅读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这是从文化根基上解决城市格局提升的一个方式。”刘明华感慨地说，而对自己在此中承担的工作，他不无自豪，“能够让学术大众化，这是做学问的人的最高追求。”
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凝聚着人类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它所产生的激浊扬清的力量，正与红歌的扶正祛邪互相呼应。重庆人对城市文化氛围的变化，几乎产生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感。
黄桷树下故事会走进千家万户
文化和生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文化越能给生命提供滋养，这种亲和力就越强大。
红歌唱起来了，经典火起来了，鼓起了强烈进取精神的重庆人，开始用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这些文化精华。
2009年3月，重庆市委市政府紧锣密鼓，根据地方实际，推出了文化建设的第三项重要举措——讲故事。
不了解重庆的人会觉得奇怪，在一个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风行、网络游戏娱乐明星充斥的时代，“讲故事”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形式还有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可能吗？
事实证明，有。
这一文化建设的激发点，重庆又选对了。
“讲故事”是重庆民间文化生活最具亲和力的传统形式之一，当地方言对它有一个亲切的称谓——摆龙门阵。
上世纪90年代，当时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文联常务理事、区曲艺家协会主席的沙坪坝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曾令弟，曾在一次会议上强烈反对把位于重庆沙坪坝区中心位置的文化馆，转让给一位从美国来的“投资人”做“商业开发”，其核心问题是对方要在这片区域的“改建”中砍掉文化馆旁边那棵百年的黄桷树。
“黄桷树下龙门阵”，这在老重庆几乎无人不晓。这棵老树周围，是当地民间讲故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地，而这棵树本身，在重庆的民间文化人眼里，更是一个鲜明的人文地标，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附近的老百姓，没事的时候都喜欢聚到这里来听故事。
“发展是硬道理，但一定要是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这个‘道理’才能长久地‘硬’啊。单纯要GDP，是真正的发展吗？”如今，回忆起当初的激烈争辩，曾令弟依然动情。
在曾令弟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树还是保住了，文化馆也没有“出让”，群众文化的这块阵地继续坚守。后来接任文化馆馆长，同时也是区文联主席的黄吉林，感慨万千：“半个多世纪了，故事阵地始终没有断掉，不管是‘文革’期间的严酷环境，还是经济大潮中的某些极端价值观念的冲击，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个文化传统是群众的需要。”
讲故事，一种最朴素但也最深远的民间文学传播方式，它看似没那么华丽，没那么时尚，没那么精英，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观照和浸染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带着极强的亲和力，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朋友间交流，“讲段子”“侃大山”，影视、小说等大多数文化产品创意之初的文本，最基本的东西都是“故事”。中国最著名的畅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曾说过：“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而重庆市委宣传部把讲故事的任务交给重庆市文联来具体负责组织和推进，又是一步深思熟虑的好棋。
相比于唱红歌和读经典，讲故事需要更加复杂的组织发动工作，不仅需要开展活动，还需要组织甚至培养创作、表演人才，推动产生大量作品。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门提出“组建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文化广电局、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联线、市文史馆、市文联、市作协、重庆广电集团等部门单位组成的讲故事活动协调小组”，就可见其工作牵扯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而这个“活动协调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了市文联。
这实际上是对所有文化教育单位、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全市群众的一次“整合发力”。重庆市委宣传部一眼看中了文联在这个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个“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这个扎根于基层群众文化艺术各领域的“人民团体”，特别适合成为这样一个“整合者”。
在人员、编制等方面还没有完善好省级架构的重庆市文联，责无旁贷；早已满怀激情的文联人，选择了自我加压，开始谱写一曲“文联故事”。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打造活动平台，文联人在机关、学校、企业、乡镇等地四处奔走。因为一无权，二无钱，文联人在具体工作中自然免不了有吃闭门羹、看冷脸、受委屈的时候，再加上有些年轻人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中，不少同志都掉了眼泪。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激发人们的原创热情，和重庆历史有关的红色革命故事、正在重庆本地发生的廉政打黑故事、每个重庆人身边的创业致富故事，是群众特别爱听的几类故事，文联人开办了一系列故事刊物，鼓励所有人去深入发掘，广泛采访，乃至现身说法。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培养表演人才，各级文联开设了一系列故事员培训班，邀请全国著名故事活动家、上海《故事会》总编何承伟，全国故事大王肖化等曲艺家授课，向许多故事爱好者说明讲故事和演讲、朗诵等舞台表演形式的种种区别，摸索口头文学的艺术规律。
推动讲故事开展要营造声势扩大影响。文联就请来了刘兰芳、姜昆、王刚等全国曲艺名家参加重庆的讲故事活动，举办各种全国性的故事大赛，在基层社区和乡镇开展“故事大王”评选，并且选拔确定故事基地，南岸区文联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故事家协会”。
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故事，老百姓感到亲切、可信，而身边的人在工作、创业、致富中发生的这些动人故事，又让老百姓感到振奋、鼓舞。讲故事活动，常常是台上一边讲，台下一边议论。而故事活动的形式更是千变万化，从舞台上的故事比赛，到公园的“龙门阵”、社区的“广场故事会”、乡村的“院坝故事会”……故事在重庆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群众心坎，文化的力量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候故事讲完了，大家还不走，还问我故事里的主人公家在哪里，甚至真的去看看。”云阳县教师进修学院的年轻教师、故事员冯炎均说。
文化和生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文化越能给生命提供滋养，这种亲和力就越强大。
全市的讲故事活动火了；但一向在人们印象中“悠闲自在”的文联却忙坏了。
据不完全统计，自重庆讲故事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已编创故事6000余个，培训故事员13500多人次，出版《讲故事》杂志44期，发行110000多册。
在重庆，当动人的故事与所有人的生活逐渐融为一体时，先进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最“潮”主流，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互相“借力”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都在说明，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主心骨、精气神、发动机。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才有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
最近一年多，重庆市巫山县国土局局长汪中来养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都会给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发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不是家常话，而是选自伟人名著和国学经典中的一些箴言警句。他用这种方式，提醒在外独立生活的女儿，凡事学会甄别，不要在社会上“学坏了”。
汪中来的做法并非偶然，更不是任务，而是受到了红色文化的感染和启发。在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等文化活动在重庆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发送“红色短信”又成为山城的一大时尚。2009年4月，在“红言颂——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启动仪式上，薄熙来带头发出了第一个根据红色文化编写的“红段子”。半月时间，这条署着“薄熙来”名字的短信被转发1600万次。
群众对红色短信创作传播的热情再次触发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系统的引导工作。2009年5月20日，重庆市委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广泛开展手机“传箴言”活动的实施意见》，将内容定位从“红色短信”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拓展，使其与之前的文化创建活动一脉相承，引导市民自发利用手机短信这一时尚方式传播红歌歌词、经典格言、优秀小故事，成为深化“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活动的新的重要载体。
为推进“传箴言”活动，重庆移动、重庆电信、重庆联通先后建立并开通了活动平台，使全市市民包括使用小灵通在内的手机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
先进文化一旦搭载上先进传播技术，其影响力更令人惊叹。仅截止到2009年底，重庆市民转发“箴言”就达1.2亿条次，与之前手机短信“黄段子”、“灰段子”满天飞的社会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据重庆移动一项调查显示，重庆超过90%的人认为，短信传箴言给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来了正面影响。
传播反过来又带动了创作。2009年5月，首个“红言”短信创作传播基地在重庆市渝北区成立，包括机关干部、高校教师、大学生在内的30名人员开始定期创作红色短信；6月，重庆市高校“传箴言”活动专题网站开通，大学学生可以方便地上传自己的原创“箴言”；8月，中央文明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联合在重庆举办“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对优秀原创短信进行评选；9月，贵州省委宣传部来重庆就“传箴言”互动活动进行专题座谈；10月，重庆贵州两地优秀短信创作高手携手重走两省市红色革命纪念地，激发创作灵感……
而随着短信传箴言活动的深入，网络信息时代的一切新技术手段都开始不断渗透进来。2010年，QQ签名、QQ空间传箴言活动陆续启动；2011年，微博传箴言、电子贺卡传箴言、手机彩信彩铃传箴言活动陆续启动……
重庆的主流文化越来越“潮”，年轻人也加入得越来越多。根据大渝网的后台统计，在大渝网上传箴言的网友中，90%是40岁以下的用户，60%是“80后”。新媒体的开放性、广泛性和互动性，是不可能使用强制手段让用户参与活动的，而广大年轻人参与热情之高，使我们不禁感慨，当先进文化借先进技术而发力之时，先进技术又何尝不在借先进文化之力，来吸引自己的用户？
《光明日报》曾刊文把重庆文化创建活动归纳为“唱读讲三字经”，而与时俱进的重庆人随后又加上了一个“传”，构成了更为科学系统也特别时尚好玩的“四位一体”主流文化建设的“重庆模式”。
实际上，重庆文化界的有心人早就隐隐感觉到，从红歌提神，到经典养身，从故事讲述，到短信互动，重庆在文化发展中自我振作、自我充电、自我创造、自我传播已经悄悄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而2010年，薄熙来也在全国“两会”中明确表示：“唱读讲传”是重庆“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整套建设方针”。而这一整套建设方针，中心作用就是让主流文化、先进文化在广大当代群众中深深扎下根。
重庆一项调查显示了这个“根”如今已扎得有多“深”。调查结果表明，83.3%的被调查者认为“唱读讲传”提升了重庆人的精气神；86.46%的人认为唱红歌能给人以精神力量；86.36%的人认为读经典能给人以思想力量；84.99%的人认为讲故事能给人以榜样力量；81.22%的人认为传箴言能给人以思想启迪。
归根到底一句话，重庆人在“唱读讲传”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力量，就是崇高精神的力量。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都在说明，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主心骨、精气神、发动机。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才有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文化建设问题，得到了全市群众的热烈响应，薄熙来的发言铿锵有力。就在这次全委会上，“唱读讲传”活动被定为重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办好的九件实事之首。
一个省级行政区党委专门召开全委会研究文化建设问题，这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在重庆之前，只有浙江曾经这样做过，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0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对“唱读讲传”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项活动使群众自我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教育引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据统计，2008年6月至今，重庆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8.1万场，参与市民超过1.1亿人次；编辑出版《读点经典》30辑，单辑发行量最高超过70万册，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开展经典诵读展演活动7.9万多场、参与市民2735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11.8万场，参加群众4500多万人次；全市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3亿多条次、参与用户2.8亿人次。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这也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氛围。
以红歌切入，延伸到古今中外一切积极健康的“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最终形成了一次主流文化建设的大动员。山城重庆，彻底“红”了。
热在基层，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散”
人民群众对自己认同的文化总是会有发散创造，这既是群众无穷智慧的迸发，也是文化创新力量的展现。
很多人都认为，重庆的整个“唱读讲传”文化建设是“自上而下”的，甚至少数人还误会其中带有“官办”的“行政命令”色彩，这让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在面对许多外省市媒体采访时颇感无奈。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重庆来亲眼看一看。”王合清说，“看过之后，你就知道这项文化创建是不是真正的‘热在基层’。”
其实，面对以“亿”为计量单位的参与人次，这个问题已不言自明，没有群众的真正热情，这样的参与规模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群众在这个文化创建过程中，以自己的智慧进行的无数“发散创造”，更是增强了“红色文化”深邃的时代活力。
重庆市荣昌县文工团退休音乐工作者熊尔康，自发创作“新红歌”《苍天大地》，被市委宣传部大力推广，这让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其实，老百姓一直都有自发的各种集体性文化活动，只是红歌的提倡让大家感觉内容更充实了。而除了已有的经典红歌，老百姓也特别希望唱一唱新时代的内容。”
像熊尔康这样从“唱红歌”到“创红歌”的例子，在重庆并不是偶然现象。“唱红歌”带动了一大批专业文艺院团的骨干深入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来自群众的基层文艺人才，他们在活动中崭露头角，文艺灵感频频激发，而市委市政府对于“红歌”的概念，界定并不狭隘，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只要是内容积极向上、旋律优美、能够陶冶人情操的歌曲，老百姓唱得“来劲”，唱得“健康”，就全叫“红歌”。这就给了熊尔康等人一个充分发挥才华的大舞台。
“以前搞歌曲征集，一次也就几十首，现在动不动就是上千首。”重庆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永安感慨。
读经典活动也别开生面。重庆人民小学的学生在活动中穿起了古装，孩子气十足地进行了“角色扮演”，你演孔子，我演孟子，在校园里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经典对话”，再加上老师在旁边不停地提醒：“‘孔子’，你怎么忘词了？”“‘孟子’，该说什么了？”那种亲密而有趣的“国学体验”就连成年人也流连忘返。而把经典带入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不仅仅是孩子，许多单位“学以致用”，为“用”而“学”。比如市委组织部特意组织学习古今中外选拔任用人才的经典格言，市纪委鼓励职工留意有关廉政为民的经典篇章，市委宣传部的干部职工自然更关心文化育人的箴言警句。
讲故事活动更是让群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巫山县建平乡瓜瓢村，把“讲故事”巧妙安排到了村里的红白大事现场，让主持人、村干部、证婚人上台给大家讲“家常”，而且就从眼前的“故事”讲起，这场婚礼办得好不好？这家为什么能把媳妇娶进门？是怎么发展经济引来“凤凰”的？姑娘看中了小伙子什么优点？这些“故事”和在场的人息息相关，没一个不爱听的。云阳县、荣昌县，农村致富能手、农民企业家自己成了“故事员”，讲创业的酸甜苦辣，同样吸引着下面议论纷纷的听众，大家一条街上、一个村里住着，怎么人家能成功，咱就不能呢？老百姓情不自禁地要听、要想、要问，不知不觉，创业的智慧、人生的启迪，就通过故事钻进了老百姓的心里面。
人民群众对自己认同的文化总是会有发散创造，这既是群众无穷智慧的迸发，也是文化创新力量的展现。“唱读讲传”在基层群众中被生发的无数不同“版本”，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趁势发力”的最好促进，也解答着重庆基层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
“重庆的文化底蕴其实很丰厚，但这些年来总感觉缺那么‘临门一脚’，把城市的品牌推上去、打出去。‘唱读讲传’现在踢出了这一脚。它让老百姓的文化鉴赏水平一天天提高，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和需求一天天增加，这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是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三度“梅花奖”获得者、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感慨。
正是这种推动力促进了重庆文化艺术高端品牌的“重庆制造”。近年来，300多部长篇小说，1000多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集，100多部影视文学作品，40多部影视剧，60多台各类舞台剧，3000多首歌曲在重庆文艺家的努力下先后问世，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100多项国家级文艺奖项，也被重庆的文艺家们一一捧回。
重庆市社科院文史所副所长罗锐华自2010年3月开始对“唱读讲传”文化建设工作进行理论性研究。在他看来，“唱读讲传”是针对重庆复杂的城市形态所创造出的一个地域文化“协调发展”的科学模式。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身，全市8.24万平方公里，面积比京津沪三地加起来还多一倍多，但3200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就超过2000万，辖区内40区县中有14个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城乡差距大，人均收入差距大，区县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大，三峡工程百万库区移民中80%属于重庆辖区。这是一个矛盾集中、问题复杂、城市形态极其多样的新兴直辖市。
但“唱读讲传”却在如此复杂的文化建设环境中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这一点，罗锐华感受到了，而始终站在文化建设一线的基层文联人，感受更加鲜明。
荣昌县，重庆市农业经济为主的一个县，在重庆市并不算经济发达的地区，前些年县区街道“脏乱差”的现场也不少见。“唱读讲传”活动开展后，群众文明、礼貌、健康的生活习惯逐渐养成。荣昌县文联主席林勇自豪地说：“2009年，我们这里成了重庆市第一个获得‘全国文明县城’的县。”
云阳县、巫山县，都是重庆的库区移民大县，宣传文化工作尤其不好开展。云阳县普安乡乡长陈勇回忆：“那几年矛盾比较突出，移民的补偿经费问题，迁移安置问题，扯皮的、上访的，相当多，甚至连基层的党组织都出现了不稳定。老百姓特别需要一个思想上的‘主心骨’。”巫山县建平乡瓜瓢村支部书记孙祖金感慨：“难，家家情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你得一家一户做工作，甚至有几年连群众大会都开不起来。”而“唱读讲传”创造性地把党和政府的移民政策放到了歌曲和故事中传播。云阳县文联主席王万田说：“这个文化活动真正让广大群众知道了政府在做什么，这很重要，让老百姓安了心。”巫山县松峦社区的向宗银，一个65岁的老人，前几年曾经因为移民矛盾把当地公安局长都打了，今天却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唱红歌”活动积极分子。他说：“搬进新居，环境好，生活舒心，党和政府的好处，我说不出来，但唱得出来。”
南岸区，全国文化产业先进区，重庆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区之一，动漫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营出版企业遍布区内，区文联主席刘钢更是重庆唯一的“全国文化产业先进个人”。他从文化产业角度对“唱读讲传”做了解读：“文化是民间的，只有群众文化的底子厚重了，文化产业才有后劲，而对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产品来说，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对这个文化创新最活跃的领域又是一个健康的促进。‘唱读讲传’的引导和激发，合起来对南岸可以说是一次文化生产力的新‘解放’。”
面对“唱读讲传”在基层的火热局面，王合清总结了他的心得：“让群众真正成为主体，宣传文化部门的工作也就回归了‘本位’。重庆市宣传文化系统在‘唱读讲传’中起的是引导、推动、助力作用，而不是让群众反感的强加、强制、强迫于人，在文化内容的倡导上，在文化基地的指导上，在媒体宣传的引导上，在群众文化骨干的培训辅导上，都是尊重和坚持群众自发自觉自愿。群众觉得受益了，自然积极性高。宣传文化部门越好地‘回归本位’，群众的智慧越会鲜活地呈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越会激情四射、有声有色。”
内陆大开放与西部大开发的“红色”格局
在世界的竞争中，思想文化优势是一种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今年6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到重庆考察，特别希望能听一听重庆“红歌”。在文化部与重庆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华红歌会演出现场，当美国反法西斯歌曲《雪绒花》的旋律响起时，基辛格既惊喜又诧异：“这也是‘红歌’？”而他得到的回答毫不含糊：“反法西斯歌曲，当然是‘红歌’！”
这个有趣的细节大概会让基辛格博士深思，但也同样让我们深思。
没错，重庆的“红”，是一道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的风景线。
3年来，当不少人还在质疑重庆“唱红”是“回到‘文革’”、是“极左路线”时，重庆人已经用自己的“红色”名片，敲开了从中国西部走向世界的大门。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称赞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内涵十分丰富，既有中国革命领袖的著作，还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来自欧美的伟大人物的警世格言。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英国政府亚洲特别工作组主席查尔斯·鲍威尔感慨“唱读讲传”“传承民族文化，增强了自豪感，提振了精气神，我很想学习几首红歌，感受唱红歌带来的激情”。
而基辛格在考察结束后同样高度认同“唱读讲传”是“鼓舞了城市健康向上的精神，是一种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勇于创造也善于创造的重庆人，充分展示了“红歌”的“普世价值”，红歌、红段子、红色故事，乃至整个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经典文化、先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今中外的优秀经典，所呈现的又无不是积极向上的“红色”气象。“唱读讲传”极富创意地将其勾连融会于一体，成为了重庆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主流文化体系。在重庆，“唱红”两个字早已不单指“唱红歌”而言，它更是广大民众对文化建设“高唱主旋律”的朴素认可。
“‘红’是汉语中褒义色彩最强烈的词，红色代表生机、活跃、青春、热情，代表明亮、鲜艳、力量、奔放和充满生命力。红歌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红歌’的‘红’，不仅是昨天革命先烈的‘红’，还有今天幸福生活和未来美好愿望的‘红’。”何事忠对“红”的阐释，切中要害。
按照何事忠对“红”的阐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庆流行的“红歌”，不仅有《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领航中国》等振奋人心的经典作品，也有《东方之珠》《七子之歌》《军港之夜》《我的中国心》等通俗甚至港澳台流行歌曲，参加“中华红歌会”等重庆大小红歌会的演出队伍，为什么既有来自全国内陆各省市区的代表，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民众，甚至还有古巴、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姑娘小伙……
“中国红”已成为重庆的文化底色，而它所呈现的开放的文化气场，与重庆在跨越式发展中对经济社会进步所做出的重大创新，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开放”这个词似乎已经天然与“东部沿海”联结在一起，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根本无从谈起。但是，薄熙来到重庆不久，就明确指出，重庆发展的核心就是扩大开放。这个开放不是去“照抄沿海”，而是要实现“内陆大开放”。
这是一个突破性构想，也是为整个中国西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出的一次重大探索。为了实现这个构想，重庆除了尽力发展交通条件、创新产业模式之外，把软环境的营造和实现经济转型作为了最为关键的因素。
可以说，重庆以“唱读讲传”为抓手的文化建设，正切中了这个思路最关键的基础环节，不仅为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体人文素质的提升上做了有力支撑，也以其“奋发昂扬”的精神氛围营造了极佳的社会软环境。
同时，根据科学发展观要求，重庆高度强调统筹协调发展。宜居、健康、平安、畅通、生态、民生，一系列新兴发展理念被注入了重庆的发展规划并稳步实施，同时，开始有效缩小城乡、地区、贫富差距，点燃所有中低收入居民走向富裕的希望。
所有这些，与内陆大开放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紧密结合，与重庆亮出的“中国红”这一文化大意象，彼此高度呼应。
近3年来，重庆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15%左右的增长速度，始终位于全国前列，2010年前7个月增速甚至超过了17%，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50%，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思科、微软、IBM、NTT等一大批世界500强、国内外大型上市公司被吸引进入重庆。仅电子信息产业一项，预计到2012年总规模将达到6000亿元，到“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重庆周边地区出口企业至此无需再往上海、深圳等口岸跑，在此就可以办理一切出口手续，而它预计的GDP、工业销售值及常住人口，将在10年内“再造一个新重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两江新区“关键是在高起点上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科学发展新路，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新的示范和借鉴”。
2010年9月，世界出口发展论坛在重庆举行，这是该论坛首次在瑞士以外的国家举行，主办方对一个并无地理优势的内陆城市在开放上取得巨大成功表示出强烈兴趣，并试图将之作为范例向全球推广。更早之前，美国权威外交杂志《外交政策》，在它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08”中，将重庆评价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此后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对重庆更做出了“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的评语。
作为整个西部地区大发展的一架“火车头”，作为整个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位“探路者”，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功的实践范本，这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山城，在今天呈现出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3年时间，重庆依靠“中国红”筑起了西部一座新的人文高地，她的发展，也证明了薄熙来的论断：“在世界的竞争中，思想文化优势是一种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
高扬的“中国红”正是这个文化优势的真正内涵，“唱读讲传”这一文化建设模式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营造的先进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人文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重庆快速发展的精神引领和智力支持。
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重庆考察，他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唱读讲传’活动，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载体。活动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要好好总结重庆‘唱读讲传’活动的经验，大力宣传，进行推广。”
我们记得，马克思曾说过，人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无独有偶，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今天，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当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前进主题，重庆的“唱红”发人深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环境，如何在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的建设中，获得更健康、更有后劲、也更可持续的源动力，我们或可从这座正在崛起的“红色”山城中，得到一份深刻启迪。
短评
站立在文化应有的高度上
弋平
重庆，长江边上的一颗璀璨的城市明珠。它有着3000年的历史，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是我国城市中地貌最独特的山城，它滨临长江，挺立在山峦之上。
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耻辱的失败退让的底线，也是人民抗战的决斗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当新中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这里却正在发生最惨烈的一幕：大批革命先烈、共产党人以最大无畏的气概在黎明前慷慨赴死。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是一座屹立在地平线之上、有山一样伟岸英姿和伟大崛起的城市。这是一座浸透着烈士鲜血、矗立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丰碑的红色之城。
2008年以来，这座红色文化之城伴随着全国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城乡统筹的示范性跨越式发展，响亮地开始了“唱红”的文化创新之旅。3年过去，重庆的红色文化建设，硕果累累，惠及全民，震惊中外。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重庆市的“唱读讲传”的文化实践，以红色文化为切入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吞吐古今中外文化和文明成果，彰显了先进文化的思想高度、精神魅力和创新思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崭新创造和成功范例。它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解放、幸福、富强、民主的创造和追求人类和平、发展、文明理想的目标与实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引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是100多年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外文化碰撞交响而发出的黄钟大吕之音，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淬火、裂变、涅槃的火中新凤凰。
本报记者采写的这篇长篇通讯全面翔实地报道了重庆市的“唱读讲传”的感人细节，是本报记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重要收获。一系列的数字，记录了重庆市经济、社会、文化的惊人巨变；一系列的人与事，揭示了重庆市文化建设直指人心的深刻深远意义；一系列的成果成绩成就，提升了城市形象和人民精神风貌的精气神；一系列的创新创意创造，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境界新风景。这篇通讯回答了一些人的误会与偏见，它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重庆的“唱读讲传”决不是道听途说的所谓的“自上而下”，所谓的“行政命令”，所谓的“脱离群众”，而是“热在基层”、“发自群众”，是“文化自觉”和“人民创造”。这个结论来自记者的身临其境，来自深入的采访，来自对民间和大众实践的认真观察和调查。
我们热切地期望广大读者通过本报这篇报道走进重庆，走进重庆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所从事的文化造创活动中，领略这一片热土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获得启示，获得鼓舞，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精气神。
特别感谢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对此稿件采写给予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编辑：system）